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者职业流动及其收入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劳动者职业流动及其收入回报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提高了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概率，还有效提升了职业流动后的收入回报。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女性、农村户籍和低学历劳动者的职业流动及其收入回报的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拓宽就业信息获取渠道、促进灵活就业和推动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三个途径，影响劳动者职业流动及其收入回报。文章以职业动态转换为切入点，拓展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就业影响的研究视角，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畅通职业流动渠道，推动劳动力转岗提质就业提供了理论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回流劳动力收入影响及解释CSSCI

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金融能否助力回流农民工收入增长,发挥数字金融普惠式作用,仍需深入探讨。本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市级层面指数,结合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分析不同就业选择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回流农民工收入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影响回流农民工收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高1%,回流农民工收入增长0.132%。且创业收入高于被雇佣收入。(2)个体和家庭变量、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特征和地理特征均对回流农民收入变化产生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均能显著提升回流农民工收入。其中覆盖广度影响更显著。(3)空间异质性分析显示,我国东部地区、南方地区、华中和西南地区及经济相对发达的一线、新一线及二线等地区回流农民工收入受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更显著。(4)中介检验结果可知,数字金融能通过地方金融资源动员能力、社会网络及回流农民工职业选择等方式,影响回流农民工收入。本文研究可为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回流农民工收入,改善地区创业和就业金融环境提供相关政策支持。     

数字技能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FPS2018数据的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居民数字素养得到提升,各类数字技能的掌握为居民带来巨大效用,对居民的福利水平产生深刻影响。本文聚焦各类数字技能对居民产生的福利效应,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研究数字技能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居民通过掌握一定的数字技能可以显著提升其主观幸福感,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成立,其中数字工作、数字社交和数字娱乐技能的掌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地区层面,居民掌握数字技能可以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居民的福利差距,具体表现为缩小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以及乡村与城镇之间的福利差距;在个人层面,居民掌握数字技能可以缩小不同教育水平居民之间的福利差距。机制分析表明:居民掌握的各类数字技能主要通过“信息传递效应”“收入增长效应”以及“社会资本效应”三种途径促进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基于研究结论,建议地方政府重视数字技术普及程度的同时也要重视普及质量,让数字技术的普及真正惠及民众;政府应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使民众跟上数字技术发展步伐,并正确引导民众使用数字技术、提高数字技能,让民众充分发挥数字技能所带来的积极效用。     

城市外来人口劳动福利获得歧视分析

文章以2008年四大城市的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对比分析了本地市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在劳动福利总量及具体福利项目获得上存在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并测算了外来人口所受到的歧视程度。结果表明,三群体在劳动福利获得上存在梯度差异;劳动合同和城市因素对各群体的影响均显著,农民工受人力资本和社会禀赋的双重影响,本地市民和外来市民则受雇主类型的影响较大;与本地市民相比,农民工和外来市民在劳动福利获得上均存在歧视,且前者所受歧视程度大于后者。与外来市民相比,农民工在社会保险参与率上存在歧视,但在假期获得上不存在歧视。     

血亲网络对近代东北移民经济差异的影响:1845～1934年

文章利用20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农村调查数据,讨论了作为移民网络重要组成部分的血亲网络对移民间经济福利水平差异及社会流动性的影响。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血亲网络对移民提高自身经济福利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是导致移民间经济福利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移民在血亲网络的作用下可以实现自身的向上社会流动。文章不仅分析了血亲关系在近代东北移民活动中对提升移民经济福利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还揭示了血亲网络在移民群体中所体现的经济功能。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研究

文章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问题,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收入分配格局至少有两条途径:一是农村劳动力从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较高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非农部门,将直接导致整个经济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会通过改变非农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谈判能力来影响非农部门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而间接影响整个经济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之间有一定的必然联系,但现阶段仍可以通过调整国内的产业分布格局形成劳动力需求竞争态势、增加农村居民在第一产业的收入以提升保留工资、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协调谈判能力来逐步改变要素收入分配格局。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42份样本数据,从资本和认知的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工动机、农村生活、社会身份和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同时,家庭非农劳动力个数、家乡和家庭的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资本水平和追求个体发展的意识,改善其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促进作用。     

数字鸿沟、教育人力资本与劳动力收入北大核心

数字鸿沟阻碍了信息和机会的平等获取,是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深入分析数字鸿沟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有助于充分理解数字化时代的不平等问题,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依据。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数字鸿沟的相关理论与实证分析两方面考察教育人力资本协同作用下跨越数字鸿沟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跨越一级、二级数字鸿沟能够显著提升劳动力收入,教育人力资本可以加强互联网的增收作用,相比于低教育人力资本个体,高教育人力资本个体互联网技能溢价更高,高、低教育人力资本个体会形成收入差距,结论在采用互联网普及率和家人上网等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从小时工资、收入异常值以及收入样本选择三方面变换收入测度方式后依旧具有稳健性。分位数回归表明跨越一级、二级数字鸿沟对中等及高收入群体的增收效应具有统计显著性。建议继续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可及性和渗透性;着力打造高质量教育体系,持续提升教育人力资本积累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互联网+人才”的示范性作用,通过促进互联网技术与人才的结合从而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竞争力,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劳动时间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数据的分析

幸福是人们永恒的话题,如何让全体国民生活的更幸福是国家和社会的重要目标.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消费社会的理论视角,来探讨农民工的劳动时间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主观幸福感整体水平不高,且劳动时间普遍过长,劳动时间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劳动时间越长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要提升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需要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并限制用人单位的加班时间,使农民工在城市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时,性别、健康、住房、外出务工时间、相对收入、不确定性防范、城市融入和身份认同等因素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也有重要影响.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增长的影响

文章从理论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创业增长的影响及其机理,并利用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有效优化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和产业间的协调程度。(2)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激活劳动力市场创业热情,无论是生存型创业还是机会型创业均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效应,且数字经济发展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大于生存型创业。(3)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和社会分工深化助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增长。文章认为,应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以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切实促进创业增长。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1109份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四川省1109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重点探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存在积极影响。其中,人力资本方面,除了文化程度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没有显著关系外,健康状况、技能水平、培训次数及工作经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社会资本方面,朋友圈范围和从政或从商亲戚数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区域差异研究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70%以上,务工地点分布广泛。由于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特点的影响,其收入水平高低的影响因素也各有特点。本研究基于4 268份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的调查问卷,对比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水平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建立其收入的影响因素模型,检验异方差问题,选择最优的回归方式以检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绝对收入差距最大,西部地区最小,中部及东北地区的绝对收入差距处于中间位置。在相对区域差异分析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收入差距比较大,其次为东北和西部地区。在人力资本方面,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收入受到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中部地区主要受到务工年限和拓展性人力资本的影响,西部地区受到人力资本因素的正向影响,东北地区主要受到除学历外的基础性人力资本的正向影响,技能数起到正向影响。在社会资本方面,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收入主要受拜年人数及外地同学亲友数目的影响,而东北地区则主要受拜年人数及本地同学亲友数目的影响。     

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差异:一个社会资本的解释

在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有关性别工资收入差异的诸多传统理论解释均遇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基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文章运用2009年中国八大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JSnet2009),对性别收入差异议题进行再检验。在阐释了社会资本影响性别收入差异的机制后,文章进一步分解了社会资本对性别收入差异的贡献额。Oaxaca-Blinder分解显示,女性的社会资本欠缺,可解释性别收入差异的12.7%,占总解释量的70%以上;分位数回归分解进一步显示,在中高收入群体中,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更大,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贡献更高,并且女性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回报率也显著低于男性;另外,女性在社会资本上欠缺还是导致职业性别隔离现象的重要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的考察

本文基于全国198个城市的样本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三个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人力资本中是否参加过培训、培训次数、拥有的技能数以及技术等级四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而学历水平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社会资本中的外地同学亲戚数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数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当地同学亲戚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心理资本中城市归属感、本地人态度、对城市同龄人看法三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对未来变化的预期及生活满意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培育要切合其市民化发展的需要,增加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互动,加强对农民工的心理引导,促进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心理转变。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选择研究

本文利用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研究调查数据,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进入条件、就业影响因素以及就业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相对具有更狭窄的社会资本和更少的工作初始投入;教育显著提高了农民工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滞后一期的市场状态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选择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就业分流并没有导致农民工就业市场出现内部分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存在着强的自选择。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以X市农民工为个案研究

通过个案访谈,描述和分析了两个农民工的市民化历程。比较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力资本为农民工市民化奠定经济基础,并影响着农民工再构现代型社会资本能力;现代型社会资本则是农民工城市生活的重要资源。因此,帮助农民工提升人力资本,再构现代型社会资本对促进其成功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外出打工的439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问卷,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功能价值、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支付意愿的形成;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功利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也能够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支付意愿;感知风险对于感知价值、参照群体影响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支付意愿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据此,相关企业和培训部门可以优先考虑从提高感知价值和调动参照群体影响着手,有针对性地设计职业培训内容、推广职业培训项目,逐步消除新生代农民工的风险隐忧,提升其人力资本的价值。     

营养健康水平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的调查研究

利用北京地区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营养和健康状况进行详实的统计分析,集中反映出营养和健康水平、社会保障和工作环境现状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民工收入与其营养和健康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即营养水平越高,身体越健康,健康意识越强烈的农民工其收入水平也越高。这一观点的提出丰富了有关农民工研究的成果,对制定旨在提高农民工社会福利水平,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农民工城市融合中的“收入悖论”——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

文章基于2007年武汉市的调研数据,对样本地区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城市融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农民工城市融合中存在着收入悖论现象:收入水平在融合的初期与中期对融合程度的提高有显著的正效应,但融合后期,收入水平的继续增加并不能带来融合程度的明显增进。样本数据拟合出的融合曲线显示,收入拐点确实存在。研究还发现,受社会比较心理和收入补偿心理的共同作用,农民工收入拐点的限值水平远远高于同期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而与城镇较高收入家庭户的人均收入水平接近。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意愿

在考察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的基础上,利用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定量分析我国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业保障、社会保险、住房保障及教育保障等社会保障状况对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尤以养老保险和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状况的影响更显著。城市农民工的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等个人属性特征与迁入地发展水平、城乡收入差距等其他社会经济要素对其市民化意愿也有明显影响,年龄越大、在婚、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烈;迁入越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大。要实施新型城镇化规划,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首先要努力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平,特别要改善和提高农民工养老保险和子女教育的状况和水平;同时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把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的实现"1亿农民工市民化"重点放在东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