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升农民幸福感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研究基于972份农民微观社会调查数据,利用二元离散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保障因素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之间的关系,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保障因素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保障因素方面的收入保障、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和环境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经济保障在增进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要重视农村社会经济保障因素在增进农民幸福感提升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强化农村社会经济保障体系建设,以增强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获得感、公平度与国民幸福感提升——基于CGSS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CGSS微观调查数据,在运用非线性结构方程模型探察民生公共服务带来的获得感、公平度与被访者幸福感之间内在关联的过程中,二次效应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获得感与幸福感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当获得感持续增加并超过拐点之后方能正向提升幸福感。交互效应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则表明,公平度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公平度上升能进一步增强获得感、提升幸福感的正向效应。实证结果还进一步明确了获得感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这些非线性效应意味着获得感的提升并不必然会增进幸福感。因此,要提高民众幸福感,需持续增加获得感,同时确保获得感增进过程中的公平性是一切措施的重要前提,让人民真正从改革发展中获得实惠。     

女性就业与中国经济周期

构建包含就业性别差异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女性就业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产生的影响。参数贝叶斯估计的结果显示,女性劳动力就业弹性、名义工资刚性以及女性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均显著大于男性劳动力。这些差异意味着在外生冲击影响宏观经济时,女性劳动力更容易选择进入或退出劳动力市场,进而导致女性就业与男性就业对劳动力市场乃至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动态分析的结果表明：女性劳动力供给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显著大于男性劳动力供给冲击。女性相对劳动生产率上升在引起产出增加的同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紧缩”效应。女性就业相关因素是驱动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力量。因此,无论是从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还是稳定宏观经济考量,稳定女性就业均是相对较好的政策选择。     

有恒产者的恒心:农民工住房状况与就业稳定性研究

采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地级市数据合并,探索了住房状况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机制.首先,基准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估计结果均表明:在打工所在城市有住房的农民工,其就业稳定性更高.其次,通过对可能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观察发现:住房产权通过房奴效应和锁定效应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房价上涨会提升有房农民工的就业...     

社会救助中的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研究——基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实证调查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社会救助作为托底民生保障的基础,对精准扶贫、促进共同富裕有重要作用。借鉴国内外已有的测量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和上海浦东新区社会救助政策实践来设计民生三感测量工具,以上海浦东新区作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救助对提升获得感有积极正面作用,而具体社会救助项目对民生三感的影响呈现差异化特征。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获得感是基础,对安全感和幸福感均有直接作用;安全感是中间层次;获得感通过安全感的部分中介效应对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安全感对幸福感的作用大于获得感。因此,要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应当关注救助效果,重点提升就业救助,提高救助项目分布的科学性并重视通过提升安全感来提高居民的最终幸福感。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

本文借鉴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采用山东省居民生活状况实地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功能性活动为中介变量考察了这一影响机制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基本医疗保险对于提升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保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需求满足度评价越高,其幸福感提升越明显;社会参与、社会信任和休闲参与三个功能性活动要素,在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作为抵御健康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重要公共产品,基本医疗保险是居民更好融入社会的基础性保障条件,有利于形成积极的情感和认知体验,进而提升其幸福感水平。因此,在相应决策中要加强对参保居民的需求分析,重视提升制度实施的改善感和获得感,进一步关注政策实施所产生的可行能力效能。     

高铁开通、市场可达性与出口产品质量空间分布

采用多期DID等模型检验市场可达性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空间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由高铁开通引致的市场可达性上升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相较于非中心城市的企业，可达性上升对位于中心城市的企业产品质量影响更为显著，即高质量出口产品聚集于中心城市的空间分布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使用最小生成树算法构造成本最小的伪高铁网络作为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仍稳健。异质性分析显示，这一空间分布强化效应主要由非国有和高生产率企业、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和高竞争行业样本驱动。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由高铁开通引致的市场可达性提升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城市劳动力就业强化了城市间产品质量的空间分布格局。     

数字经济与非正规就业——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实证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在促进劳动力非正规就业方面的作用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存在人力资本异质性,数字经济主要提升了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高学历以及拥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主要提升了城镇居民和东部地区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提高工作自主性和工作收入并降低了工作强度进而提升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概率。研究结论明确了数字经济的就业效应,也为通过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劳动力就业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     

论我国基本社会保障服务的发展与完善

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社会保障服务的发展和完善有利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持续发展,有利于公共服务均衡化的实现.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应发展和完善基本养老保障服务、基本医疗保障服务、就业服务、生育与康复服务,其中基本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是核心.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应遵循多元化原则,并注重与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上则应提升医疗服务的有效供给,建立合理的管理机制和良好的医疗保险与医疗服务的协调机制.     

农业机械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探究农业机械化、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借助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三者间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第一,农业机械化显著影响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但具有滞后效应;第二,农村劳动力转移显著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第三,农业机械化可以直接作用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的遮掩效应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产生影响;第四,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直接作用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通过农业机械化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户口与迁移时间:上海城市迁移人口的阶层地位获得(1977—2014)

在经典地位获得模型的基础上增加户口和迁移时间变量,可以增强地位获得模型对于中国迁移人口地位获得的解释力。采用2010年"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和2015年"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两次重复截面调查的汇总数据,研究上海城市迁移人口阶层地位获得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获得上海户口的迁移人口的职业阶层地位显著高于上海本地人口,以及其他未获得上海户口的迁移人口。另外,改革初期迁移比改革后期迁移到上海的人口职业阶层地位更高。进一步分析发现,获得上海户口同迁移时间存在明显的交互效应:对于改革初期迁沪人员而言,是否获得上海户口对阶层地位获得的影响相对较小;对于较近时间的迁沪人员来说,获得上海户口对提升阶层地位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进口中间品技术水平与地区劳动力市场就业：事实与机制

“扩大进口”和“充分就业”通常被认为是两难选择,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界关注重点。本文尝试探究不同层次技术水平的进口中间品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影响,从理论上证明存在“非线性空间效应”,并进一步通过中国微观企业和中观城市数据研究发现,总体上中国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城市群集聚现象,城市进口中间品技术水平对劳动力市场就业存在“先抑后扬”的直接效应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空间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技术创新表现出自主创新规模的“技术红利”效应、技术吸收能力表现出“人才红利”效应,两者与进口中间品技术水平的正向协同作用显著。拓展分析表明,城市群内产业关联、有效竞争和集聚效应是影响差异化的主要原因。     

城市化进程中女性农民工的就业困境探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工业化的经济社会转型的加速,越来越多农村剩余女性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业。其在转移就业的过程中具有就业方式非正规化、性别歧视、就业层次报酬双低化以及就业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等突出特点。究其原因,主与女性农民工自身所具有的的特点以及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和社会的责任缺失有关。因此,为进一步促进城市和新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及早关注女性农民工,并且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女性农民工所面临的就业困境。     

国际服务外包对承接国就业的影响——基于产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分析

基于承接国的视角,通过产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分析,研究了国际服务外包对承接国就业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国际服务外包会促进承接国就业扩大,但就业扩大效应受承接国的服务部门产出水平、最终产品价格、服务部门劳动力成本、服务型劳动力要素禀赋等因素的制约。要充分发挥承接国际外包服务对我国就业的扩大效应,须大力提高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控制物价,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高技能服务型人才的储备。     

互联网与老年人力资源供给——来自CFPS 2018的经验证据

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互联网对城市老年人力资源供给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总体上互联网显著降低了老年劳动力再就业的概率,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PSM方法再估计以及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渠道分析发现,对于我国城市老年人群体,互联网的"替代效应"大于"信息效应""学习效应",因此降低了老年劳动力再就业的概率.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对高教育水平、低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群体再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有效促进中国老年人力资源供给、缓解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和现实意义.     

农村青年社会阶层认同、幸福感与生育意愿研究——兼论性别差异性

文章基于2010—2018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及性别差异性特征。实证研究发现,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二孩生育意愿中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幸福感在社会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存在幸福感助推效应。特别地,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存在性别差异,相对于农村女性青年来说,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男性青年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这一性别差异程度,一是随着宏观生育政策的动态演化而逐渐缩小;二是在外出务工农村青年中广泛存在,但在务农与没有工作的农村青年中不存在;三是在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之间呈现由强到弱的趋势。研究结果揭示了在鼓励生育的宏观公共政策背景下,应重视微观层面的农村青年的个体阶层与幸福感需求。     

走向合作保险型社会政策——2003年以来我国社会政策的新发展

2003年以来,我国在社会政策领域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措施与项目,形成了与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极为不同的发展思路.伴随着医疗保障、养老保障领域新项目的开辟与试点,我国社会政策体系正在从一个基于城市正规就业的社会保险型社会政策体系向基于缴费的合作保险型社会政策体系转变.合作保险型社会政策体系的建立大大扩展了中国公民的社会权利,但也存在着碎片化加剧、阶层分化扩大以及对个体稳定收入有较强依赖等潜在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数字经济与劳动力的行业流动——是溢出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本文重点关注数字经济对行业就业结构的影响这一问题。利用财新传媒2017—2019年的中国数字经济指数,从技能水平和性别两个维度探讨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并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行业内的高技能岗位比例,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同时存在行业挤出效应以及对上下游的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降低了行业内女性正规就业的比例,对女性正规就业存在挤出效应。     

劳动制度变迁与收入阶层分配效应——新劳动法七省面板数据

文章利用新劳动法实施后的七省调查数据,利用最新的计量技术-重置权重复回中心映射的无条件分位数回归(RIF)和改进的Oaxaca方法把新劳动法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分配效应分解为劳动力组成效应和工资结构效应(又称作政策效应).分解结果表明:劳动制度变迁过程中,尽管劳动力组成效应和政策效应均对各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但新劳动法引致的政策效应起主导作用.研究还发现,劳动者所处收入阶层位置越高,劳动力组成效应越大,政策效应越小;反之,劳动力组成效应越小,政策效应则越大.     

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

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劳动力个人的就业概率,而不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外来移民会挤占原有居民的就业机会。使用工具变量,对个人层面的就业决定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城市规模每扩大1%,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0.039—0.041个百分点。此外,城市规模扩大的就业增加效应对于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并不相同。总的来说,较高技能和较低技能组别的劳动力均从城市规模的扩大中得到了好处,其中较低技能组别劳动力的受益程度最高。城市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影响中等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就业概率。因此,采取城市人口规模的限制措施,并且特别针对低技能劳动力进行限制,将导致效率与公平兼失的局面,不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