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转化与扩张——莫言《檀香刑》与鲁迅创作的互文性研究

在当代作家中,莫言是受鲁迅影响比较大的作家。在莫言的作品中往往可以看到鲁迅文学的影子。莫言的《檀香刑》与鲁迅创作具有非常深刻的互文性。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檀香刑》是对鲁迅文学的吸收、转化和扩张。《檀香刑》的酷刑叙述是其突出的特征,鲁迅创作之中也有酷刑叙述。“看客”是鲁迅创造的,莫言也写了“看客”,同时也将刽子手赵甲作为主要人物。《檀香刑》的视角转换是对《狂人日记》视角转换的发展或复杂化。     

摩罗二重唱——莫言的《铸剑》阅读及其与鲁迅的家族性相似

从莫言的《铸剑》阅读,可以看出莫言与鲁迅文学精神的高度共鸣、相似。莫言与鲁迅的文学创作都受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潮流的巨大影响,两者在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潮流中相遇。莫言从《铸剑》看到的鲁迅精神,是鲁迅魔性叙事的突出特点。莫言的创作中也具有明显的鲁迅式的魔性叙事。莫言与鲁迅的部分创作都属于浪漫主义的极端型写作,都饱含激情、意志力量、怀疑与虚无,都有一种令人震撼的怀疑、反抗精神。     

论志贺直哉《暗夜行路》的悲剧性

白桦派骁将志贺直哉在日本近代文坛上有“小说之神”之誉。郁达夫称赞志贺的文学“文字精练绝伦 ,在日本文坛上所占的地位 ,大可比得中国的鲁迅。”1 他的一些代表作 ,对郭沫若、郁达夫等中国现代作家产生过积极影响。志贺文学的顶峰 ,是他的长篇小说《暗夜行路》。鉴于志贺的文学特质 ,《暗夜行路》可谓是一部志贺本人精神生活发展变化史。　　笔者认为 ,从本质上解剖《暗夜行路》,既是探究志贺文学的奥秘及其心灵生活历史 ,也是索解白桦派文学乃至日本近代文学的人文意蕴和人性感受的关键。一、《暗夜行路》的创作过程　　在日本近代文坛…     

“阴冷”的“悲哀”与“曲笔”的“亮色”——浅论鲁迅短篇小说《药》的主题思想和悲剧内涵

《药》是鲁迅在“五·四”前夜(1919年4月下旬)继《狂人日记》和《孔乙己》之后创作的短篇力作。它以“表现深切”、震憾人心的巨大悲剧内涵和“格式特别”、独辟蹊径的明暗双线结构,矗起新文化运动又一文学丰碑。关于《药》的主题思想,似乎早已形成所谓定论了。传统的代表性观点认为此篇小说“集中表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脱离群众”的“深刻悲剧”(西北大学等十四院校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史》),“批判了辛亥革命不发动人民群众的弱点”(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上海师院《鲁迅年谱》),“表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     

论《狂人日记》的“格式”

《狂人日记》是鲁迅小说中颇为“古怪”的一篇。他自己说过:“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表现的深切”无疑是指内容——反封建的彻底性,这好理解;但“格式”即艺术形式的“特别”,表现在哪里?众说纷纭,却又都语焉不详,难以服人。刘绶松同志说:表现在“承继了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严谨、洗练的特色,而且给了它以创造性的发展。”(《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57页)这未免牵强,与我国古典小说以情节曲折、故事性强取胜的实际不符。     

穆时英的小说创作

中国的现代小说,如果说在二十年代是以“乡土文学”和“自我小说”为人们所瞩目,那么进入三十年代之后,最引人注意的便要算是都市题材的小说了。《子夜》和《骆驼祥子》等作品的出现,使文学史家欣喜地写下了“长篇小说的繁荣”这类词句,同样,这方面的短篇,史家们也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单来。这一现象的产生并不偶然,是由三十年代的时代精神决定的。因此,当十八岁的     

“传统”“民间”的化用与创造——论莫言新作《锦衣》《故乡人事》的美学追求

莫言新作《锦衣》《故乡人事》是其创作固有的对传统的创造性发挥,既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之中,又融入了莫言个人的创造性。《锦衣》是对传统戏曲美学趣味的亲和,同时又加入了莫言个性的点睛之笔,融入了现代体验。丑角王婆、王豹的充分表演是对传统戏曲的改造。王豹的性格塑造则是对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承续。王豹的性格具有阿Q性格的一面:卑怯。王豹的革命类似阿Q革命。《故乡人事》是莫言的"笔记体"小说,有传统"笔记体"的意味,近似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对奇人异事的记录,也在神韵上沟通了魔幻现实主义;同时融合了鲁迅短篇小说的笔法和神韵,注重白描,更注重人物内心状态,直抵人物内心深处,传统与现代高度融合。     

中西文学创作成果之比较和透视

葛雷、齐彦芬在《西方文化概论》一书中以浪漫笔调写道:“文学是哲学、宗教、思想、文化的最美丽的花朵。”并断言:“西方文学是世界文学的尖兵和先锋部队”。如果以此为据,那么东方文学(包括中国文学、印度文学和日本文学等)就是世界文学的“后续部队”,这显然让人难以接受。因为无论从中西方文学史的纵向对比,还是某一时期中西文学创作成就的横向对比,都难以得出“西方文学是世界文学的尖兵和先锋部队”的结论,仅就小说《红楼梦》的思想水准和艺术成就而言,就敢于同西方任何一部文学名著相媲美。国际红     

论鲁迅的杂文艺术观

杂文应列为文学“正宗”说诚如鲁迅所说,杂文是“古已有之”的。然而使得杂文作家颇为灰心的是,这“古已有之”的杂文却从来没有被列入文学“正宗”的地位。到了近代,杂文创作有了很大发展,杂文概念也与前大不相同,举凡杂感、小品、短论、随笔、札记、随感录,乃至通信、日记等,就都是杂文作家乐于驾驭的样式。五四文学革命初期,新文学尚属草创,“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这里所说的“散文小品”,指的正是《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常见的随感录、短论等,也就是后来被一总称之为杂文的那一种文体。发展到三十年代,杂文更是兴一时之盛,至于有了“杂感年”,“小品年”之说,     

《罗生门》与芥川文学主题的确立

芥川龙之介在短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 ,塑造了各阶层众多的人物形象 ,从种种不同的角度来揭示人生、探索人性。少年时代 ,家人的所作所为使他朦胧地认识到人性的自私。而失恋事件则使他彻底领悟到人性的利己。于是芥川龙之介以历史为舞台 ,创作了小说《罗生门》,塑造了“罗生门”下的下人形象 ,从而确立了探索人性这一芥川文学的主题。一　　芥川对《罗生门》充满自信。尽管发表时没有得到广泛的反应 ,但他还是为这篇小说做了很多辩注。而且将自己第一部小说集命名为《罗生门》。芥川在《那时候的我》中对《罗生门》的创作动机曾作如下说明 …     

熔古铸今的艺术形态与风格──释《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就是“故”事“新”编 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如果说反映现代生活的作品,结集于,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的《彷徨》,那么,他的取材于古代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却是从一九二二年冬的第一篇《补天》《原题为《不周山》)、开始,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写的最后三篇《采薇》、《出关》、《起死》,延续了十三年之久,贯串着鲁迅思想发展的前后两个时期,而且是鲁迅生前编定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因而,就鲁迅的小说创作来看,《故事新编》,也是我们研究鲁迅思想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部作品。 《故事新编》究竟是什么性质、形态、风格…     

母神崇拜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在20世纪中国文学里,由于父权制文化权威的崩溃,母神崇拜极为明显。鲁迅的小说《补天》和郭沫若的诗歌《女神之再生》等在五四启蒙文学中首先张扬了母神崇拜之旗帜。在革命文学叙事中,柔石和艾青等作家辛酸地塑造了苦难母神,而曹禺和冯德英等细致描摹着崇高母神。“文革”结束后,张承志、铁凝等知青作家在底层民众中重新发现了母神,但是自然母神的更为完整形象是在莫言、徐坤等作家笔下呈现出来的。由于自然母神的复杂性,恐怖母神形象还曾在曹禺、张爱玲等作家笔下闪露面影。母神崇拜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鲜明的母神形象系列,而且具有深刻的文化反思作用。     

回归的必然——对先锋内在机制的重估

从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在我国出现的先锋小说给文学创作带来了许多新鲜的经验,同时也提供了相应的教训。但这一创作现象一直没能得到恰当的阐释。一些后现代主义批评家出于张扬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需要,硬性肢解先锋小说文本,夸大它们反传统的一面,因而当这些小说家普遍向现实主义回归时,他们又大张挞伐。本文认为,先锋小说确实移植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技法,但它们又和西方原装的先锋小说不同,并从三个方面即人物——故事模式、意义的传达、生存的焦虑论证了它们中的多数文本依然和传统小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试验过后,先锋小说家普遍回归传统就势在必然。从这一论证出发,本文还认为文学中的任何革新必须尊重传统,完全摧毁传统只能走向岐途。     

杂文——鲁迅拓展的文学新天地

(一) 鲁迅的杂文创作,成就巨大,战绩辉煌,古今中外,无人可与伦比。他不仅自己树起杂文丰碑,垂范后世,而且带领一批革命作家披荆斩棘,开辟了广阔的杂文天地,为文学拓展了新领域。这不是说,杂文是鲁迅的新发明。在我国,杂文有着悠久的历史。鲁迅自己就高度评价了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小品文。到明末,尽管小品文走上了吟风弄月的歧途,鲁迅也还是肯定了其中积极的一面。杂文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特产,外国早有文艺性的随笔与小说、诗歌等并存,而随笔也正是杂文的一种。可是无论中国或外国,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初,似乎都还没有承认杂文是文学的一个分支。鲁迅说:“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现叫作tsa-wen(杂文)的东西。”因此,甚至当时进步文学界内部也有人责怪鲁迅专写杂文而不多搞创作,言外之意,写杂文不算创作。     

国统区讽刺文学现象述评

国统区的讽刺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群体文学现象之一。这一文学潮流的形成,脱离不开彼时特定的民众心理和审美欲望,作者将其概括为讽刺意识的空前凸现。这一讽刺文学现象发端于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之后这股潮流汨汨不断、颇有声势,涌现出如沙汀、艾芜和巴金那样出身于四川的作家创作的众多地道“川味”作品。与小说创作相呼应,国统区的话剧舞台也一改痛哭山河的悲壮,而时时发出满堂的嘘声。与此比较散文便相对显得温文雅致起来。但它并未表失掉直面人生的勇气,而是以诙谐、透辟的眼光,审视水深火热的种种世态,具有独特的不可忽视的存在意义和艺术价值。     

浅析大江健三郎与莫言的边缘化写作

大江健三郎 (以下简称大江 )与莫言的人生起点和文学起点有许多相似之处。莫言曾说 :“如果不是命运把我降生在这样一个村庄 ,如果不是把我放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之下 ,我的想象力无论多丰富 ,也不可能写出那样的作品。”1 大江则说 :“我自己也是一边想着森林环绕的山间小村一边写小说的。……但是我认为深深刻在我记忆中的村子和我造出来的村子是紧密相连的。”2 大江的故乡日本四国的“森林峡谷村庄”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相对于日本传统文学中的东京和中国正统文学中的都市 ,都处于边缘位置 ,他们的作品以描写边缘民间文化为主 ,反映了…     

Second Thoughts on the Proposition ＂Literature Is the Study of Man＂

钱谷融先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撰文指出,高尔基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于是认为最早提出“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是高尔基;进入21世纪后,钱先生又说,“文学是人学”的发明权应归属于泰纳。本文认为：事实上,高尔基未曾提出过“文学是人学”的建议,泰纳也没有作过“文学是人学”的完整表达。不过,尽管如此,钱谷融先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与文学生态中,能提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并阐释文学的“人性”品格,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才情,更具有非凡的意义。因此,在后来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中,这一提法产生了极其巨大的积极影响和作用。不过,也应该看到,“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缺乏其自圆其说的学理性依据,尤其站在新的世纪,以更高的标准对这一命题进行审视,其存在的局限性也是较为明显的,这就是：人是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不是文学描写对象的全部;人是评价文学的一个尺度,并不是评价文学的唯一尺度。文学还应遵循文学自身的特殊规律     

大序幕中的小序幕——简论《红楼梦》第一回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一文中指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的确,曹雪芹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集大成者,他写的《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文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深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更受到前代文学传统的影响。《红楼梦》确是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但这种“打破”,是在继承基础上打破的,《红楼梦》第一回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     

20世纪30年代中国小说理论之变迁

茅盾在20年代末提出了突出时代性的“新写实主义”。相应地,他对鲁迅小说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由此,他的文学观与后期创造社所提倡的普罗文学观就趋同了。其时,写实倾向大大地压过了表现自我的倾向,第一人称的写法遭到了批评。文学界展开了对于浪漫谛克及庸俗现实主义的批判,现实主义本身也发生了深刻的嬗变。在这股更新了形态的现实主义潮流中,又有着以茅盾为代表的重视艺术表现和以阳翰笙为代表的注目于转换立场与克服旧意识的两种不同倾向。鲁迅则以一种面向新时代的态度,并且以他深刻的经验,指出了当时小说创作的正确途径,解决了作家与所写题材的关系问题。     

艺术对象的地域化——一谈京味小说的艺术特征

<正> 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文坛上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小说品类——京味小说。它是近年来日益兴起的“北京文化热”这一独特的背景下发韧、繁盛并渐致蔚为大观的。其实,“京味小说”并非始于今日,如果追根溯源,老舍的小说当是“京味小说”的滥觞。早在20年代后半,老舍便以他充满北京地域生活风貌的风俗画般的作品,开创出这一独特的文学品类。然而,“京味小说”这一概念的产生,则是在80年代初期了。那时,北京文坛上的一批作家,宗承师法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