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能转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在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及其变迁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料和财产,土地制度的变化不仅事关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事关治理绩效与乡村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土地制度的“变动”引发了农民、农村社会要素能量的释放和能力的改变,实现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动能转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无论是产业发展、农民富裕,还是有效治理等都需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做出适应城市化、市场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变革,以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发展权和选择权。而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和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将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第三次“动能转换”,助力乡村振兴。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运动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制度改革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旨在实现"耕者有其田"与变革乡村社会秩序的革命。这场革命解放了农业生产力,重组了乡村基层政治结构,引起了乡村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促进了乡村社会现代民主政治因素的生长,使得乡村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上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乡村社会每天都在改造进步之中,每个人的生活也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有效促进了当时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对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乡村社会改造

乡村社会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乡村社会的建设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立足乡村社会实际,通过一系列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发展农业生产,改造小农经济,规范农民意识,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结构,构建了新的乡村社会秩序,把分散的乡村社会纳入到国家设置的政治体系中,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统摄和整合。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乡村社会改造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发展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农民经历了乡村革命、乡村建设、乡村改革、乡村转型和乡村振兴五个阶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之路。在不断探索与创新的过程中,党始终坚持为农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主线,以统筹城乡发展为行动遵循,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指向,积累了三个方面的宝贵历史经验,即尊重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有效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广泛参与;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坚持以农民利益为中心,与时俱进地推进改革创新。     

论苏区文化建设中的乡村俱乐部运动

苏区乡村俱乐部是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在乡村社会传播红色革命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创造苏区新文化的平台。作为苏区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中心,乡村俱乐部有效地组织了乡村的农民文化生活,它通过新鲜活泼的娱乐活动进行政治文化教育,提高了苏区农民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知识,从文化角度提倡和实现了农民的政治参与和文化享有。其成绩与经验,不失为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益借鉴。     

从新制度主义看中国农民身份的制度变迁——兼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

在农民中国,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身份。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民身份制度经历了三次变迁,每一次变迁意味着农民身份有新的内涵。作为中国社会的主体,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农民身份将向何处去成为一个亟待回答的时代命题。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土地经营权改革：爱尔兰案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农业的现代化需要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土地经营权制度。中国土地经营权改革要充分体现国情农情,同时在权能结构和改革路径等方面参考他国经验。为改造传统农业和提高生产效率,人地关系紧张和推崇人文关怀的爱尔兰,通过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改革,最终建立了以双重所有权为核心的现代土地经营权制度。作为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通过经营权改革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先行国家,爱尔兰案例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中国土地经营权改革有诸多借鉴：基于国情建立中国特色的土地经营权;通过试点改革,探索经营权的权能内容及改革次序;在推进路径上,以地方试验总结普遍规律,把政策创新上升为制度安排。     

从"党的领导制度"到"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经验教训中,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党的领导制度"这一全新的命题.在深化制度改革、建设、创新和执行的实践中,党的领导制度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逐步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一体推进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建设和执行,把党的领导制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根本保证.     

建构与重塑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权威的路径选择

政党制度权威的建构与重塑作为对政党制度的一种完善和发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是完善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契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权威的系统建构与重塑,应从多层面推进。首先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入手,构筑起强有力的精神文化支撑;培育与现代民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转变传统政治观念;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作为中国政党制度权威的主导,要求我们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效遏制腐败,确保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地位;在客观认识与正确定位各民主党派的作用及地位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究其本质来说,建构与重塑我国政党制度权威就是对我国政党制度的完善。无疑,强化我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建设,进一步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是建构与重塑我国政党制度权威的根本途径。     

中国共产党土地制度百年变迁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回眸中国共产党土地制度百年变迁,对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都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历经28年的艰辛探索与完善之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胜利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正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土地制度变迁,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中国共产党土地制度的百年变迁昭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取得成功的政治基础和根本保证,地权变革攸关经济发展和国家兴衰,农地制度改革必须用大历史观算政治账,历史研究就是为了奔向未来而对既往的追问与反思。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土地等主要的生产资料由农民私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这不仅引起乡村土地关系发生改变,而且对中国共产党在整个乡村社会建立新的行政关系和统治权威,以及使新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转变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乡村民主建设的文化探源与出路

中国乡村民主建设和农民的民主政治参与状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但农民的民主政治行为尚未达到理性化的高度.从国外引进的"形式制度"与农民的"社会心理文化"还隔着一层皮.探求乡村民主建设的文化根源,是解决乡村民主建设过程中存在问题的重要依据.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新论

当代中国农村土地合作化运动，是在改革农村封建主义土地制度之后开始的。以山东省莱西市为例，他ffl从1947年就开始把封建地主所有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农民个体所有的土地产权制度。人OJ把这次土地制度的大改革习惯简称为“土改”，实际上它是农民对封建主义土地产权制度的一场大革命。土改，使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民主革命纲领，从而，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历史已经作出结论；这次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大革命，取得了全面的成功，完全符合生产关系的变革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当代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第二次改…     

中国共产党对于乡村社会的整合政策研究(1937-1945)

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度。中国共产党要在农民国度里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必须对乡土社会进行广泛持久的政治动员和宣传,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与认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创建了多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并以经济整合、政治整合、思想文化整合等方面对于乡村社会进行了整合,通过这些方面的整合,对瓦解既有社会秩序、重构意识形态乃至抗战的胜利坚定打下坚实基础,也为之后新中国的成立赢得了民心。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农业政策成功的经验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原则,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内容,以满足农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需求为政策目标,并且在实施农业政策时注重工作方法,成功地调动起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产和政治斗争热情,最终在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夺取了全国政权,其成功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权属制度的变迁及改革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权属模式经历了土地农有、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土地集体所有使用权归农三大历史阶段.60年土地权属制度的历史变迁,给我们今天的土地制度改革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农村土地权属制度的设计应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目标,避免意识形态化;农民拥有的土地权利越多,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在于清晰的土地权属制度变革.现阶段,农村土地应坚持产权明晰的改革方向,最大限度地赋予农民土地权利,并辅之以配套社会制度的改革,以顺利推动农村土地权属制度改革.     

建党百余年来农民土地问题的辩证分析

建党百余年来,农民土地问题一直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既包括有效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的“正向实践”阶段,同时也有忽视了农民土地问题的“负向实践”阶段。“正向实践”阶段的成功经验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大浪淘沙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写进党的行动纲领,在乡村振兴的主旨引领下结合国情和乡情,不断升华农民土地问题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负向实践”阶段的教训在于脱离了国情乡情、违背了生产力发展规律,使得农民群众利益遭受损失。知往鉴今,新时代需秉持解决好农民土地问题之要义,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有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散论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舞台转换的不同时期,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制定出不同的士地政策。这些政策,正确地处理了土地国有与耕地农有、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平分土地与平均主义之间的关系,本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土地学说,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主题下,形成其最终目的旨在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又随时切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这些制度,为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是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组成部分,至今仍有借鉴作用。 一、土地国有与耕地农有 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地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①,是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源。因此,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就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主要内容。但变革地主土地所有制后,是实行土地的国家所有制?还是实行土地的农民所有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曾经历过艰难的选择。 马 克思,恩格斯是主张土地国有的,这是因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在研究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在这些国家里,小块土地占有制早已被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所淹没。因此,他由此结论,在推翻旧制度后,只需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     

农地制度变迁与农村社会管理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是乡村治理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历史上,每一次土地分配及产权归属的重大变化,最终都引致农村社会结构及组织管理制度的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赢得农民的认同,重建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随着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发展,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摧毁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经济基础,村民自治成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制度。但是,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的加剧使农村社会日益开放多元,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乡村治理机制,推动村民自治逐步向新型农村社区自治转型。     

社会构造与乡村建设: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陶希圣的乡村建设思想

陶希圣把"解剖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史的决算"作为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构造的机理分析来探寻中国乡村农民、农业与农村空前危机的根源。基于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诉求,陶希圣主张回归国民党一大精神,坚持孙中山民生主义导向的建设思路,在现代中国革命的视野下谋划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唤起民众创造新社会、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与同时代的社会思想家和乡村建设实践者不同,陶希圣致力于揭示中国土地、农民和农村问题背后的社会关系,从生产关系角度缕析农民和农业问题折射的都市与乡村、土地资本与生产资本、土地所有与使用、农民与商人资本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