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对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的影响--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二孩”给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孩子数量和孩子年龄对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在公共托幼服务短缺情况下,生育二孩和有3岁以下孩子的城镇青年女性,家庭冲击工作的比例更高,性别差距更大,部分女性被迫中断工作。该发现对二孩政策的启示在于,增加公共托幼服务对于促进符合政策的城镇青年生育二孩、平衡工作家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学前教育扩张对女性就业的促进效应分析——兼析学前教育政策的生育包容性

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的关键是缓解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则是降低女性生育机会成本的重要政策工具。基于2010年实施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使用CHNS 2006—2015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从政策包容性视角评估了该计划对3—5岁儿童母亲劳动供给的影响及可能机制,以探究当前社会背景下学前教育制度支持家庭生育的政策内涵。研究发现,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使城镇地区有3—5岁孩子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增加约25%,周平均工作时长增加约8个小时。异质性分析表明,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就业促进效应对有多孩的女性更加明显。在影响机制上,该政策显著减少了女性家务劳动的时间投入,增加了儿童对幼儿园照护的选择,却未明显降低对父母和祖辈的照护需求。这说明政策虽然促进了女性就业,但对家庭在儿童照护需求上的支持力度较弱。可能原因在于,一方面,学前教育公共服务资源的增加放松了女性的时间约束;另一方面,面对入园时间很难与父母工作时间协调、儿童接送及课后看护等问题,家庭仍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制度的目标是“儿童发展”,“支持女性就业”的目标被忽视;单一目标导向下的学前教育服务,体现出...     

工作单位性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逐年下降，“全面两孩”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面临严峻的人口形势。我国女性生育率下降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有密切关系。考虑我国就业市场存在较为明显的体制内外差异，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工作单位性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并研究具体影响机制。首先，使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在体制内工作会显著提高黄金育龄女性期望生育数及二孩生育意愿。其次，通过PSM-DID、工具变量模型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主要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体制内工作的女性在每周工作时间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拥有更多时间养育孩子有利于提高其生育意愿。体制外工作女性的生育惩罚更大，生育的机会成本也更高，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体制外工作女性的生育意愿。此外，社会保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本文为理解工作单位性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及中国市场化推进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提供了新证据。在当前严峻的人口形势下，应特别注意提高体制外工作女性的福利水平，完善福利保障，减少生育惩罚，在最大程度上缓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问题，从而为女性营造一个友好的工作和生育环境。     

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流动对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均有影响,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男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工作时间受到影响,而女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收入受到显著影响。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劳动供给效应——基于回归间断设计的经验研究

文章依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97～2009年的微观数据,应用回归间断设计方法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未对男性就业和工作时间产生显著的影响,也未对女性工作时间产生显著影响,但对女性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这导致女性劳动力供给明显降低。随着相对工资的上升,男性就业、男性工作时间和女性工作时间均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政府应逐渐适度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保证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不受较大消极影响的同时,渐进地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     

婴幼儿机构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本文分析0～3岁婴幼儿机构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的影响。研究表明,机构托育能显著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的概率,且主要影响年轻女性,但并不会影响已就业女性的劳动时间。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户籍、一孩还是多孩家庭、是否有祖辈帮助,机构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于男性的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来说,婴幼儿机构托育均不会产生显著影响。此外,有0～3岁婴幼儿、但未获得机构托育的女性相比于无婴幼儿的女性而言,其劳动参与概率显著更低,“母职惩罚”确实存在。而那些有0～3岁婴幼儿并得到机构托育的女性与无婴幼儿的女性在劳动参与上无显著差别,说明婴幼儿机构托幼能够有效缓解“母职惩罚”。本文提出,加强3岁以下婴幼儿社会机构托育服务,能积极促进女性劳动参与和帮助女性发展,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和促进家庭发展的重要配套政策。     

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对城镇女性就业的影响机理研究

由于育龄妇女同时承担人口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双重职责,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备受关注.本文基于角色冲突理论和帕累托改进理论,运用最新调查数据交叉分析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生育过程对就业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生育已对四成以上城镇女性就业带来不利影响.比较生育过程对就业各层面的影响机理发现,城镇女性因怀孕而失去工作的比例最高,分娩对收入影响最大,育婴对就业影响最具替代效应.为减少生育对就业的不利影响,建议政府完善生育保障制度,通过财政兜底提升城镇女性就业稳定性与个人收入;发展公共托幼事业,减轻育婴对女性就业带来的冲突.     

公共就业服务能促进个体劳动参与吗？——来自CLDS的证据

在实现充分高质量就业的目标下,公共就业服务能否以及如何在就业促进上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具有政策意涵和实践意义。本文利用CLDS2018数据探索了公共就业服务和劳动参与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发现公共就业服务的覆盖面偏低,职业介绍和技能培训是主流服务项目,在控制多重影响因素后发现公共就业服务与失业状态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获得公共就业服务的支持可以降低劳动者陷入失业风险的概率,同时女性、高中及以下学历、农村地区、持有本地户籍的劳动者更容易从公共就业服务中受益,借助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处理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稳健。中介效应检验显示,技能提升与社交网络拓展是重要的影响渠道,公共就业服务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积累与提升会降低失业的可能性,因此本文提出“扩面+提质”的政策路径,在增强公共就业服务可及与可得的同时强化技能提升类服务的供给。     

农地确权促进了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劳动经济学相关理论，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4年和2016年混合横截面数据，使用工具变量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对农村女性的就业促进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农地确权显著的促进了农村女性劳动参与。进一步讨论发现，确权因婚育状况、人力资本和工作经历的不同而对农村女性的农业劳动参与和非农劳动参与产生异质性影响。因此，未来确权工作中应注重土地经营权确权中的性别差异，考虑农村女性就业需求的多维度因素，提高农村女性的就业机会和整体福利水平。     

数字经济下平台就业能改善个体生育意愿吗?——来自专项调查的证据

工作和家庭的两难平衡是影响个体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利用2021年7～10月一项针对平台就业者的专项调查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下衍生的平台就业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平台就业显著提高了个体生育意愿,特别是一孩和二孩的生育意愿,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女性样本中表现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平台就业主要通过收入效应、平衡工作和家庭机制来提升个体生育意愿。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显示,平台就业对个体生育意愿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城镇地区以及高中和大专这些典型学历个体。这些研究发现为通过促进更加灵活的就业形式来改善个体生育意愿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构建更加生育友好的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收入、相对地位与女性的生育意愿

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成人调查数据,对中国52岁以下在婚、离婚和丧偶女性的收入、相对地位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在分析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时,除了通常的收入、价格、职业和年龄等因素外,本文还特别引入了反映女性相对地位的变量。根据家庭谈判模型以及中国的现实情况,本文用相对收入、相对教育以及相对家务劳动时间来反映女性在家庭中的相对地位。结果显示,对于是否生育孩子的决策,生理因素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对于生育多少个孩子的决策,社会经济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女性在家庭中的相对地位无论城乡均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女性的收入对生育意愿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家务劳动与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兼论性别角色的调节作用

家务劳动对工资的惩罚效应受家务劳动时间、种类以及能否在休息日完成的影响,但国内已有研究仅从整体上或家务劳动种类分析家务劳动时间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没有将家务劳动时间按工作日和休息日划分的研究。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工作日家务劳动和休息日家务劳动对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并加入工作日和休息日家务劳动时间与性别角色观念的交互项,探究性别角色观念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工作日家务劳动和休息日家务劳动均对已婚女性非农就业、受雇情况和周工作时长有负向影响,并且工作日家务劳动的负向影响更大。无论工作日家务劳动还是休息日家务劳动对已婚女性的小时工资率都没有显著的惩罚效应。工作日家务劳动和休日家务劳动对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性别角色观念会增强已婚女性工作日家务劳动的小时工资惩罚效应,休息日家务劳动对已婚女性非农就业和受雇情况的负向影响会受性别角色观念的调节作用而加强。提高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和收入,改善我国就业和收入的不平等,需要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     

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的影响研究

本文把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分为家庭照料和社会化托育服务,利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交互效应检验,考察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纠正内生性偏误后,与母亲作为主要照料人相比,其他家庭照料主体参与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父亲参与的照料能够使流动女性的就业概率提升约30%,而祖辈照料则使流动女性就业概率提升约58%。另外,选择社会化托育服务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的交互检验表明,母亲照料1-2岁和2-3岁随迁子女会使得其就业概率更低,分别是照料0-1岁随迁子女的9.4%和7.7%。     

中国大学生的就业决策和职业期望——以浙江省为例

文章利用最新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大学生的人力资本状况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其就业决策和职业期望的决定效应。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人力资本状况对其就业决策和职业期望有显著的决定效应,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大学生能较早进行职业生涯规划,虽然他们向往到大城市工作,但他们不希望过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大学生家庭经济条件的提升会抑制其就业倾向,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大学生不仅对职业选择和就业地有明确要求,而且他们对期望收入有更高的诉求。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当前的就业决策和职业期望既会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又可能通过代际传承扩大社会的不平等程度。     

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浙沪的数据分析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后，我国经历了短暂的二孩生育潜能释放期，而后多项生育支持政策遇冷，对提升总和生育率收效甚微。对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生育二孩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存在高收入女性因高“生育代价”而减少生育二孩的“生存-生育冲突”机制以及女性因乡城流动和家庭化流动同时发生压力更大而减少生育二孩的“双重迁移”机制。为探究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选取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流入江浙沪地区的已婚育龄女性（15～49岁），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月收入、周工作时间以及亲属幼儿照料的Probit模型。为解决生育二孩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将正规就业、长期居留作为工具变量建立IVProbit模型。对全体样本回归后，发现如果忽视内生性问题，将低估高家庭月收入、低女性周工作时长对生育二孩的激励作用，同时也高估了亲属提供幼儿照料变量的正向作用。从生育旺盛期与非生育旺盛期、乡城与城城流动的分组回归结果来看，发现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分别在引入女性个人月收入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和家庭化迁移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后，发现生育旺盛期女性“生存-生育冲突机制”显著、乡城...     

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和工资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估计了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工作时间投入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并通过采用工具变量法和赫克曼两步法(Heckman two-step)解决了回归分析中子女数量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工作时间和工资方程中存在的样本选择问题,第一次全面考察了中国城镇和农村已婚女性生育率对其劳动供给行为和工资水平的因果效应。实证分析表明,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并且显著降低在业女性的工作时间投入和工资水平。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对农村已婚女性是否参与非农就业没有显著影响,对参与了非农就业女性的工资也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显著降低了其工作时间投入。     

长期护理保险对老年家庭照料的影响

如何缓解家庭照料压力、弥补老年照护人力资源短缺是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文章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3、2015、2018年数据，并与相应年份地区统计年鉴数据匹配形成四期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考察长期护理保险对家庭照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长期护理保险显著挤出了家庭提供的老年照料时间，使试点地区失能老人家庭提供的日均照料时间下降44.8%，显著缓解了家庭照料服务的压力。（2）从动态效应看，长护险的政策效应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且随时间变化呈增强趋势。（3）长护险对缓解重度失能老人的家庭照料压力更为显著，城镇地区的政策效应强于农村地区。（4）长护险对家庭照料时间的挤出并没有伴随着家庭转移支付的显著下降，但减少了子女提供的陪伴和情感联络。（5）长护险对家庭照料时间的挤出并没有以损害中老年人的健康为代价，且降低了其医疗服务的利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老年人的健康。文章认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缓解家庭照料压力的基础上，应重视对家庭照料功能的支持，促进子女对老年父母的陪伴和情感联络。随着长护险制度不断扩面，着重推动农村地区...     

生育行为对老年女性健康的影响

立足于老龄化和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加速时效时间模型,系统分析了包含子女数量、性别结构、生育时间和生育期长等在内的生育行为对女性进入老年时期的健康的影响,并进一步在个体层面上测算了老年女性的健康生存时间.实证结果发现,生育行为对老年女性的健康会产生重要影响.从健康角度来看,生男生女都一样;而多子不但不会多福,还会降低老年女性的健康福利;同时,初育年龄太大或太小都将不利于女性老年时期的健康水平,而生育期延长会显著提升女性老年时期的健康水平.文章还探讨了生育行为对老年女性健康的影响机制,认为在目前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应关注生育行为改变对女性健康的潜在影响.     

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

文章基于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利用面板固定效应、DID、PSM-DID模型对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进行研究，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其影响个体志向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公共转移支付能有效提高政策靶向群体的志向水平，且该扶志效应在长期更加突出。（2）公共转移支付可以通过改善家庭消费水平、资产水平等经济福利提高政策靶向群体的个体志向，也可以通过提高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程度等主观福利发挥扶志效应。（3）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存在异质性，一是与民生性转移支付相比，生产性转移支付具有更强的扶志效应；二是公共转移支付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低收入群体、青年和老年群体、女性群体、受教育水平较低群体的志向水平；三是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在东部地区更加突出，与农村地区相比，公共转移支付更能提高城市地区政策靶向群体的个体志向。因此，只有进一步完善公共转移支付政策的结构和制度设计，加强政策的落实和监督，改善政策实施的外部环境，才能充分发挥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我国已婚人群平衡工作与家庭冲突的困境——基于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效应分析

工作-家庭冲突是个体在工作领域与家庭领域之间扮演角色时，在某方面存在互不相容的矛盾所导致的冲突。我国已婚人群数量庞大，工作-家庭冲突已成为已婚人群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9年的基线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已婚人群受教育水平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总体上，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工作-家庭冲突的发生概率；在不同特征已婚人群中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一是受教育水平缓解已婚人群工作家庭矛盾的效应和途径具有性别差异，二是与青年已婚人群相比，中年已婚人群所接受的教育的沉淀效应更为显著，三是受教育水平缓解农村已婚人群工作-家庭冲突的效果明显高于城市已婚人群；在传导机制上，受教育水平主要通过提高工作获得、减少工作损失降低工作-家庭冲突的发生概率，而家庭融洽则在受教育水平与家庭-工作冲突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为改善我国已婚人群工作-家庭冲突状况，应大力提升义务教育质量，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缩小地域和城乡教育差距；同时要为劳动者提供管理规范、服务高效的就业市场，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应完善家庭支持政策，缓解家庭压力，建立普惠多元的托育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