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与认同：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以党旗代国旗与各政治力量的因应

在近代中国,国旗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政权(或政治力量)的标识,以党派旗帜为国旗,会给该政治力量带来更多的政治资源。国民革命开始后,国民党以党旗代国旗,将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认同党治和革命的象征。因革命理念、政党关系和政治诉求的不同,中国青年党、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易帜”都有回应。他们在诠释旗帜象征意义、表达对旗帜认同的同时也展开政治互动。在国民党“易帜”过程中,对旗帜象征的诠释和运用成为三个政党进行政治博弈的方式之一。各方对旗帜的理解、认同、意义诠释和运用,反映了三个政党不同的政治诉求,也体现了此间旗帜、象征与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     

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的传播与边民国家认同的建构

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传播是构建合法性的有效工具，边境地区通过“政治现实符号化”和“政治符号日常化”的连接，使边民的国家认同在边民与国家政治符号体系的交流互动中建构起来。通过国家政治符号系统围绕“理想政治模式”在边境地区展开的合法性叙事，将以制度认同、政策认同、身份认同等方式构建边民的国家认同。边境H县国家政治符号传播的整体情况较好，党政领导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思想上很重视国家政治符号的宣传工作，政治符号传播的场域较广，种类也较为丰富，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国家政治符号的宣传方面突出重点，该县边民对与自身切身利益相关的国家政治符号关注度和认可度较高，对中华民族和国民身份的认同度较强，能够较为自觉地捍卫国家利益，对祖国的繁荣富强认同感较高。当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加以提升：拓展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传播的场域，创新传播的媒介与载体，充分利用边境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坚定边民的政治信仰，持续贯彻落实兴边富民政策增强边民的政策认同，增强基层治理效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现实基础。     

中国现代民族观念初步确立的历史考察——以梁启超为中心的文本梳理

20世纪初年,梁启超等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民族主义的介绍和宣传,直接为中国现代民族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料,革命党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则成为新的民族理念不可或缺的载体。理论探讨和政治实践的不期而遇,使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生根。“中华民族”符号的提出和认同,以及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探讨和追求,是其最基本的思维路向和生成机制。     

国家认同建构：从“五族共和”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民族认同国家的现代国家认同建构内涵看,国家认同建构的核心是民族的认同整合,即如何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或实现各民族的多重身份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变发展。在近现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进程中,“五族共和”开启的“国家民族身份建构”与“承认各族身份”的“二重民族构建”催生了国家认同建构的“融合同化”与“平等共治”两条进路。国共两党的民族观念之争使得国家认同建构的两条进路逐渐分野对立：国民党片面强调“国族建构”的“国族同化”进路否认各民族,滑向了大汉族主义的泥沼;共产党强调“各民族解放联合”的“各民族平等自治”进路赢得了各民族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但客观上也存在弱化中华民族建设的嫌疑。新时代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嵌合互构”使得近现代以来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两条进路”走向了协调统一。今天,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是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纽带实现各民族的认同整合,完成从民族认同到国家层面认同的跃升。     

多元族群社会的文化共同体构建：新加坡文化政策的演进逻辑

自1965年建国至今,新加坡的文化政策经历了民族文化政策、文化经济政策、文化社会政策三个时期。在国民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双轨并进”的复杂局面下,新加坡的文化政策也呈现出清晰的变迁路径：在政策目标上表现为从塑造“政治经济共同体”向建构“文化共同体”的转变,在政策重心上表现为从融入“全球化”向凸显“本土化”的转变,在政策效果上表现为从整合“民族认同”向强化“国家认同”的转变。新加坡提供了一个全球化语境下基于多元族群社会建设民族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其文化政策发展和文化共同体建设形成了独特的经验,对于新兴移民城市和后发现代化国家不乏借鉴价值。     

实现中国梦必须强化对祖国的认同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实现中国梦,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须强化各族人民“四个认同”;强化各族人民“四个认同”,应首先强化“对祖国的认同”.对于民族来说,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命运所系的是祖国.国家至高无上,国家是各民族最高利益的体现和幸福的源泉.在我们多民族的中国,各民族只有树立牢固的国家、国民意识,实现各族人民大团结,才能形成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共同推进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     

论辛亥时期的国民观

辛亥时期,随着社会剧变,思想领域也发生深刻变革。其中变化之一,就是"国民"取代"臣民",成为政治领域官方的通用话语。时人大体围绕民族精神、国家观念、权利观念、自治精神及宪政观念与宪法意识等范畴,把握国民的内涵。同时针对如何培育国民,提出要注重国民教育,鼓励国民参与政治实践,乃至在革命斗争中塑造国民等主张。这一时期关于国民问题的讨论,具有传播范围广、涉及领域多之特点,不过此时国民观念仍远未深入人心。     

政治符号、“双十”纪念与商品推销——以《申报》国庆日商业广告为中心

政治符号是建构国家、群体认同和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在民国年间的国庆日《申报》上,广告主将诸如国旗、党旗、双十字、伟人名字或肖像等国家象征符号融入商业广告中,借此唤起广告受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认同感,从而达到纪念国庆与商品推销的双重目的。     

现代爱国主义的情感场域——基于“记忆之场”的研究

现代爱国主义源于一种历史记忆基础上的信仰构建。"祖国"的符号、国家的象征、纪念的仪式是承载记忆的意义单元,它们可以通过物质、理念、空间等形式构成民族—国家的"记忆之场"。由此形成的象征体系又是滋生爱国心的"情感场域",既包括象征符号所营造的当下情感体验,又汲取了文化遗产与历史记忆中的情感资源,继而形塑了一种过去—当下—未来、场所—区域—全国之间的"共情"。它不仅担负着再造记忆与形塑认同的政治社会功能,还致力于培育信仰与实践上的情感共同体。如果说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补充了传统爱国主义的历史叙事的话,集体情感则存储和展示着一种国民信仰,它攸关当代国家治理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中国想象”塑造的变化——对1978年后两版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对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学语文教科书对“中国想象”的塑造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共同体层面上，越发重视特定地理区域、独特民族文化及鲜明政治符号。在典则层面上，日益彰显尊重个人与社会和谐等现代理念。在当局层面上，外国政治领袖为主人公的课文迅速减少，本国政治领袖人物的刻画更加凸显仁慈和亲和力。然而塑造的变化是否能够有效地捕抓儿童对于中国的想象，加强其对中国的认同，却有待检验。     

民国时期国民性教育的大众探索与现实指归

民国国民性教育思想的大众探索,是以“救亡图存”为鲜明的时代特点,在方法路径上,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教育对于国民性养成与改造的重要性已成共识。当代的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新的转型和发展时期,以史为镜鉴,将国民性教育与改造作为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有序为之,促进国民对于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促进国民的全面自由发展,通过教育促进“国”与“民”之间的认同,努力塑造有“健康国民性”的“现代中国人”。     

互动仪式空间下当代青年的情感价值与国家认同建构——基于B站弹幕爱国话语的探讨

新时代赋予当今青年群体特有的爱国表达样态和情感表征。青年群体借助即时性弹幕技术缔造起互动仪式,不仅在虚拟空间下的集体狂欢中衍生了特定意义与信念,更是通过建构情感符号和国族身份来询唤现实世界的国家意识,由此创设出一种新颖独特的认同建构机制。在文化价值多元和集体记忆淡漠的当代社会,深入新媒介语境再现和重构国家象征符号,探索和嵌入创新性话语逻辑,成为巩固国家观念、凝聚价值共识和深化身份认同的有效路径。     

近代日本“民族国家”论

个体的政治地位是决定国家性格的重要因素。近代日本的“国民”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它一方面因缺乏主体性而表现为“臣民”,另一方面又实现了与国家的紧密结合。因为没有本来意义上的国民,近代日本就不能称为“国民国家”,而只能是“民族国家”。     

中国国情视阈下两种“民族”概念辨析

<正>一、西文两种“民族”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使用从清末至今,“民族”在中国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内涵非常广泛,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语源来自英文词根“nation”,如体现历史概念的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体现生活概念的狩猎民族、游牧民族、农耕民族;体现社会概念的资本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民族。当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帝国将世界瓜分完毕之后,人们又习惯将世界各地人群按稳定国别（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划分,如法兰西民族、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日本民族等。这类民族很明显都是以国家为纽带结成的人群,亦即基于国家认同形成的政治人群,有人称其为“国民民族”。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国家认同建设经验

国家认同是政治学的重要议题,反映着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是国家凝聚力的精神基石,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国家认同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结果,两者双向互构。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领导人民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也建构了高度的国家认同：一是深化国家政治认同,这是认知层面的国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心理基础;二是强化国民的爱国情感,这是情感层面的国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情感表达;三是加强人民对国家的归属感,这是态度层面的国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行为选择。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高度的国家认同是创造“中国之治”奇迹的精神密码,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近代中国的“少年论述”与国家认同危机

近代以来,中国不断经历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在亡国灭种之严峻局势的威胁下,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逐渐萌生。在他们的构思中,为挽救国族危亡,亟需打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以应付内忧外患,而落脚点则在于塑造出理想的现代国民。然而,在这个重塑国家主体的过程中,代表着过去与传统的成年人被视为已经失去了参与再造国家未来的可能与资格,承载着民族希望的是拥有素质可塑性与无限未来的青少年们。这种"少年论述"自晚清以来逐步形成并流传甚广,到民国时期已成为社会舆论中的主流话语模式。利用从晚清至民国的一些时人言论可以分析这类话语模式的缘起、内涵及其与近代国家认同危机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现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崇新重少"倾向。     

回顾与展望:民族团结教育的研究进展

民族团结始终是关系国家统一、国家安全、国家治理的大事。民族团结教育的使命、实践路径等有利于促进“五个认同”,有利于解决民族问题,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治理。“民族团结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央提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和实践有助于消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失序的问题。     

国语运动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

19世纪末逐渐开始的国语运动既是以普及教育、动员民众、挽救危亡、富强国家为目的,又蕴涵着完善民族文化符号系统、促进民族文化革新与发展的现代性旨归.国语运动涵盖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个方面,言文一致在于使知识能够普及一般民众,通过现代新型国民的塑造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国语统一则试图通过造就一种全民通用的国语并以达到团结国人之目的,借助语言共同体的形成以强化民族共同体的语言认同,从而进一步巩固民族国家的统一.     

“牺牲”观念与近代救国思潮

19世纪末,借助翻译,“牺牲”的现代意义自日本传入中国。“牺牲”及其负载的文化内涵经过晚清知识分子的激活与再造,成为诠释和想象未来国家与社会的“元语言”。无限增殖的“牺牲”,预示着国家认同的出现,为救国提供了思想动力和评判依据,并影响到晚清小说对为国牺牲的言说。“牺牲”的外衣下纷繁的救国叙事,不仅意味着民族国家的价值体系尚不完善,而且表明“为君王”规约的“牺牲”崩塌后,文学自身被开启了无限可能。立足跨国、跨文化的视野,追溯“牺牲”观念的源头,并深入分析其生成初期对晚清文学产生的影响,能为反思文学史的知识生产提供窗口,对国民文化建设亦具有重要意义。     

影视中的乡土想象与国族认同——以德国的“家乡电影”为例

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群体在建构文化认同时往往借助于口承文学、文字文本、仪式行为和图像传媒等.20世纪流行于德国的“家乡电影”,体现出了德意志民族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和民族意识.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几代德国人的思想,说明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国民对于乡土的想象与情感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