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下不完全劳动关系及其法律规制

平台经济的发展加速劳动关系变革,成为不完全劳动关系的催化剂。不完全劳动关系在助推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面临认定标准不明确、主体地位不平等、劳动基准保护不充分、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现实困境。对平台经济下不完全劳动关系进行法律规制,需要明确不完全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使不完全劳动关系从业者身份得到正确归类;建立集体协商机制,弥补平台经营者“算法”独决机制导致的恣意妄为的短板;加强劳动基准保护,以劳动“三分法”分层配置劳动者法定权益;完善不完全劳动关系从业者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劳动者权益保护与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双向促进。     

平台控制下数字劳工算法抵抗的生成逻辑与本质

平台经济时代,算法及其资本主义应用在滋生算法霸权的同时不断加剧劳资利益失衡,催生了数字劳工的“算法抵抗”,即在自主意识觉醒后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利用技术漏洞、规则漏洞,尝试挣脱系统围困而实现底层突围。与传统的劳动抗争相比,数字劳工算法抵抗呈现出规模上的分散化、形式上的温和性以及发展态势上的缠斗性。究其根源,算法抵抗中“人机交锋”的表象背后是劳资双方在劳动控制权上的激烈博弈。在权力失衡的平台劳资格局中,数字劳工的抵抗虽能部分地摆脱算法控制、修复受损利益,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自身的弱势地位。因此,亟须打造政府主导、劳资参与、集体协商的平台用工新格局,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劳资关系,助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及应对

随着世界经济从衰退走向复苏,各国都进入了经济调整的后危机时代。一些人认为,当前世界经济的好转会促使各国放松贸易保护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因为在后危机时代,各国(地区)为了走出经济危机,恢复本国(地区)的经济,解决就业等问题,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以限制外来竞争。另外,现行多边贸易体制的漏洞,也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持续升温。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是:遍及全球范围,保护的层次、手段多样,具有气候重商主义的发展趋势。应对措施应该是: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加强预警机制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适度采取贸易报复措施。     

算法赋能社会治理的负外部性及其应对

算法在社会领域不断地催生应用场景革新、推动生产生活变革,建构和映射着社会存在。但是,在算法赋能社会治理的背后,算法陷阱、算法黑箱、算法权力等问题暴露出算法的不确定、伪中立和价值缺位,算法赋能的负外部性不容忽视。对算法赋能社会治理的负外部性的纾解是一个系统性的治理过程,需要我们主动适应算法环境的复杂性,重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整合多元主体,合力规制算法向善,采取有包容、可持续、有温度的智慧性治理,以真正实现算法社会的共建共治共享,丰富数字化新场景,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后危机时代我国贸易摩擦的特征及应对策略

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的贸易摩擦层出不穷,我国已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虽然在各国的努力下,金融危机正在逐渐消除,世界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但各国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贸易摩擦的手段由反倾销向反补贴倾斜、"标准之争"成为贸易壁垒的新形势、贸易摩擦的领域由微观层面向宏观体制延伸、贸易摩擦的主体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由显性向隐性转化的特征.为此企业要转变经营思想,采用贸易与投资并重战略,加强对"标准"的研究,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学会运用WTO的相关规则,保护自己的权益等方面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而政府要从参与制定与实施贸易救济规则,从源头上降低贸易摩擦风险,建立高效的政策体系和服务平台,解决企业出口遇到的困难,坚持开放,积极消除贸易摩擦,加大对外交涉力度、争取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等几个方面指导企业应对贸易摩擦.     

对平台经济三种数字竞争策略的辩证分析

平台经济主要采取三种数字竞争策略来提升竞争优势。一是通过亏损性发展策略打造“数字铁三角”提升数字生产力;二是依靠互联网打造平台生态系统的组织竞争策略建构“守门人”角色,跨界获得市场地位,并利用杠杆作用和拒斥来发展和巩固竞争优势;三是基于算法策略,使用动态定价、企业合谋形成定价层面的竞争优势。平台经济的数字竞争优势带来了负面社会效应。其中,亏损性发展策略降低了社会对平台经济不正当竞争的忍耐度,催生了社会反数字技术的意识形态氛围。依靠组织竞争策略打造的平台生态系统的跨界发展,冲击了旧经济业态,还带来了“大而不能倒”、无序扩张等问题。算法竞争策略导致了算法歧视、价格歧视,在西方还引发了政治冲击,形成了“算法陷阱”。在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平台企业既要合理实施数字竞争策略,形成竞争优势,又要自觉应用、依赖政府和社会两方面的监管力量,及时消除数字竞争策略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总之作为新经济业态的平台经济,要形成新竞争优势、取得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需要平台企业、政府、社会和理论界共同努力,推进合作创新、合作共享和合作治理。     

算法性竞争业态与“商—客”关系重构——兼论平台经济对竞争法益谱系的迭代

大数据时代下市场竞争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以数据为生产要素、以算法技术为生产工具的新时代中,传统市场竞争的业态正转向平台化、智能化、数字化,“商—客”关系亦在此过程中被算法技术重塑,以此对竞争法益的发展构成了挑战。传统的竞争法益谱系中,存在着以经营者法益保护为主的经营者、消费者、公共法益的类型化区分,竞争法的核心目的在于对稳定性法益的“补充保护”和对不稳定性法益的“初步保护”。而随着算法技术的深入应用,人工智能平台不断涌现,市场竞争初步完成了从实体化到数字化的过渡,“商—客”关系在数字经济场景下的转变等趋势都直接导向了对传统竞争法益的颠覆。因而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驱动下,平台经济的蓬勃从动力机制、发展方向和规范保护结构三个方面综合实现了竞争法益谱系的迭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