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路径探析

本文概括了当前我国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现状及特点,分析了数字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深层逻辑,指出了当前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在数据采集、数据共享及数据应用三方面存在不足,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进而提出破解路径需要各级政府部门从数字政府全局谋划,以市域大数据和智慧城市角度出发,聚焦城市治理大格局,通过加强顶层谋划、推进制度完善、完善应用支持、提升应用大众化、加大资源保障五方面着手,回应基层关切,让数字赋能基层治理见实效,实现基层治理的精准化品质化,以此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浙江省基层社会治理民主化创新的特点、路径及展望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一项伟大创举,有利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的利益。县、乡、村三级基层社会治理中,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二者的有效结合,不但推动了基层民主建设,而且使得村民自治以及乡镇治理更加合理化、程序化、规范化。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结合,促使基层党政干部明确了工作宗旨和工作目的,从而有利于协调党群干群关系,实现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     

元治理:创新社会救助治理的实现路径

社会救助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多元主体对社会救助事务的合作共治,其主要特征有主体的多元性、内容的系统性、方式的参与性和目的的公共性。元治理是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三种治理模式的协同组合,旨在达成元治理参与者公认的最优化治理结果。元治理与社会救助治理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而元治理相对于其他治理范式或方法的比较优势更为明显。当前,我国社会救助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府主导模式下的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发展不平衡,并缺乏治理的治理层面的统筹协调。为此,应当借鉴元治理的理念和方法创新社会救助治理,既优化社会救助领域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三种治理模式的功能作用,又促进三者之间的协同组合。     

中国模式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创新与挑战

在吸收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十几年的探索,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模式。中国模式的创新体现在提出了广义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概念,形成了政府主导的高效征信体系建设模式,建设了独具特色的政府信用监管体系,政府、市场、行业协会共同建设社会信用体系;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形成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运行机制,如何发挥政府、市场和行业协会三方的协同作用,如何内外兼治提高全社会的诚信道德水平。     

基层治理:转型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基层治理是指一个政治制度框架或政治结构之中最基层的权力运作过程。基于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政策过程,或者一种民主发展形式,或者一系列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式与手段。但无论基于哪种视角,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基层民主,其方式是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各种社会活动,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公共利益。因此,基层治理的目标、制度建构及其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治理一直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主要是由四个现实条件决定的。其一,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超大型农业社会决定了其经济基础是农业,政治基础在基层;其二,从当代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过程中,基层治理因其实验性特征能够有效地降低改革风险,为社会转型发展积累经验;其三,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最为集中地反映在基层乡村和城市基层;其四,由于基层社会的重要性,党和政府主动地将基层治理作为改革的路径,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财政保障。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深刻转型,必然需要一种新的适应变革的治理模式,这就使得当前的基层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和转型压力。实践表明,只有实现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才能使基层治理符合现代政治的标准,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为此,国家应积极推进政策过程中的授权、决策、管理、监督等权力环节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充分发挥基层民众、党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主体作用;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权威地位,使全部治理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有效推动增量改革制度化,用法律和制度将改革创新的成果固定下来,用以规范治理行为与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地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信用的革命：区块链与社会信用建设创新探讨

智能时代的社会信用体系中存在着人格信用、契约信用与算法信用等多种形态,尤其是以区块链为技术基础的算法信用,代表着社会信用演变的趋势,预示着社会信用革命的到来。区块链本身所具有的属性,突显出其助力社会信用在场和降低社会信用风险与成本的重要价值,对于推动社会信用的创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将区块链与社会信用建设进行耦合,实质上是通过政策推动,出台标准;需求导向,创新应用;制度引导,确保秩序;法律规范,禁止滥用等,构建一个以区块链为底层支撑技术的新型社会信用体系。     

数字化转型下网格化治理的逻辑、实践与路径

积极构建网格智慧工作体系,以形成反应便捷、协同高效、服务精准的“微治理”单元,是保障城市公共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防线。近年来数字城市建设、城市治理的技术化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汇集在一起,以资源整合、流程再造、服务融合为基层赋能的网格化运作逻辑,极大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基于广州“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的智慧网格治理建设实践可看出,打造智慧网格需进一步从理念更新、信息整合、流程优化、平台开放、队伍建设等方面持续创新,探索完善路径,以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的信息化智慧化转型,为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夯实根基。     

论建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相关对策

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石,它由信用制度体系、信用记录和标准体系、信用机构体系、信用法律体系、信用奖惩机制体系、信用市场体系、信用文化体系等构成。为完成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目标,我们应针对以上社会信用体系的构成,采取相关对策,争取5年内初步建成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     

算法赋能社会治理的负外部性及其应对

算法在社会领域不断地催生应用场景革新、推动生产生活变革,建构和映射着社会存在。但是,在算法赋能社会治理的背后,算法陷阱、算法黑箱、算法权力等问题暴露出算法的不确定、伪中立和价值缺位,算法赋能的负外部性不容忽视。对算法赋能社会治理的负外部性的纾解是一个系统性的治理过程,需要我们主动适应算法环境的复杂性,重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整合多元主体,合力规制算法向善,采取有包容、可持续、有温度的智慧性治理,以真正实现算法社会的共建共治共享,丰富数字化新场景,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社会信用体系建构问题初探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迫切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当前,我国社会信用基础比较薄弱,社会信用体系发育程度低,普遍的信用失衡现象突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为此,必须加强社会信用管理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设,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加强社会诚信教育,培育社会信用观念和意识,营建社会信用环境,建构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     

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支撑：信用制度

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最为关键的是要加强相关的信用制度建设,如产权制度、信用法律制度、信用奖惩制度等。这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支撑。     

绿色信用监管制度:理论逻辑、关系演化与实践路径

绿色信用监管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治理创新,需要从整体和局部视角研究其理论逻辑、内部关系演化与具体实践路径。绿色信用监管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以夯实现代市场基础为目标、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信息共享应用为重点的中国式绿色制度,是基于多主体关系性合约网络的激励相容制度创新。绿色信用监管制度通过构建内部与内部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制衡关系,有利于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机制合力以及避免“监管监管者”悖论。监管制度子制度之间具有替代性、互补性和时序性。当存在替代性时,要优化制度选择;当存在互补性时,要重视前提性制度创设、制度匹配耦合和制度绩效提升。在技术性监管和制度性监管耦合作用下,从机制设计到监管实践、再从监管成效到机制完善的螺旋式迭代升级路径,构成了中国绿色信用监管制度的实践路径。绿色信用监管制度的完善,有助于进一步健全信用数字化监管长效机制,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黑龙江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的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信用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缺少信用评估制度、标准化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制度、信用激励和惩罚制度以及社会信用法律法规,致使信用教育与研究滞后,信用中介组织服务的市场化程度偏低。其原因在于:历史上缺少信用文化积淀,信用基础薄弱;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人们缺乏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相适应的信用意识;政府、企业与个人作为市场主体尚不成熟。正视存在的这些问题及其成因,才能采取相应的对策与举措,使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成效。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数字赋能机制——以技术赋能和制度赋能为分析框架

在数字时代,治理效能是以数字赋能为核心基础的。数字赋能既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又是保持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之需。浙江省德清县的代表性数字治理实践显示了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实现机制。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主要在于从行政生态现实出发,把握“被执行的技术”的理论关键,注重技术与制度的有效融合,从而构建技术赋能与制度赋能的共轭驱动框架,有效地实现技术的嵌入性入场和制度的适应性护场,最终调和数字技术所隐藏的自在属性与行政体制的规制属性,从而稳定、高效地实现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数字赋能主要在于从技术和制度两重维度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构建起基层数字治理的生态体系,尤其注重适应性和在地性的塑造,推动行政体制与数字技术的内在统一和有机结合。     

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诚信意识养成

信用社会和信用体系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形成全民自觉的诚信意识并自发地付诸信用行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崇尚诚信的国度,而社会层面信用意识的缺失则是难以回避的现实。形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伦理对诚信的推崇,法制化建设中的薄弱链条对失信的纵容,是形成这一矛盾的重要因子。因此,提升我国公民的诚信意识,重要的不是教育与灌输,而是在推进法治的社会大背景下,建设和完善社会信用体制,切实落实信用监督和信用处罚机制。通过这一体制来规范人们的信用行为,形成人们的信用习惯,最终养成人们的信用意识,使诚实守信成为中国公民素质的构成部分。     

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中的基层党建问题研究

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新挑战,这就要求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基层党建引领带动基层社会治理,确保基层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基层党组织要承担起政治引领者、组织参与者和服务供给者的三重角色,并在实践中着力解决好构建适应基层社会治理要求的基层党组织体系、创新适应基层社会治理要求的基层党组织领导体制和强化适应基层社会治理要求的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三个新课题。     

风险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目前正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即风险社会之中。中国进入风险社会有四个主要标志：政府作为社会治理或公共治理的中心,其公信力在不断下降;中国出现了公共机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主体意识或个体意识的崛起。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表现为四个基本的、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紧张：利益结构的紧张、制度结构的紧张、文化结构的紧张、价值结构的紧张。风险社会只是一个表象,根本原因是四大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中国学术创新的关键就是要研究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或结构性紧张,找出其形成的规律,从根本上消除阻碍社会主义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次根源。     

广州市社区社会组织持续发展的路径探析

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建设的重要载体,如何培育并促进其持续发展是当下基层治理工作的一个重要难题。本文着眼广州,在观察与分析广州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条参考路径:一是加强政府的引导、扶持和管理力度;二是规范组织结构、推动行业治理;三是明晰社区社会组织的地位和功能,以期能为更好地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