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失能的配偶溢出效应及性别差异研究

由于健康预期寿命增长滞后于预期寿命增长，中国老年失能问题严重，特别是女性老人的失能比例更高。但现有研究对老年失能性别差异的社会机制认识不足。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和年轻人口外流使越来越多的老年夫妻与子女分开生活。以往对失能老人的研究集中在个体或者代际层面，少有以老年夫妻为主体的研究，忽视了老年夫妻日常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失能性别分化。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5年和2018年数据分析老人失能情况对其配偶存在的溢出效应以及该效应在机制和结果上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丈夫失能会显著提高女性老人的失能风险，而男性老人的失能风险却未显著受到妻子失能的影响。受照料的性别文化影响，尽管女性老人失能比例更高，但其在失能配偶照料上投入的时间要比男性老人长。此外，丈夫失能会对老年夫妻家庭经济水平造成负面影响，妻子失能则没有显著影响。总体而言，性别要素贯穿老年失能分化过程中，并通过照料和收入两种社会机制导致女性老人比男性老人更易受到配偶失能的影响。因此，失能老人相关的家庭安排和政策设计有必要考虑老年夫妻间的依存关系，特别要关注老年女性可能因老伴失能而面临的一系列生存困境。建议以长期护理保险和家庭照料补贴...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中老年消费的影响探究——基于CHARLS追踪调查数据的检验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考察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中老年消费的影响，有助于扩大内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文章利用长护险制度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结合2011～2018年CHARLS追踪调查数据，从消费视角考察长护险制度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长护险有助于促进中老年消费，缓解失能风险对消费的冲击；其消费促进效应突出地体现在食品、日常生活开支等基础型消费中。长护险对中老年消费的影响因各地试点模式不同而存在差异，筹资方式多元、参保群体集中、保障水平较高、服务方式多样的长护险模式对中老年消费具有更为明显的促进效应。此外，长护险对中老年消费的影响也存在人群和地域差异，失能家庭和低收入的中老年人群受长护险的影响更大，老龄化程度较深的地区长护险的消费促进效应也更为显著。研究指出，预防性储蓄和家庭代际支持模式的变化，是长护险影响中老年消费的重要机制。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探讨了进一步完善长护险制度顶层设计的政策思路。     

关于失能老人状况与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研究综述

长期护理保险作为国际上解决失能老人护理需求的重要手段,已经成为老年社会保障领域研究的重点问题。文章梳理国内外关于我国失能老人的状况和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文献,研究目前相关研究的主流观点,包括失能老人基本状况、失能老人照料需求和服务供给、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实现模式选择、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制定、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国际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失能老人增多是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存在失能老人照料供需失衡的状态,社会护理保险是解决老年护理问题的主要途径。     

长期护理保险的模式选择与体系构建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家庭财务脆弱性指标，借助健康状态转移概率、预期余寿与失能护理成本测算结果，估计不同财务脆弱性家庭老年护理的保障缺口，并模拟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扩面的政策效果。测算结果显示，中国中度或重度失能家庭会面临居家护理与机构护理的保障缺口，长期护理保险可以有效控制居家护理模式下家庭失能风险敞口，但无法完全弥合机构护理保障缺口，因此居家护理保障模式可能是大部分失能家庭的较优选择。长期护理保险有助于缩小家庭居家护理保障缺口的城乡差距，对同时负担多位失能父母居家护理支出的家庭予以有效保障。据此，文章建议将长期护理保险的保障范围扩大至中度失能老人，建立健全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并将家庭财务脆弱性纳入制度考量范围，构建涵盖社会救助、基本长期护理保险与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     

非正式照料会改善失能老人的心理健康吗? ——基于CHARLS 2013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CHARLS 2013年的调查数据研究了非正式照料对失能老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非正式照料能够显著改善失能老人的抑郁程度和生活满意度.进一步对非正式照料的来源进行分类,发现配偶和子女(及子女的配偶)提供的非正式照料都可以改善失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但是其他亲属提供的非正式照料对于失能老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显著.最后,对于不同群体的异质性分析表明,非正式照料能够显著改善女性的心理健康,但是对于男性的心理健康没有显著的影响;非正式照料能够缓解轻微失能老人的抑郁程度,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但是对于严重失能的老人的抑郁程度和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的影响.     

我国高龄老人长期护理需求测度及保障模式选择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我国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日渐突出。高龄老人失能概率高．长期护理需求大．是老年人口中的脆弱群体。本文基于MarkOV多状态转移模型．对我国高龄老人长期护理需求进行量化预测。结果表明．2010--2050年我国失能高龄老人人口规模将从860．47万人激增至4764．52万人．高龄老人长期护理费用从1020．47亿元攀升至5650149亿元。昂贵的长期护理费用致使传统以家庭为主体的长期护理模式难以为继．为有效缓解未来高龄老人长期护理财务压力,满足高龄老人长期护理服务需求,发展长期护理保险与提升长期护理服务水平成为契合我国现实国情的政策方略．     

社会养老保险会改变我国农村家庭的代际支持吗?

新农保和家庭养老是当前我国农村的两种主要养老模式.文章使用中国健康和养老追踪基线调查(CHARLS) 2011/2013年的纵列数据,借鉴断点差分方法的思想,验证评估了新农保对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结果发现,新农保挤出了农村子女对父母提供的时间和服务支持,同时挤入了参保老人对孙子(女)的隔代抚育,对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的研究显示新农保扩大了父母和子女的居住距离,但统计上并不显著.随着社会养老保障向纵深推广,老年人对社会正式照料的需求日益增加,长期护理服务和保险产业在我国农村地区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新农保不仅提高了农村老年群体的生活独立性,且通过隔代抚育的挤入作用维持了家庭养老的存续性,在当前的养老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文章利用2011、2014和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CLHLS），实证检验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评价为“很好”和“好”的概率，降低了“一般”和“不好、很不好”的概率。（2）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对于自我健康感知较差、对非家庭成员有社会依赖、仅与子女同住或与配偶及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升效果更显著。（3）对于目前尚无照料需求的老人，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减轻了其焦虑程度，进而提高了生活满意度；对于有实际照料需求的老人，在家庭照料未满足时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能够显著提升其生活满意度。文章认为，应充分认识社区照料服务对老年人幸福晚年的价值和作用，提供全方位的社区照料服务，实现老有所护、老有所安，提升老年群体服务获得感、照料满足感和生活幸福感。     

我国失能老人数量及其结构的定量预测分析

现阶段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导致失能老人的基数巨大,他们的日常生活需要有人照料,借助外部护理服务来弥补自身失去的生理机能,这就需要大量的社会照料资源。由于我国家庭规模小型化,老年人长期护理成本居高不下,养老机构发展滞后等因素造成老年人护理服务供给不足,给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严峻的考验。适时掌握我国失能老人数量,测算未来我国分城乡失能老人数量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为我国建立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提供需求、成本与供给预算的依据。本文从分析我国失能老人数量及基本状况入手,进而测算出未来我国分城乡失能老人数量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据测算2015年我国60岁及以上失能人口约为1 563万人,其中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老人约330万人。2054年我国失能老人总量将达到峰值约4 300万人,其中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老人约1 600万。失能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现阶段的1.15%上升到2054年的3.1%,2054年之后将维持在这一水平上。我国应该尽快建立健全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失能评估机构以及专门护理机构、日间照料机构和居家护理服务机构,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服务体系需要较多的人力资源投入。     

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子女代际支持的中介效应

年龄认同是个体对衰老进程的主观体验,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内容。以往关于照料孙子女与老年人年龄认同的相关性的研究较为少见,并且没有关注子女代际社会支持的作用,关于中国老年人隔代照料与年龄认同的相关研究也极为缺乏。本文根据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调查追踪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隔代照料与中国老年人年龄认同的相关性,同时利用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法考察子女代际社会支持(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工具支持和代际情感支持)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显著相关,即照料孙子女使老年人有更积极的年龄认同;隔代照料与城市老年人年龄认同显著相关,与农村老年人年龄认同在统计上不相关,与老年女性年龄认同显著相关,与老年男性年龄认同在统计上不相关,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的影响具有城乡差异性和性别差异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工具支持在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之间发生了完全中介作用。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及中国家庭所发挥的作用和价值不容忽视,社会和家庭一定要关注老年照料者的健康问题和生活需求,要重视老年人在家庭中的价值和作用。同时,对于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其成年子女应给予更多的代际支持,提升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健康和幸福的促进作用。     

老年长期护理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苏皖两省调查的比较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老年人长期护理已经由过去家庭承担的事务演变成现在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对安徽、江苏两省的调查,描述了老年人生活与健康状况以及长期护理需求的差异性,分析了老年长期护理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地区、户口、教育程度、无子女、有退休金、洗澡有困难、半身不遂、女儿或女婿照料8个因素对老年长期护理需求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是相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这些因素对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需求的影响度要小。在此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推动与完善我国老年长期护理服务体系的一些政策建议。     

长期护理保险筹资政策有效性研究——基于49个试点城市的实证分析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与家庭结构的变迁,失能失智老年人群的照护需求增加,而长期护理保险是解决我国老年人照护难题的关键。在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体系过程中,资金筹措是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文章以长期护理保险49个试点城市政府公开发布的57份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利用文本挖掘手段分析政策内容,并参考PMC模型相关研究的评价指标,构建了长期护理保险筹资政策的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分别从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空间视角对各试点城市政策文本进行量化评价与对比研究。为更全面地了解长期护理保险筹资政策的演进过程,选择了典型试点城市更新前后的政策文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长期护理保险筹资政策的整体评级合格,但存在一定程度的政策供需错配问题,一是政策有效性与人口老龄化水平之间存在错配,二是在“参保范围”和“支付范围”等方面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从空间区域的角度看,我国长护险试点政策的有效性与一致性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特征。从政策延续性方面则发现同一试点城市更新前后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在筹资方面改善不大。文章通过对长期护理保险筹资政策的细致研究,为我国建设更为完善和适应性强的长期护理保险体系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深入了解政策的...     

长期护理保险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背景,选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库,结合我国当前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背景,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长期护理保险对我国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长期护理保险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改善效应,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该效应在性别、婚姻状态和孩子数量层面存在异质性,即长期护理保险对男性、其他婚姻状态和少子的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改善效应;并通过机制分析发现,长期护理保险会通过增加代际经济资助对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改善效应。研究建议：加快推进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的试点进程,并扩大长期护理保险的覆盖范围,将城乡居民纳入到保障范围内。     

个体教育获得的“末孩”与“首孩”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多子女家庭内，家庭内部教育资源普遍存在着分配不平等的现象。利用2010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匹配数据，本文研究了我国多子女家庭中教育获得的“首孩效应”和“末孩效应”。结果显示：（1）末孩的受教育年限比其他排行的同胞高0.883年，存在显著的“末孩优势”效应；（2）首孩的受教育年限比其他排行的同胞低0.535年，但仅在非农业户口群体中存在显著的“首孩劣势”效应；（3）“首孩劣势”与“末孩优势”存在世代差异，该效应在1978年后出生的个体中具有显著性，而在1978年以前出生个体中不显著；（4）分位数回归表明，个体教育获得的“末孩优势”只在较低教育阶段显著，在较高教育阶段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在较高教育阶段禀赋效应抵消了排行效应。政策设计时，应加大对多孩家庭的外部教育资源支持力度、提高养育教育成本补偿的精确性，进而缓解家庭教育资源约束、优化家庭内部教育资源分配。     

隔代照料与中老年人提前退休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助力将消失殆尽,提前退休等人力资本利用不充分的劳动力退出行为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家庭分工背景,利用CHARLS 2011、2013和2015年三期调查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分析隔代照料与中老年人提前退休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隔代照料会显著增加中老年人提前退休概率约18.8%以及显著提前中老年人退休年龄1.4年左右,主观报告的提前退休指标存在严重的测量偏差;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提前退休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女性、受教育程度低、只有一个子女、在企业工作的中老年人影响更大。进一步讨论发现社区保姆工资与祖辈隔代照料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隔代照料并没有增加子女对父母提供经济转移的概率,在市场照料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家庭隔代照料仍具有一定刚性需求。这表明中老年人对孙辈提供隔代照料将使渐进、弹性式延迟退休的政策效果变得十分有限。但辅以税收减免或抵扣以及补贴政策,发展和完善社会照料资源市场,可以有效缓解中老年人在家庭照料责任和劳动力市场就业行为之间的冲突,保障我国即将出台的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效果。     

谁来照顾老年父母?——机会成本视角下的家庭分工

在扩展型家庭(Extended family)内部,成年子女共同承担赡养老年父母的责任,研究子女如何就照顾父母进行分工既有助于我们理解扩展型家庭内部的决策机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由于每个成年子女照料父母的机会成本不同,资源的优化配置意味着照料父母的责任应该主要由照料机会成本较低的子女来承担。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的全国追访数据(CHARLS 2013),选择子女与父母见面的频率作为衡量照料责任的指标,本文对成年子女照料父母的分工进行实证检验。利用固定效应Logit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低,其成为父母主要照料者的概率越大,每天与父母见面的概率也越大。如果用子女及其配偶的收入衡量照料父母的机会成本,则收入水平越低,该子女成为父母主要照料者的概率越大,每天与父母见面的概率也越大。因此,子女照料父母的分工体现了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照料父母的责任主要由照料的机会成本较低的成年子女来承担。从政策角度讲,本文的研究意味着政府在制定公共养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子女赡养父母的分工。由于公共政策可能会对家庭养老产生挤出效应,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该政策可能会对老年人的子女产生不同的间接影响,导致不同的福利分配效应。     

老年痴呆病人照料体系实证分析

老年痴呆或称阿耳茨海默氏病（ＡＤ）是一种老年高发性疾病，严重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并波及到家庭和社会。通过对北京、保定、济南三地的调查和分析，发现老年痴呆病人的照料体系具有（１）照料负荷大、层次低；（２）主要照料者呈现出以配偶为主、子女为辅的模式；（３）照料系统较为脆弱，可近性差；（４）照料供需缺口大等特点。建议今后应从提高照料者照料素质，建立健全社区服务网络，缩小供需差距等方面建构和完善照料体系。     

中国城市老人购买长期护理保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正处在快速老龄化阶段,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空巢化,日益加剧的老龄化使老年人尤其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护问题变得非常迫切.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基本解决了老年人对长期护理服务的需求.文章利用《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个人问卷(城市部分)》数据,对我国城市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意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目前城市老年人购买长期照护保险的意愿并不高,并且存在较高的逆向选择;人口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替代因素、健康因素及意识因素显著影响着城市老年人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意愿.针对上述状况,文章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加强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建设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多孙是否多福？——家庭孙辈数量对老年人美好生活水平的影响研究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放宽生育限制是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然而随着生育数量的增加，不仅会改变原有的家庭规模与结构，还可能通过调整家庭资源和家务劳动的分配进一步影响家庭中老年人的生活水平。本文以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老年人美好生活水平指标体系并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进行测度，实证分析家庭孙辈数量对老年人美好生活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孙辈数量对老年人美好生活水平具有倒U型影响，祖辈隔代照料强度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且孙辈数量对于女性、城市、低龄和低收入老年群体美好生活水平的倒U型影响更为明显。建议既要发展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也要不断推进和落实积极老龄化措施，以期平衡养老和育幼的关系，缓解当前一老一小的社会问题。     

台湾地区人口老龄化下长期护理政策及走向

1993年台湾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7%,成为我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地区之一。伴随着老年慢性病盛行、老年人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家庭照料负担日益沉重,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开始转变为较为严重的社会风险。为此,台湾推行了一系列长期护理服务政策,包括居家护理、社区护理以及护理产业的商业化运作等。这些政策取得一些积极的社会效果,但也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长期护理服务投资意愿不强、福利成分丧失等问题。为了妥善解决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难题,台湾正在启动长期护理保险的立法计划并组建筹备小组展开前期的研究与论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