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权变观新论

儒家权变思想可分为“经权观”与“变通观”。程朱理学讨论了“经权观”,但没有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即经既是常道,为何需权?文章认为:需权的是礼,而不是仁。仁是了义,礼是不了义。《周易》详尽阐发了“变通观”的基本原则。但在“位”、“时”、“中”等变通原则背后,最根本的原则还是仁。儒家权变观的特点是有一种超越的价值取向(仁),而古今其他一些权变思想则以现实的功利取向为特点。     

试论韩愈的“道”

一、韩愈“道”的具体内容《原道》是韩愈儒学复兴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佛老相对立的“道”和“道统”说,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和伦理观念。文章一开头就对“道”的内容作了解释:“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他把孔孟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触为一体,作为“仁”的含义,从而指出,实行以“博爱为基本内容的“仁”,使一切言行符合现实的需要,就是“义”;“义”是“仁”的具体表现,由这种“仁”与“义”再进一步修行,就是“道”。一本正经的强调仁义道     

从宋明理学理欲论看儒家伦理重心的转向

伦理思想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在儒家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伦理思想同其它别的思想一样,也在发生变化。本文从其中一个方面———伦理标准,论述从先秦到宋明,儒家的伦理标准的变化。先秦儒家以“仁、义”为最高伦理标准,而到宋明儒家以“去欲”为最高伦理原则。从“仁、义”到“去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体现了儒家伦理重心的偏移。     

董仲舒大一统论基本内涵的三重维度分析

董仲舒通过解“王正月”“变一为元”“五正始”“天地古今六艺”,在得出“正始”“正统”原始义的同时,把大一统论引申为天道、政治、王道三重维度,分别指向宇宙大一统、政治大一统、思想大一统,进而使大一统具有了丰富的基本内涵。天道维度涉及天道不变、天道贵始、天授君权、天立三纲、尊天祭天、天人感应、天有十端、万物之本等内容。政治维度涉及正统、通三统、屈伸之义、尊君卑臣等内容。王道维度涉及王道贵始、王道通三、王修三本、奉天法古、推明孔氏等内容。     

理学的主题与二程的经学

理学发展了隋唐佛教的心性论,把心性问题与社会秩序、伦理规范结合起来。因而,人们将理学又称作德性命之学或心性之学。在北宋的理学家中,程颢、程颐兄弟所建立的“天理论”已充分呈现心性之学的基本特征。理学是新儒学。为建立理学的心性论,二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研读儒家经典,从中寻找立论的根     

程朱理学传入日本与林罗山的儒家神道观

以程朱理学为主的中国儒家思想，自13世纪初传入日本后，不仅影响了日本的思想界，而且也为日本近世出现的神道理论的儒学化奠定了社会基础。其中，儒学家林罗山所创立的神道理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比较深。林罗山在反佛、排佛和神佛混杂的同时，提出了“神道即是理”、“王道、神道理一”、“神道、人道一理”和“儒家之中兼有神道”的思想。运用程朱理学对传统神道理论进行了新的诠释。     

韩柳道论四维

韩柳以"文以明道"为旗帜,他们的道是儒家之道,尤其是圣人之道、仁义之道和辅时之道。崇尚圣人、发挥仁义、辅时及物,既是儒家之道本有的特征,又经过韩、柳的突出与发挥,既是韩柳个人的道,也是时代共同的道,既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道,也是一种不尽成熟的道,它们还没有获得像如理学、心学那样的专名,呈现出由先秦儒学向宋代理学的过渡状态。这种不成熟降低了韩柳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对于古文的发展却是一种促进。     

论李退溪的心学思想

差不多从刚刚形成的时候起,新儒学就出现了注重理和注重心的两种不同的倾向。二程兄弟就分別代表了这种情况。程颢(1032～1085)在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的同时,提出了“只心便是天,尽知便是性”的思想,更提倡学以识仁,而这个仁,便是早巳存在人心之中的“义、礼、智、信”等等,识得此仁只须反身体认,“更不可外求”(《二程遗书》卷二)。很明显,在这里心是比理更重要的。程颐虽然提到“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但重点还是落在理     

由“射不主皮”与“主皮之射”看王霸之别

《仪礼》中有"射不主皮"与"主皮之射"之分,参照郑玄注与《论语》等文献发现:前者是基于道德本位的立场,比于礼乐之节去考量德行的礼射;后者则是侧重于尚武勇力的带有军事性质的习射。然而在它们背后却隐藏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这两种导向也是二者逻辑发展的可能性结果:王道与霸道。因此,以射之"主皮"与否为出发点,通过儒家对射礼的政治性与道德性诠释,以期对考究王霸之别有所启发。     

儒家责任伦理的内涵及当代价值

传统儒家以“天人合一”思想为主线,在血缘亲情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以“仁”、“爱”和“孝悌”为核心,以“仁、义、礼、智、信”为外在规范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的责任伦理观。儒家的责任观包括“仁民爱物”的人类行为责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夫和妻顺的家庭责任,“内圣外王”的政治责任及“心忧天下”的社会责任。儒家责任理论在当代对培养仁爱精神,强化道德修养;塑造理想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树立忧患意识,增强民族责任等方面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儒家的“创造性转化”与“转换性创造”——以林毓生与李泽厚中国式现代化为考察中心

林毓生的“创造性转化”与李泽厚的“转换性创造”,提供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导向性方案,同时也是儒家得以“创化”与“转创”的现实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儒家的现代性转型,林毓生所要“转化”的乃是儒家人文主义,李泽厚所要“转换”的则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以西方自由思想为比照,林毓生将“仁”从“礼”中剥离出来,而且把“仁”置于“礼”之先,再与“天赋人权”观念接通起来,从而试图在“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西方自由人文主义”之间实现新的整合。李泽厚描述出“仁”本生于“礼”而后主宰“礼”的历史转变,又在公德与私德区分的现代意义上,主张“礼”“仁”分疏以区别于二者合一抑或对抗。据此,李泽厚以“西体中用”的方式,力求探索出“儒家宗教性道德”与“现代社会性道德”之间新的融合。当代儒家所在寻找的恰是“儒家性的现代化”之路与“现代性的儒家化”之道,“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对传统的从“创造性转化”到“转换性创造”之转变。     

先秦儒家政治思想及其当代文化价值——先秦儒家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之十一

先秦儒家以“仁”为本的政治思想 ,其核心是为政者自身具有极高的道德修养 ,并且推己及人 ,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 ,再加上外在“礼”的约束 ,使社会各等级各司其职 ,井然有序 ,百姓安居乐业 ,从而实现自身长治久安的统治。这种“君轻民贵”、推行仁政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儒家"五常"的道德优势及其当代意蕴

儒家“五常”是儒家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兴起于先秦,定型于两汉,发展于宋明,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儒家“五常”体现了“类”的公正、“阶级公正”并具有合理的道德结构,且能够不断结合时代特点适度调整自身道德内涵,使其生成了独特的道德优势。然而在当代的社会语境下,由于原来所赖以生存的诸多现实保障发生了改变,传统的儒家“五常”正在悄然改变。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内涵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仍具有一定价值。     

沈家本思想核心及其中西法文化融会点

一、沈家本思想核心沈家本一生治律,同时“从事经史考证之书”,兼治经史,融经史于律。法律学识之渊博,中国法律史上鲜有能与匹敌者。翻开他的著述,举凡法律所及的方方面面,无不为其所考论。对这样的融合中西法学大家,如果不把握他的思想基点(或思想核心),就很难对他的整体思想和历史作用作出正确的评估。沈家本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 通观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他的思想核心就是儒家仁政和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是“仁”的首创者,“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政”是“仁”的滥觞,由孔子的继承者孟子创立并系统化。“仁政”“仁学”是儒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孔子纳“仁”入“礼”,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又一步步“纳礼入律”。因此,中国封建法律包容了孔子以     

论儒家的“为己之学”

“为己之学”是儒家的一个核心思想,意义是指求学的目的,不在于功名利禄,而是在于成己成物,即在自身修养提高的基础上,为他人和社会作出贡献。这种思想有其深厚的心性基础,即孔子的“仁”学思想和孟子的“性善说”。这种本善之“心性”成为儒家“为己之学”的“源”与“本”,正是此“本”使得儒家的“为己之学”呈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显示出它对社会、对自然的无限大用。     

先秦儒家义利观探析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义利观上的深刻洞见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路向。先秦儒家认为,礼义与利益并非单线统摄,而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义利既可两有,又会相互冲突。面对义利冲突,先秦儒家主张通过礼义的方式去解决和调节公私、群己、人我的利益冲突,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义以为上”“义之与比”“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的义利抉择原则,其内在根据是“义以为质”,把义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从而将人是什么、应该做什么人、怎样做人这些根本问题统合到如何做一个仁人义士的问题上,为儒家君子成德之教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先秦儒家对义利观的思考,对于新时代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孟子"仁"论的两面性与终极旨归

孟子的"仁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用"王道"反对"霸道",体现出道德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仁政"也具有功利性诉求,即追求一种长期性的、终极性的大利。为理解孟子仁论的这种两面性,需要把功利分为物质的与精神的两个方面,孟子宣扬的功利是"仁德"之利的方面,其终极目的在于以道德干政。他的"仁政"说试图提供一套能够使执政者统一天下并长治久安的政治方案,希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获利。     

王宏撰理学思想初探

以王宏撰两次理学答论为主要线索，以理学范畴的逻辑先后为次序，分别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加以探讨，可以发现王宏撰理学思想之真趣。王宏撰理学之本体论属理本论。就理气关系而言，他认为“理气本一”，反对“理能生气”说。工夫论方面，着重探讨了王宏撰的“格物”论。其“格物”坚持朱子“即物穷理”说，反对“格去物欲”说。王宏撰是明代关学学人中既坚持朱子而又修正朱子的学者之一。     

中岩文学的儒家思想

中岩圆月为五山汉文学的代表作家。其诗慕杜甫，多忧国忧民、愤世嫉俗之作，表现出浓郁的儒家诗学观；其文《中正子》、《上建武天子表》等深受孔孟、程朱以及隋末哲学家王通等人的影响，表现出儒家的仁义、中正、诚明等核心理念及其价值观。同时，作者努力把它运用到变革社会现实的实践中，为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庄子》为政观的成因

庄子的为政观是崇尚素朴本真、清静无为,主张绝圣弃知、排仁绌义,向往“小国寡民”式的自然的社会生存方式。庄子之所以形成这种为政观,既与当时的社会背景、道家的思想学统和理想追求有联系,又与当时儒家伦理思想的错位滥用相关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