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安全风险调控的刑法模式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面临巨大的安全风险，需要刑法积极介入应对。刑法应当采用预防性保护立法、兼顾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与数据流通、秉持刑事一体化理念，从风险识别、风险分担和风险防控三方面应对个人信息安全风险。风险识别方面，个人信息分类分级是风险识别的基础，可以综合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标准和个人信息涉及的法益类型，分类分级保护个人信息。风险分担方面，通过合理设置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责任以及基于信息主体同意出罪事由，明确不同主体应当分担个人信息安全风险。风险防控方面，通过严密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和厘清个人信息犯罪的入罪边界，有效衔接前置法与刑法，构建个人信息安全风险防控法律体系。     

“一分为二”方法视域下虚拟财产保护的体系性思考——以盗取虚拟财产定性为切入点

受之前虚拟财产与数据“合二为一”的观点影响，非法获取数据罪论与盗窃罪论使得虚拟财产长时间内无法脱离数据属性的笼罩。数据与虚拟财产的关系问题，是虚拟财产犯罪必须直面的问题。信息是具有实质内容的数据，虚拟财产是一种信息类型。我国《刑法》对数据的保护，可分为数据本身的保护和信息的保护，前者通过非法获取数据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保护数据安全法益，后者则根据不同信息类型，通过分则各罪实现对各权利类型的保护。只有以“一分为二”方法为指导，在事实与规范两个范畴上，区分数据与信息、数据保护与信息保护、信息类型与网络权利类型，才能形成对同样侵犯以数据为载体包括虚拟财产在内的网络权利客体的体系性解释框架。虚拟财产是基于运营商与用户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债权凭证，盗窃虚拟财产构成盗窃罪。     

高空抛物罪的教义学阐释及司法适用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与《高空抛物意见》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高空抛物罪的增设,其目的在于强化对公共场所秩序法益的保护,以弥合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侵犯人身财产犯罪罪群体系上的处罚罅隙.高空抛物行为及其发生的场域复杂多样,应采取具体危险犯的判定模式,"情节严重"之标准要求足以引起公共场所周边不特定公众的紧张与恐慌,扰乱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高空抛物罪的主观罪过仅限于故意,排除过失形式.在主观认识要素上要求行为人对抛掷物品的材质、密度等物理特性以及抛物之时空环境具有认识或认识可能性.为了避免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高空抛物罪的规制范围不宜过于扩张.高空抛物罪的增设势必会对刑法体系中的其他罪名产生竞合或交叉,有必要从解释论上予以衔接、融贯,构建高空抛物行为司法应对的系统方案,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论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若干基本问题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在本质上是一种背信罪,应采取背信的滥用权限说,准确界定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成立范围,防止人为扩大或缩小打击范围;通过合理的解释方法,将谋利或加害的目的纳入构成要件,即金融机构必须具有为本单位或第三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谋利目的)或者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目的(加害目的),才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并准确认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区分标准,将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与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区分开来。     

数据库法律保护方式论争分析

数据库的保护模式问题在国际层面依然处于争论阶段,针对独创性的选择或者编排在数据库的开发、维护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淡化,投资越来越起决定性作用的现实情况,双重保护模式由于其采用独创性和投资两个不同的保护标准而造成对权利人保护的过度或不足而不宜采用,多重保护模式除具备双重模式的不足外,任意模式的融入又对问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和复杂性。单一的特殊权利保护模式则可以弥补其他保护模式的缺陷,一方面对电子数据库和非电子数据库规定同等水平的保护,规定判断的大致标准,并将自由裁量的权力交由司法机关;另一方面规定特殊权利例外和限制,同时规定特殊权利的保护期限,有利于对数据库进行统一的保护,方便数据库制作者行使权力。     

挪用公款罪若干问题探讨

挪用公款罪是司法实践中多发的犯罪。它不仅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 ,而且也侵犯公共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正确认定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犯罪主体、犯罪客观要件以及共同犯罪等问题 ,可以准确区分挪用公款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更好地运用刑事法律打击挪用公款犯罪 ,保护国有财产不受非法侵犯。     

模式构建与罪刑设置——关于我国经济犯罪立法的思考

本文作者认为，当前刑事立法的重心应从治安犯罪向经济犯罪转移。在立法模式上应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经济犯罪立法模式，这样有利于既保证刑法典的稳定性，又能较好地在附属刑法规范中实现罪与刑的具体化、明确化要求。在刑事调整和罪刑构置方面，作者指出，应结合当前中国实际，设置宽严有别的构成要件及轻重相宜的刑罚措施，并提出经济犯罪立法的三原则，认为对经济犯罪中违反经济管理、破坏公平竞争规则，而不是直接营利或者并不是以占有财物为目的的经济犯罪尤其需要在立法上加以认真对待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轻罪的处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刑事政策,其基本依据仍然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以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为考量因素.对于轻罪来说,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原则上以宽为主;但是如果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较大,则应考虑以严济宽.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视野下,对轻罪定罪标准的指导主要在于灵活运用"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规定,坚持化解矛盾,走非犯罪化的道路;对轻罪量刑标准的指导,则主要表现在根据犯罪人的量刑情节,大胆适用非刑罚化的处理方法以及大胆适用非监禁刑.宽严相济并非一律从宽,而必须是在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综合评价下,依据特定的社会治安形势,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互济.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论数据处理者的重要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及刑事责任

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要求对承载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的重要数据进行重点保护,而数据处理者正是保障重要数据安全的第一责任主体。数据处理者对于引起数据安全法益侵害危险的原因的控制支配是其居于保护者保证人地位并承担重要数据安全刑事作为义务的实质根据。为督促数据处理者切实履行重要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从源头防范日益严重的重要数据安全风险,《刑法》应与《数据安全法》等前置法有效衔接,在恪守谦抑性原则的基础上增设兼具法定犯、纯正不作为犯、义务犯、结果犯等多重属性的拒不履行重要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罪,构成要件设置要既能填补当前数据安全犯罪的立法漏洞,又合理划定数据处理者承担不作为刑事责任的范围。     

和谐社会视野下刑事立法之出罪与入罪问题研究

出罪与入罪是刑事立法定罪问题的一体两面。在刑法的历史发展中,社会危害性始终是决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最基本的标准,社会危害性具有出罪和入罪的功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确立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立法者运用刑事立法权确定犯罪圈的活动应当是双向的,既包括入罪,即犯罪化,刑罚化;也包括出罪,即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刑事立法之出罪与入罪的理论依据在于：刑法的谦抑原则、刑法的人权保障原则和相对罪刑法定主义。     

有关抢劫罪的几点认识

有关抢劫罪的几点认识张毫抢劫罪在我国刑法犯罪当中，是危害性最大的犯罪之一。它不仅侵害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财产安全，也侵害了公民个人的人身权利，它侵害的是双重客体。所以在我国的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特别重视对它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打击实施该罪...     

网络经济犯罪及防控

在各种网络犯罪中,网络经济犯罪是主流.网络经济犯罪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利用计算机及其网络实施侵犯财产罪;另一类是利用计算机及其网络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由于网络经济犯罪手段的特殊性,它具有犯罪主体的一般化、客体的突出化、手段的多样化、方式的智能化等特征.当前,网络犯罪呈现侵犯公私财物的案件多发趋势,侵害目标相对突出,青少年网络经济犯罪增多.网络经济犯罪防控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努力,全社会的通力合作.     

刍议大数据时代中国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大数据时代给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带来风险隐患。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买卖、过度收集并二次开发利用的现象。我国目前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条款较为分散,对个人信息的概念界定不明、法律法规协同性差、法律适用范围狭窄、刑法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款可操作性不强。应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完善规制个人信息保护的刑法制度,成立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专门机构。     

刑事诉讼中的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研究

国内外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已对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作出规定,但因刑事诉讼中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特殊性,应当根据敏感个人信息处理的一般原理,针对刑事诉讼作出特别的调整与规定。刑事诉讼中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基本要求包括遵守基于关联性审查的处理禁止规则、坚守比例原则、有限适用“告知—同意”原则等。根据这些基本要求,可以提出刑事诉讼中敏感个人信息的具体处理规则,包括事前规则如评估规则和审批规则,事中规则如记录规则、安全保障规则、委托第三方处理规则,事后规则如救济规则、特殊情形处置规则等,从而确保个人敏感信息在刑事诉讼中的依法处理。     

内幕交易罪之规范理论的比较研究——以美、日与中国台湾地区为对象

由于内幕交易行为在外观上与一般的证券买卖交易并无不同,但刑法上却将内幕交易行为当作犯罪来处罚,所以对于其刑事规范理论的依据何在值得探讨。但是因为内幕交易具有内部性,对于内幕人员获知与利用内幕信息的内幕交易行为,在区别究竟属于合法的证券投资与违法的内幕交易时就产生了难点。因此有必要借鉴美、日与中国台湾地区等关于内幕交易罪的刑事规制经验,从立法与司法实践方面来探讨内幕交易罪的刑事规范理论基础,以澄清内幕人员与内幕信息的规制范围与犯罪构成特征。     

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的理解与适用

生物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下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继续织牢织密法网对其进行保护。经历了分散立法和专门立法阶段,我国在外来物种入侵防治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了“行政-刑事”二元法律体系。近年来,外来入侵物种泛滥,相关案件频发,对生物安全造成了严重侵害,极大地影响了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永续发展。对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对可能引发外来物种入侵的行为进行规制,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犯罪治理体系的实际效能。在司法实践中,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存在具体法益较为单一、构成要件较为模糊和制裁措施不够多元等适用难点。对此,应当通过准确认定行为可能侵害的法益、合理阐释构成要件要素内涵和科学配置多元化刑事处遇措施等方式优化本罪的司法适用模式,切实提升犯罪治理效能。     

从犯罪学视角对被害人相关问题的探析

近几年我国许多犯罪学研究学者开展了对被害人问题的研究。所谓被害人是指人身和财产等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本文拟通过对被害人的特征、被害成因、对被害人的救济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以便更准确地把握犯罪现象,制定出预防被害的措施,对预防犯罪、减少公民人身和财产权益受损害提供有力的帮助。     

海上执法中使用武力行为的国际法剖析

虽然一国在海上执法时合法使用武力已成为国际习惯,但滥用武力将严重侵害他国渔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因此,在对他国渔船和渔民使用武力时,需要遵守严格的国际法限制性规范,符合使用原因、使用程序、使用程度以及国际协定约束等方面的要求。现实中,我国渔船和渔民所遭遇的典型事件均是外国非法使用武力所致。对此,我国有必要通过制定判断标准、依法要求救助和赔偿、建立相应的保护机制等方式,维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论侵犯著作权犯罪及其刑事立法完善

论侵犯著作权犯罪及其刑事立法完善张振亮，刘权著作权，亦称版权，是我国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严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层出不穷，手段、方式不断更新，危害也日益严重，仅仅依靠民事、行政制裁，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切实保障。为此全国人大常...     

论刑法典规制范式视角下非法数据跨境传输罪的确立

在数字经济时代,刑法面临新的挑战,国内外大型数字平台公司为了商业及其他目的,往往会针对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等关键数据实施无限制数据收集并通过各种途径传输至国外的非法行为。此类非法数据跨境传输行为侵犯了国家数据主权、妨害数据管理秩序、危害国家安全,刑法必须及时作出回应并予以规制。我国《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专门增加了针对数据犯罪的条款,附属刑法规制模式清晰可见。然而,上述规定过于笼统且狭窄,不具备整体性和普遍适用性。当前,我国现行刑法典中的罪名无法准确适用于非法数据跨境传输行为,因应技术发展以及国家利益在数据上延伸的现实情况,刑法典规制范式应该确立。增设非法数据跨境传输罪势在必行,该罪名的增设有助于有针对性地打击非法数据跨境传输行为,维护国家的数据管理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刑法典规制模式可以有效克服附属刑法规制模式的不足,在立法目标、规制范围和规制模式等方面均有突破。同时,条文的明确性和协调性也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法益保护主义和刑法结构的调整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