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是否促进了中国民营企业生产率增长?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时代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为促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利用2007—2019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了中国自贸试验区设立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设立显著促进了中国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影响效应呈动态递增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政策效果因企业高管团队稳定性、企业所处区位而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高管团队较稳定、处于沿海地区的民营企业从自贸试验区设立中获益更明显。从影响机制看，政府职能转变带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下降是自贸试验区设立促进民营企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渠道。接下来，我国应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全面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调整，结合我国各地区的区域优势来推动制度创新，强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引领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数字乡村建设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增收吗?——基于801个县域的PSM—DID检验

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路径,对于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及其收入变化将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采用我国2016—2021年801个县(市、区)的相关面板数据,应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对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居民增收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会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机制检验表明,数字乡村建设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和产业结构转型拉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数字乡村建设可以促进农业数字化转型,但是从短期来看,数字农业建设会降低农村居民收入。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效应均呈现显著性,其中东部地区的提升效应最为明显;此外,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县和工业县农村居民增收的影响都为正向,但从组间差异检验结果来看,数字乡村建设更能促进工业县农村居民收入提升。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中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分析

分阶段考察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首先利用传统的份额—转换法对劳动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考察劳动要素转移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接着引入资本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充分考察资本要素以及劳动要素转移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又进一步考察在Verdoorn效应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论表明劳动转移和资本转移存在明显的阶段特征,劳动转移一直存在＂结构红利＂现象,资本转移效应在近些年才开始出现＂结构红利＂现象;与结构效应相比,产业内部增长效应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及其收敛性

随着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提高,服务业发展的地区差距也日益明显,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导致这种差距的主要因素.根据1985-2007年数据,运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和不同时间、不同地区变动的规律及特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此期间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技术效率的下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造成了不利影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差距,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率虽然快于中西部地区,但其技术效率低于西部地区,并出现恶化现象;全国各地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不仅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缩小,而且会向自身的稳态收敛.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影响的测度——基于1991-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持续恶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1991年以来,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测度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这说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效率的总体水平并未得到实质性提高.从建立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模型并运用1991-201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来看,在此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已经对中国经济效率总体水平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应当通过建立城乡居民公平的利益分享机制和实施一系列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政策措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提高经济效率水平.     

中间品进口与北京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工业企业微观大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工业企业大型微观数据,构建计量模型,首次从企业层面实证分析了中间品进口贸易对北京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可以显著促进北京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口贸易对于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中间品进口贸易能显著促进轻工业、混合工业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对重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不同行业的表现差异很大.因此,北京市政府应该鼓励企业通过进口贸易进行国际资源整合,促进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提升生产率.     

中国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随机前沿研究

运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制造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TFP）,并分解成技术进步变化率、技术效率变化率、规模效率变化率以及配置效率变化率。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制造行业2005～2009年期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这5年中,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0.93%,增长缓慢;技术进步年均增长为2.42%,成为TFP增长的主要动力,指出当前我国制造业增长方式是一种投入型增长。     

西部地区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以西部民营企业为视角,通过对西部地区民营企业投入要素的描述性分析得出,西部地区的生产率增长率具有赶超东部的潜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基于Kumbhakar的三因素分解方法,将西部地区民营企业2007—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动态分解。分解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现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过度依赖于规模扩大而非具有持久性的技术效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从而在短期内仍无法赶超东部地区。这次结果对西部地区未来期技术提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即加大高新技术产业投入力度,通过技术合作共赢和技术研发能力的不断提升,才能使西部地区生产率产生质量上的提高。     

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路径探析

目前制约我国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有:资源分散利用导致规模效应缺乏,结构转换滞后导致协调发展困难,利益机制扭曲导致发展动力欠佳,制度安排缺失导致运行质量不高等问题。经济持续增长的路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城乡统筹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应通过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实现城乡统筹,从制度安排、统筹计划、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要素流动等方面为实现效率型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证伪"中国威胁论"的一个科学依据

对外投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模式。根据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通过PSM-DID计量方法探究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生产率越高,其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的概率越高,且分别呈现"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和"西部—中部—东部"逐步递减特征,说明中国对外开放为世界经济发展输送了一批生产率更高的优质企业。利用2008-2016年中国省级层面统计数据,采用最小二乘估计法、广义矩估计法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法估算省(区)全要素生产率,运用静态面板回归方法,证明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研究为证伪"中国威胁论"提供了一个科学依据。     

关于数字经济的几个基本问题

阐述了“数字经济的定义、本质及特点”“数字经济的功能作用”“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策略”四个核心问题，认为数字经济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其狭义维度概括为基于数字要素的经济活动，从其广义维度概括为由于数字要素而得以显著增强的经济活动。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是数据资源，这构成了其本质属性，其特征主要有高成长性、高融合性、高互通性、高流动性。数字经济具有推动时代变革、结构变革和社会变革的作用。数字经济具有以下发展趋势：日益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加快推进数据资产化进程和推动形成数字生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策略包括：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据合理流动、促使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数字赋能及实现路径

数字化时代乡村治理要素呈现新的变化和特征。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构建数字中国、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伴随数字技术和数字理念持续深化，乡村治理主体、客体、过程等要素发生深刻变革，乡村治理现代化迎来光明前景。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和理念，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亦存在一定的困境：传统既定思维与现代治理理念存在张力、乡村信息基础设施薄弱、城乡二元差距加大数字鸿沟、数字利维坦潜含技术异化风险等。为此，必须从培育数字型现代治理人才、完善乡村信息基础设施、构建多方协作共治模式、推动数字建设回归服务本位等方面，清除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掣肘因素，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论后发追赶进程中的供给侧增长动力转换

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心是以推进全要素生产率来寻求新的增长动力。经济增长动力既可在需求端发力,亦可在供给端发力,二者的区别在于需求侧增长动力更注重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而供给侧增长动力更注重于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相应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源于技术效率的改善和技术创新,并配以资本的协同互动,这符合于供给侧增长动力特征。对于后发追赶型经济体而言,供给侧增长无非是资本与技术二者协同转换的结果,亟待将供给侧增长与后发理论相结合,强调资本与技术在供给侧的后发动力效应和路径机理,以期对中国的后发增长和供给侧动力转换提供启示。     

Has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Promote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在综合考虑多维要素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协同作用的基础上,构建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模型,利用1993．2009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值合计约0．05．0．07,表明其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2）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非常显著,若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会高估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3）外地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增长表现为以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为主,但是也有空间负溢出的证据。（4）在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多维要素中,劳动力与其他公共部门资本存量对中国区域经济弹性的贡献仍然较大,新经济增长因素与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日本的经验与启示

日本完成工业化进程后,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总需求不足、资本收益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等,导致了日本潜在生产率下降,阻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促进创新、消除资源错配、改善产业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回顾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历程,并实施时间序列分析,可验证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对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中国可借鉴日本的经验,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抓手和主要着力点。     

数字化能力提升可以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数字化能力建设对制造业价值创造和竞争优势带来了本质的提升,同时也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数字化能力对于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产业链协同度对数字化能力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作用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有利于引导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进入中国。因此,为了推进制造业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未来制造企业应注重培养自身的数字化能力,实现资源有序流动与高效配置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制造行业整体应打破原有的产业链发展壁垒,强化产业链协同发展与产业融合。     

东北劳动力流失是“僵局”还是“契机”?——基于物化型技术补偿效应视角

前沿文献多以完善人口政策建设、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作为解决东北劳动力流失问题的突破口,鲜有文献从物化型技术替代劳动而形成补偿效应的视角分析振兴东北的问题。本文构建内生物化型技术一般均衡模型,数理演绎物化型技术的使用对劳动供给变化的内生响应机制,分解产出增长中的要素供给效应与技术补偿效应,获取使补偿效应超越供给效应的物化型技术门槛条件。本文利用东北三省面板数据,构造物化型技术进步指数,考察物化型技术补偿效应的存在性及其程度,依据估计结果计算了物化型技术门槛值。结果表明,要素供给效应和技术补偿效应对产出的作用方向相反,在一定条件下存在使补偿效应超过供给效应的物化型技术门槛值。当前东北地区物化型技术存在较强的补偿效应,但与其门槛值仍有距离。将劳动者按技能高低划分后发现,低技能者对产出的边际贡献明显高于高技能者,物化型技术的补偿效应主要通过其对低技能劳动的替代实现,其与高技能劳动呈互补关系。2008年金融危机后,物化型技术对低技能劳动的替代作用有所弱化,但强化了对高技能劳动的互补程度。     

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国际比较看日本的产业竞争力

全要素生产率指资本、劳动及其他所有要素 所带来的总和的产出增长。本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对近20年来日、美等发达国家各产 业的生产率进行了比较，并对日本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生产率低下及产业竞争力下降做了 分析，指出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强化产业竞争力、促 进经济增长的关键。     

数字经济、高等教育不充分发展与中国经济空间不平等

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共同因子法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和高等教育不充分发展对空间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具有降低空间不平等的总效应,高等教育不充分发展具有提升空间不平等的总效应。数字经济通过间接效应降低空间不平等水平,高等教育不充分发展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提高空间不平等水平,兼具有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且数字经济还具有削弱高等教育不充分发展水平进而降低空间不平等水平的中介效应机制。将高等教育不充分发展分解为高等教育的规模不充分发展、公平不充分发展和质量不充分发展,并采用共同因子法处理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之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数字经济与公共服务质量——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城市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强化数字化治理和驱动科技创新进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本地数字经济发展会抑制邻近城市的公共服务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该效应在东部城市更为明显；数字经济对大中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小城市；相比其他等级城市，数字经济对一等级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地方政府应发挥数字经济优势，在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过程中要重视数字经济对数字化治理和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合作与优化空间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