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家庭：对上海一项“建筑工人‘亲子关系’培训项目”社会工作干预的实践和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并由此带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中国的传统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流动中的农民工家庭呈现出不完整离散化的拆分型家庭模式，这对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很多现实的困境。本文在回顾了城市流动对农民工家庭关系的影响、流动人口中的家庭亲子关系、流动人口社会工作干预现状这三方面的文献基础上，通过一项建筑工人“亲子关系”培训项目的社会工作干预的实践，试图从“亲子关系”的角度去发现“流动人口”的“家庭”。该项目强调了通过建筑工人的参与式学习和分享，梳理他们各自的家庭生活和关系的现状，学习增进家庭成员交流和沟通的能力，促进和谐家庭建设。要改变流动人口家庭的现实困境，尤其是“只生不养”的儿童抚养难题，需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改善：第一从政策层面上，需要国家给予流动人口“困境家庭”以制度化的社会支持和相应社会福利的保障；第二从实践层面上，我们要将流动人口家庭服务的实践主体从“个体”向“家庭”转变，从家庭生态系统去回应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成长的各阶段的问题和需求，凸显出父母的角色。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领域的适用问题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以下简称“共区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领域发挥作用的同时,也面临着理论和具体实践领域的适用困境。在理论层面,该原则的法律性质存在争议,构成要件尚不明确,亦不确定该原则是否存在例外。从实践层面看,共区原则在海洋酸化治理、公海塑料污染治理、公海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治理,以及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与可持续利用方面存在区别责任被忽视、弱化或共同责任难以落实的困境。上述困境的成因包括旧的权力导向理念不利于公海治理以及公海环境治理中的区别责任的界定标准不够科学。未能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区别责任;难以确定各国的历史性责任;发达国家怠于承担或弱化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的区别责任是该原则在具体实践领域适用困境的成因。笔者建议在理论层面明确共区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中的法律原则地位、细化有区别责任主体的分类和具体形式、以及坚持以实质公平为核心。在具体实践领域,笔者建议在海运减排领域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并在其他海洋酸化治理事项中充分落实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塑料公约谈判中重视并适用共区原则,优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治理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积极推动BBNJ协定的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     

论行政争议市域社会协同化解机制的建构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行政争议化解机制的健全程度事关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目前,传统行政诉讼、合意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制度等行政解纷制度分别存在作用乏力、力度不足和效果不佳的问题。从宏观层面而言,依托繁简分流与多元化解机制,切实发挥行政诉讼基本职能,激活合意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作用,强化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制度功能。从微观层面而言,启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型构行政审判白皮书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方能激活行政诉讼制度体系中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制度机制的实质解纷功能,真正建构起行政争议市域协同化解机制,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行政法治方案。     

二十世纪中国传统哲学之困境与前途

作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在２０世纪面临内与外、知识分子层面与社会大众层面双重困境，而导致这种困境的深层原因则在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创造力的衰竭。２０世纪中国的哲学家曾从“改造”、“拯救”、“创新”三个方向为中国传统哲学走出困境作出了努力，但均未成功。鉴于此，作者探讨了中国传统哲学未能摆脱困境的根本原因并对中国哲学之未来前景作了展望。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探索及启示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广泛嵌入国家的行政组织体系及治理实践,正驱动政府治理朝着行政决策自动化、公共服务精准化方向转型,同时诱发出权力技术化与技术权力化的双重风险。“算法黑箱”与“算法歧视”的科技异化,导致权力监督与权利保护难题。“算法权力”的异军突起与“技术依赖”的日渐形成,亦挑战政府监管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地位。以算法公开、权利保护以及技术补充为代表的既有规制路径,因存在整体性欠缺、保护强度偏低、治理弹性不足的局限,难以有效化解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风险。未来,我国有必要通过治理理念规训算法逻辑、合理配置算法解释义务,以及保持人类理性与人工智能的协同跟进,促进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治理现代化。     

古希腊实践智慧的消解与近现代技术的异化

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西方哲学家对近现代社会的技术“异化”根源分别进行了自己的探究,但实际上这种异化现象从思想理论层面上来说肇端于西方近代思想家对古希腊“实践”的伦理或道德内涵进行过度的“技术”解释,即用“技术”吞并了实践的伦理或道德含义,从而使实践智慧被消解,理智德性也不再对道德德性产生任何影响和作用。这就必然导致技术“异化”现象的发生,即技术理性被无限放大,使其与道德德性渐行渐远。因此,为了消除和防范技术的异化,应该重视挖掘古希腊哲学中关于实践智慧的合理性,从而使实践智慧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其理论价值的同时对坚持“以人为本”、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对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思考——以广州市荔湾区为例

综合行政执法是为解决行政部门权限冲突、提升执法效能等公共治理困境而进行的,但在执法主体、执法客体、执法环境等方面存在困境。广州市荔湾区以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为核心,从政府职能转变、行政机构整合、执法流程再造等方面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作为基层难以突破综合执法法律体系不完善、执法路径依赖等难题,需要从法律依据、理论构建等顶层设计以及部门协同、专业执法支持等基层操作层面进行完善。     

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不完善是“十四五”期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挑战之一。企业作为数字经济治理的微观主体，明确其治理职责，承担治理责任，强化治理作用是数字经济协同共治的基础。在界定企业数字经济治理内涵的基础上，本文从数字化使用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和引领能力四个维度构建了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指标体系，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测算，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各省的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呈现“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发展格局和“高、中、低”梯度分布的发展特征。第二，从全国层面看，数字经济治理技术、治理环境、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均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其中，数字经济治理技术对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作用最大，其次是治理环境、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第三，从地区层面看，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四个影响因素的作用及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治理技术和治理环境；中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受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的影响更大；西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则明显来自治理人才的驱动。     

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内蕴、可能困境及现实应对

智能时代的到来,为劳动教育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支持、实施环境以及思维理念。劳动教育更加注重在数字劳动中提高人的劳动幸福,更加重视借助虚拟要素落细落实劳动精神,更加强调运用智能技术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智能技术的发展也带来劳动教育的可能困境,虚拟劳动实践的增加可能导致劳动者教育的虚无,技术素质与劳动素质脱节可能消解劳动教育价值,情绪劳动教育质量低下可能滋长职业倦怠等心理问题。教育者可以从劳动技术、劳动情感、劳动价值三个层面加以应对,推动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创造性发展,培养未来社会所需的智慧型人才。     

从"合作治理"到"层级治理" ——基于公共服务链建设的一项分析

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并存的格局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本意是要打破"碎片化治理"的困境,促进社会组织的凝聚、协作及均衡发展.本文以D枢纽型社会组织运营的公共服务链为例,探讨合作治理的意义及困境.研究发现,政府购买服务固然为以购买服务平台为枢纽、以"公共服务链"为载体的合作治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有力的保障,也应和了创新社会治理的需要与选择.但由于政府、社会组织之间资源与权力不对称,合作治理的局面极易被打破,致使合作治理走向"层级治理",从而阻碍公共服务链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恢复重建各主体有效对接、优势互补、功能互嵌的公共服务链,实现真正意义的合作治理.     

俄罗斯"内部人控制"型公司治理演化研究

俄罗斯在以特殊方式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在不断变化的企业制度结构中,也新产生影响企业行为的一些消极因素,导致俄罗斯内部人控制型企业产生了长期的无效率的“锁定”和对该路径的“依赖”,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中国的国有企业较早就有“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现象。时至今日,这一影响企业效率提高的问题仍然广泛存在。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理,也必然存在“锁定”和路径依赖。这一点从俄罗斯的内部人控制型公司治理的演化规律中能够看到一些经验和启发。     

《巴黎协定》下全球气候治理的俱乐部模式及其功能和风险

气候俱乐部是国外常年关注的气候合作方案，但很少有人直言俱乐部式治理能否创新性补充和完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多边体制。规范型、论坛型、联合行动型等开放包容型俱乐部较能保障政治可行性、制度合法性，可缓解《巴黎协定》“大而弱”所导致的治理规制困境，实现国家间的合作增效，但分别存在沦为空谈、大国操纵、透明度低的风险。封闭排他的布坎南俱乐部政治可行性和制度合法性都比较低，制度设计要求高，较难建成，并存在背离多边规则、与协定相冲突的风险。总体来说，俱乐部式气候治理或能成为协定和公约框架的有益补充，但需警惕其弱化“共区”原则的风险，避免其沦为发达国家弱化和逃避气候责任的迂回手段。从引领气候治理和应对国际气候政治变局的角度出发，中国有必要关注俱乐部式气候治理，对开放包容型俱乐部保持开放态度，积极参与和创建；对封闭排他型俱乐部保持警惕，有所防范。     

大变局中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和先行先试项目,作为夯实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在大变局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从中美博弈、印巴对抗和中东变局三个层面分析巴基斯坦所处国际战略困境,从民族国家建构、政治转型、安全治理与经济发展四个方面概括巴基斯坦国内治理困境,探讨巴基斯坦战略调整新动向及其局限性。本文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巴基斯坦应对世界大变局提供强大助力,但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     

数字治理的三重维度——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的高校安全治理及智慧校园建设

数字治理模式的构建是全面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高校对标世界顶尖大学建设数字化“双一流”高校的内在逻辑。数字治理可以理解为采用数字治理,即采取信息技术为治理提供更多手段;也可以理解为对数字进行治理,即对获取的海量数据进行治理;还可以理解为对治理本身的重构。高校的数字治理应从工具层面转向价值层面,从问题驱动转向理念驱动,从建立技术规制转向构建法理秩序,从技术治理为中心转向以权利保障为重心。     

从治理到被治理:论基于数字平台型企业的社会治理

数字平台型企业日益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在数据收集、数据处理、社会控制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成为日益强大的巨型组织。然而,数字平台型企业与社会治理之间存在双重紧张。数字平台型企业从根本上讲,奉行资本的逻辑,即它非常明确地指向营利;而社会治理的逻辑是公共性逻辑,追求的是公共利益。进而,数字平台型企业所拥有的大数据的公共性与企业的经营之间也存在紧张。因为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逆性,这就需要我们未雨绸缪,根据新信息技术的发展特点,转变治理思路,从“先野蛮生长再治理”的老路转向“先建构治理架构再发展”的新路,把政府监管的重心从知情同意转向由使用者承担更多的责任,进而重塑数字平台型企业的治理结构。     

住房价格、城市规模变动与经济效率优化——基于空间交互理论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

构建一个纳入住房价格、城市规模与经济效率三个关键变量的集成统一分析框架,通过构建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型空间交互理论模型,理论分析和初步观察主要影响效应,采用2000—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算城市经济效率,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法（DID）开展地级市层面实证检验,进而在城市群层面开展空间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1)房价高企显著阻碍了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加剧了资本错配程度,而城市规模扩张能够提升城市经济效率。(2)住房价格与城市规模扩张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特征。(3)住房限购政策虽未改变房价高企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方向,但它显著缓解了其对城市经济效率优化的抑制程度。(4)各地区城市经济效率空间差异较大,需因地制宜提出治理方案,其中中小型城市群应聚焦提升人口承载力,而具有明显发展优势的发达城市群则更应注重提升区域环境状况与交通通达度,降低户籍制度对人口迁移的推力效应。(5)地方政府应重视区域整体效应,合理进行功能定位和规划,实现城市经济效率优化和均衡协调发展。     

城乡人口流动如何促进乡村振兴？——基于中国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乡人口流动是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2000-2019年中国县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显著促进了乡村振兴,但2010年后二者呈现倒“U”型关系;分地区看,东中部地区城乡人口流动能显著促进乡村振兴,西部地区二者呈现倒“U”型关系;东北地区二者表现为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乡村振兴的五大指标来看,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乡风文明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对治理有效存在不显著的负向作用。中国城乡间的单向人口流动已呈现稳定态势,应分区域制定差异化的人口流动政策,特别是积极推动城乡间的双向人口流动,使之成为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深度融合的主要力量。     

日本公共危机治理中跨部门合作机制研究——以“东日本大地震”为个案

现代公共危机已从“独立型”转向“系统型”,单一部门的治理模式显示出了适应性不足的困境,构建跨部门合作机制日益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课题。日本是一个多灾国家,在公共危机特别是自然灾害应对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治理模式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构建了以跨部门合作能力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审视了“东日本大地震”中跨部门合作的“得”与“失”,力图解答跨部门合作存在的内在困境,并通过案例分析,从文化、领导、组织、资源和实践五个方面总结了跨部门合作机制完善的路径。     

“调研政治”:中国政治运作的特色模式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保持政治稳定性、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以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机制。在中国共产党推动调查研究机制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的过程中，“调研政治”运作模式应运而生。其生动反映了通过调查研究统一思想认识、形成政治共识，继而规范治理行为、提升治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内在机理，二者有着循序渐进、互为条件的逻辑关系。基于“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这一前提而生成的“调查研究—认同聚合—科学决策—推动落实”的运行机制，彰显了“中国之治”的治理智慧。“调研政治”这一概念性图式高度概括了“中国之治”的独特逻辑和制度优势，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的重要旗帜。     

“知乎治校”现象的典型特征、演化机理及应对策略

作为高校网络舆情的一种典型形态,“知乎治校”现象是指高校师生等群体以知乎为载体,借助与高校相关的热点事件吸引公众关注、制造社会舆论,从而影响高校治理决策的网络舆情现象。相较于一般的高校网络舆情,“知乎治校”现象在传播内容的叙事方式、参与主体的交互形式以及舆情现象的发展态势等方面呈现出新的样态。从网络舆情发生的时序来看,“知乎治校”现象的动态演化大致要经历开端、发酵、嬗变、冷却等过程。其中任一过程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都会产生新的形态,进而影响整个网络舆情的演化进程。对“知乎治校”现象的有力应对,需要运用系统思维,通过微观层面的网络舆情处置、中观层面的青年思想引领以及宏观层面的大学治理三方面协同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