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基于职业流动方向的视角

文章基于2012～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生产数字化与生活数字化的双重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迁移及其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吸引劳动力迁入,且迁入后的职业流动方向受生产数字化和生活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其中,生产数字化会推动劳动力流向技术型职业,而生活数字化会推动劳动力流向服务型职业,同时减少劳动力流向生产型职业的可能。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男性、中青年和高学历劳动力迁入,生产数字化有助于吸引中青年和高学历劳动力流向技术型职业,生活数字化显著降低了中青年、高学历劳动力流向生产型职业的可能性。文章进一步利用2012、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外来和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公平性,但在缩小二者之间的工资和生活幸福感的差异方面尚未表现出显著的影响。文章认为,在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加强劳动力的数字技能培育,充分保障迁移劳动力的就业权益,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实现更高质量就业是我国“十四五”期间的两大重要目标,数字经济如何助力高质量就业实现？文章基于工资议价视角,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并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借助OLS和Ⅳ-2SLS等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提高了劳动者就业稳定性、就业收入水平和权益保障水平,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第二,机制检验发现,社会就业机会增加与信息搜寻成本降低是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两个重要渠道;第三,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存在个体异质性,对农村户籍、高受教育水平以及使用移动上网的劳动者群体更显著,但不会对依靠亲属、朋友或熟人介绍寻找工作以及无法上网的劳动者就业质量产生显著影响。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就业性别平等——现状、挑战与应对方略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妇女发展水平全方位提升,经济活动参与权达到历史新高度。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也不断加剧,阻碍女性晋升的“玻璃天花板”现象比比皆是,性别薪酬差距持续拉大,传统性别角色观依然在许多领域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下中国就业领域的性别平等依然任重道远,而数字化进程并未使上述问题得以自行缓解。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性别平等具有“双刃剑”作用,在数字化直接创造出大量适合女性就业创业岗位的同时,数字经济部门本身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却日益严峻,两性之间的数字技能鸿沟不断深化,技术替代人力凸显了女性就业脆弱性,组织结构扁平化加固了“玻璃天花板”,而且性别歧视甚至内隐于数字技术之中,成为一种自带歧视意味的数字秩序。总体而言,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无论是行业间的横向性别隔离程度,还是行业内的纵向性别隔离程度,都呈现加剧趋势。在发展过程中涌现的新问题,仍须依靠“发展”本身来解决。从长远来看,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向女性赋权方面,数字变革拥有无限潜能。未来仍须加快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平等保护政策体系,完善促进就业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营造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生态,大力发展性别平等化的数字教育,...     

人力资本、职业搜寻渠道、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和OLS回归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8年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四个城市进行的问卷调查资料,使用分位数回归和OLS回归两种方法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一般人力资本和企业特殊人力资本都对工资收入水平有正向影响。收入水平越高的工作,其人力资本的回报率越高。强关系是农民工最主要的职业搜寻渠道,但通过强关系找到的工作的工资水平显著地偏低。工资匹配理论和职业搜寻理论的理论框架更适用于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分析,然而,和这两个理论的结论不同,工作流动并不能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基于2013年我国七个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调查数据,使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结果显示：一是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但人力资本对两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影响不同,其中受教育年限、现职业工作年限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更大,在外务工年限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二是职业流动与第二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呈现显著相关性,然而并非线性的影响,而是呈现倒U型非线性模式;但职业流动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影响不显著。文章最后结合研究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探讨了本项研究的政策启示。     

工作转换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效应

农民工就业流动频繁已经成为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和重要特征,而工作转换能否带来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实现职业地位提升？文章采用RUMIC面板数据,进一步估计工作转换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结果发现：工作转换对职业流动产生显著负效应,工作转换导致农民工职业向下流动,职业流动没有呈现“U”型特征,但存在一定的跨期效应,重新定义工作转换进行稳健性检验仍然支持这一结论。而从根本上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壁垒,强化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无疑是未来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     

外来人口的职业流动与就业适应——以武汉市为例的实证研究

运用武汉市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2005年外来人口就业的调查资料,研究城市外来劳动力的职业过程及其适应性。由于其择业过程受到政策的限制和明显的歧视,外来劳动力进城后通常职业变动频繁,表现出不断寻求最小歧视和最大收益岗位的特征。但是,外来人口在职业流动中职业地位的变化并不大。外来人口要想真正适应城市生活,为城市文化所接纳,除了需要提供相应政策、制度以外,还需要解决一个质的匹配问题,也就是他们能否满足城市经济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积累。     

中国职业流动中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研究

文章从代际职业流动和代内职业流动角度,分析先赋因素(如家庭背景、户籍制度、所有制等)对职业流动的影响,从而折射出职业流动中的一些不平等。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发现,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因素对就业分配的配置作用越来越大,但是对职业的合理流动的制度性限制以及结构性限制依然存在,从而产生社会不平等问题。基于这样的研究,文章在政策层面提出了首先要改变职业流动过程中的制度性不平等问题,才能缩小社会不平等(包括收入差距),而职业流动起点上的不平等要通过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援助和社会保障来解决。     

我国城镇青年职业流动和继承效应的度量

本文主要运用拓扑对数线性模型,对不同经济水平、社会制度和人力资本因素影响下,我国城镇青年代际职业流动和继承效应进行度量。研究结果指出: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城镇青年提供了较好的就业发展机会,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职业向上流动机会明显高于向下流动机会;女性城镇青年就业机会有了积极发展之势;接受高等教育使城镇青年具备较高层次的职业发展机会;而西部地区城镇青年的职业继承仍为主要机会,缺少向上流动的通道。     

数字经济发展的就业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依然复杂,新就业形态层出不穷,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加速器”对推动劳动力就业意义重大。本文利用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公共服务数字化4个维度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总体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创造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第一产业就业的负向影响显著,对第二产业就业的线性影响不明显,对第三产业就业的促进作用显著。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存在“U”型关系。具体表现为对第一产业就业影响呈现正“U”型特征,对第二产业就业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推动第一产业就业先减后增、第二产业就业先增后减,进而推动就业结构向高技术、高技能方向优化。第三,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和科技创新发展在数字经济影响就业的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大做优,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弥合区域数字鸿沟,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加快数字化创新步伐,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必然选择。     

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流动女性职业地位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动女性的职业地位普遍不高。本研究所构建的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理论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受教育程度、是否掌握专业技能、成就动机、社会网络规模、社会网络顶端、进城务工时长、到过的打工地区数等是影响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     

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影响研究

人力资本是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发展水平也是体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不断与传统产业融合,持续改变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对多领域、多行业、多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此同时,比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发现,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增长与地区人口规模增长基本保持同步,这是巧合还是蕴含着内在规律？人口数量增长是否对应人口质量增长？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和研究。为此,文章尝试探讨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影响,在分析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11～2020年省级数据予以检验。研究表明：与中部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在东、西部地区更为明显;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影响同样呈现区域异质性;考虑工业产业结构变动,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     

中国劳动力流动社会经济政策演化脉络与效应研究

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所经历的劳动力流动,既是一种社会发展现象,也是一种转轨现象。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劳动力流动本身以及相关宏观社会经济政策作用的微妙性突显了其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的差异化特征。文章区分了劳动力流动宏观社会经济政策与地方政府的微观干预措施,侧重探究1978²012年劳动力流动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的演化脉络及其在每一个阶段给劳动力流动与宏观经济带来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流动社会经济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偏重城市与发达地区而弱化农村与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导向。在这一政策导向下,其作用于劳动力流动应有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并不显著,从这一视角来看,甚至是延缓了城乡间与地区间差距的缩小进程以及外流劳动者微观主体福利的提升进度。     

中国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及其经济效应

人口红利代表的是人口转变过程中能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优势的人口年龄结构,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在空间上的转移,会相应形成一种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由于中国长期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便产生了不同的区域经济效应。文章结合人口红利相关理论,对人口红利空间流动及其经济效应进行梳理与分析,并通过对人口红利在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做出的经济增长贡献及其变化差异进行实证研究,证明在人口红利式微的背景之下,存在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红利流动推迟了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变,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关闭得更晚,实现了人口红利的空间补偿,最大化地提升了人口红利的综合经济效率。而东部地区人口质量红利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进程较中西部地区也依然处于领先水平。与此同时,文章也关注到东部地区吸收的人口红利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则是一种人口红利的流失,使得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受到挤兑,扩大了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基于这一现实状况,秉持着效率和公平兼具的发展观念,文章认为应通过强化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跨区域补偿机制及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增长的影响

文章从理论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创业增长的影响及其机理,并利用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有效优化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和产业间的协调程度。(2)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激活劳动力市场创业热情,无论是生存型创业还是机会型创业均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效应,且数字经济发展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大于生存型创业。(3)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和社会分工深化助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增长。文章认为,应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以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切实促进创业增长。     

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内在机理与微观证据——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发挥数字经济新优势,释放数字科技对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应是稳定民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的内在机理,运用Probit模型、IV-Probit模型、KHB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科技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赋能作用,能够促进劳动力实现就业,并且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法、更换变量衡量方法、调整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的中介机制结果显示信息流动效应、人力资本赋能效应和就业渠道拓展效应是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中间路径,人力资本赋能效应所占比重最大,信息流动效应次之,就业渠道拓展效应所占比重最小;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科技对高学历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低学历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对未婚群体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已婚群体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对中年群体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青年群体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结合研究结论,建议未来应当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劳动力就业过程中所起到的加快信息流动、提升劳动者工作技能、拓宽劳动者就业渠道的功能,积极搭...     

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效应——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

文章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研究时段内,数字经济总体上并未引发生产率悖论问题,不仅加速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且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收敛。（2）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效应主要源自产业数字化及其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3）从劳动力就业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可以通过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收敛。（4）伴随人口红利的转变,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人口红利水平越过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作用呈现出明显的边际递增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消解人口红利衰减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潜在冲击。文章认为,在人口红利转变的现实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在抬高劳动生产率收敛水平的同时,也能促使区域劳动生产率加速向自身平衡增长路径上靠拢,从而有利于推动区域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     

流动妇女的职业发展及其影响因素--以厦门市流动人口为例

本文利用厦门市流动人口系列抽样调查的数据对流动妇女在城乡流迁中的职业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妇女进城后的户外就业率明显下降,但在外就业的职业层次却有所提升;流动妇女在流入地居住的时间、年龄、文化程度、结婚年数以及配偶的收入是影响她们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其中在流入城市居住的时间有利于流动妇女的职业发展,而流动妇女的年龄及其丈夫的收入水平却和她们户外经济活动的参与成反比关系.为了发挥城乡流动对农村妇女职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建议在女性流动人口比较聚集的城市实行无年龄歧视的就业制度,同时加大对农村女性人口的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和自强自立的先进性别文化的宣传.     

地区发展、经济机会、收入回报与省际人口流动

利用最新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本文考察了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模式,发现省际人口流动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态势.并进一步分析地区差异对省际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作为流出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人口流出具有显著的阻力效应,但经济机会的多寡和经济回报的高低并无显著的影响;作为流入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吸引人口流入并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其“拉力”主要表现为经济机会的多寡和经济回报的高低.因地区发展不平衡短期内难以改变、经济开放性会继续增强、收入地区分化仍将存在,加上更加自由的流动环境和不断改善的交通和通讯条件,省级人口流动在局部地区集中的趋势将会进一步被强化.     

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的影响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影响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的理论分析,利用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的统计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推动产业升级,而且有利于提升就业水平。在产业内,数字经济能够提升高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同时减少低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劳动力由低技术部门向高技术部门转移;在产业间,数字经济有利于提高第三产业就业占比,降低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比,劳动力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数字经济显著提升高学历劳动力的就业占比,不利于低学历劳动力就业。当前产业升级与稳就业总体能够协同推进,但存在短期的失业问题,公共政策应注重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升劳动力的数字技能,保障低学历失业群体的基本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