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行政问责效果乏力的病理分析与改革措施

随着行政问责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大规模建立,问责行为日益普遍。当前,人们普遍认为行政问责制最大的不足是行政问责效果不尽如人意,其主要表现为对案件处理的搁延、处理结果有失公正、被处理人员非法重新启用等方面。究其原因,在于行政问责法律与制度的不完善,监督体系欠缺,公民问责意识淡漠,以及客观存在的合法化转型危机等。因此,行政问责制的根本改善需要一整套从制度完善到文化建设的系统改革措施。     

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分析与建构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与行政问责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日臻完善。然而,从整体而言,中国的行政问责制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其制度设计还不完善,存在着诸如行政问责立法滞后、问责内涵界定模糊、问责主体指向单一、问责客体规定不明、问责范围涵盖不广、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不明确、问责惩罚标准不统一、问责启动方向单一等问题。因此,中国立法部门应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对行政问责主体、行政问责客体、行政问责范围、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行政问责方式和行政问责程序给予明确规范。     

从官员复出失范审视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漏洞及其修复

问责官员的去向与安置作为行政问责最后一个环节既体现行政问责的执行效力,也反映行政问责制度本身完善与健全的程度。问责官员"悄然复出"、"迅速复出"、"神秘复出"甚至"无痛复出"等失范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在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漏洞,如缺少对行政问责客体的后续跟踪和监督机制,问责标准模糊、范围狭窄,问责程序启动的内生动力不足,制度合法性自我消解等。重视并规范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细化并统一行政问责标准、强化异体问责及加强行政问责制度的执行力度是修复行政问责制度漏洞、促进行政问责制度建设、深化行政问责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和手段。     

中国行政问责制改革对策探究——基于官员闪电复出现象的分析

近十年来,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建设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对于规范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行政行为和增强自律与责任意识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也遇到了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分析近年来频频出现的官员"闪电"复出实例,从法律法规、问责文化、问责要素、问责评估与监督制度等方面提出改革对策与建议,试图为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设计一条集严厉问责制度建设与严格复出标准监督于一体的现代化问责道路。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探索及启示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广泛嵌入国家的行政组织体系及治理实践,正驱动政府治理朝着行政决策自动化、公共服务精准化方向转型,同时诱发出权力技术化与技术权力化的双重风险。“算法黑箱”与“算法歧视”的科技异化,导致权力监督与权利保护难题。“算法权力”的异军突起与“技术依赖”的日渐形成,亦挑战政府监管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地位。以算法公开、权利保护以及技术补充为代表的既有规制路径,因存在整体性欠缺、保护强度偏低、治理弹性不足的局限,难以有效化解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风险。未来,我国有必要通过治理理念规训算法逻辑、合理配置算法解释义务,以及保持人类理性与人工智能的协同跟进,促进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治理现代化。     

我国实行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制度规范。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宪政民主政体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实施行政问责制是推进民主政治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实现高效廉洁的必要基础,因此推行和完善我国政府的行政问责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我国行政问责制还面临诸多困境,主要有:问责主体缺乏法定明确性,异体问责相对薄弱;问责的法律体系不完善,缺乏强制力作为保障;政府权力与责任不对等;政府信息公开的有限性。为了有效地解决以上问题,政府就要转变行政理念;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健全行政问责的法律制度体系;构建权责一致的行政问责制度;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     

网络新技术、新应用与电子商务生态化治理

云计算、大数据等网络新技术挑战了以有限资源为基础的物权和知识产权制度。CtoB模式的出现,对产品责任制度提出了挑战。网络新技术与新应用提出的挑战使电子商务进入到生态化治理时代。政府治理是电子商务生态化治理的重要一环,为适应电子商务生态化治理的需要,政府应改变现行的监管思路和方式,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积极开展消费者教育。     

试论转型后纳税人权利的法律保障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法治的推进,纳税人已逐渐从＂纳税义务人＂向＂纳税权利人＂转型,纳税人地位的转型将推动纳税人权利保障机制的重构。文章提出从实现纳税人权利宪法化;优化税务机关行政权力;规范和优化纳税服务和改革税务行政诉讼机制,建立纳税人诉讼制度等几个方面采取保障措施,以切实维护转型后纳税人的基本权利。     

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法——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

对行政问责制度的科学评估可以深刻地揭示其价值和功能,为制度设计提供客观标准和量化依据,是改进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重要工具和科学手段.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价常常涉及多个因素或多个指标,评价是在多因素或多指标相互作用下做出的一种综合判断.借用数量学的方法并根据行政问责制度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先设计出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价指标体系问卷调查表,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来计算行政问责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分值,更能够体现出行政问责制度评估效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论西方异体问责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已经成为了我国行政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重要实现途径,被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亮点。问责制可以分为同体问责制和异体问责制,异体问责制度是问责制度的关键,它指行政机关以外的有权机构或人员对政府的问责,其目的在于通过外部的约束让行政官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本文通过对异体问责制度的分析,结合美英等国的问责制度,提出了我国异体问责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中国行业协会治理转型的困境及对策——基于“结构—关系—行动”的视角

《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业协会与行政机构脱钩改革新进程的开启,行业协会由“他组织”转向“自组织”。与此同时,行业协会依附式发展和治理失灵等问题显现,行业协会治理转型势在必行。行业协会的治理转型可以从结构、关系和行动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中国行业协会治理存在结构的形式化与简约化、关系的依附与疏远和行动的被动与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效率机制与合法性机制的驱动不足、对资源与规则的依赖以及社会资本与策略能力不足。行业协会需要在结构、关系、行动三个维度实现全面治理转型,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实现治理现代化。     

大数据时代数字鸿沟的伦理治理

大数据时代的数字鸿沟主要表现在大数据利益相关者之间,并且产生了包括公平、共享、信任、参与和自由等伦理危机.总体而言,大数据时代的数字鸿沟主要是由于伦理制度规范滞后导致的,当然大数据技术的硬件与软件的不平衡发展有关,同时现实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及极端功利主义也是产生数字鸿沟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实现对大数据时代数字鸿沟的有效伦理治理,必须不断完善相关的伦理制度规范并努力弘扬公平参与和协作精神、共享精神、契约精神和人文精神.     

信息、民主与法治:行政决策能力提升的要素保障

当下,行政权力已触及社会每个角落,众多的社会管理事务需要行政主体通过行政决策的方式予以决定,因此善治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与政府行政决策能力提升休戚相关。电子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发展与社会管理手段提升的重要助推器,行政决策的信息来源极大丰富,信息技术可以优化行政决策的参与主体,提升政府的行政决策能力以及决策的质量。技术理性与制度构建的融合,需要将信息化、民主化与法治化作为行政决策能力提升的要素保障,以制度来保障技术应用以推动行政决策的创新。     

试论从“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的转型

中国政府管理处于一个从“部门行政”转向“公共行政”的转型期。政府行政改革的基本任务就是尽一切努力弱化“部门行政” ,基本目标就是建立“公共行政”。“部门行政”与“公共行政”是分别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两种类型的政府管理制度 ,而部门利益是部门行政延续的根源。推动“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型的制度设计思路是 :提高部门“三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 ,力争作到“职权法定” ,杜绝“职权自定” ;加强对行政立法行为的监督 ,有效遏制“部门职权利益化”趋向的发展 ;加快公共财政制度建设 ,阻隔“部门职权利益化”实现的渠道 ;决策与执行合理分开 ,中断部门利益实现的链条 ;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探索党政分开的有效途径。     

“制度性风险”下的国家审计行为能力分析

利益性结构和职能性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两个重要方面。一直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更多关注的是利益性结构问题,即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以致忽视了社会职能性结构的变革、调整与同步发展,从而加大了社会制度性风险。转型社会制度性风险治理应该是我国深入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参与国家治理制度性风险的职能、能力及作用是由国家经济、政治体制及制度,政府行政目标和执政能力决定的。     

作为行政手段的举报奖励制度研究

制度史表明举报奖励制度已由最初的保障民主监督权发展到同时服务于一定的行政目标.晚近行政举报奖励制度被越来越多采用,成为行政主体一种重要的法律手段,但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文章通过行政举报奖励制度与举报制度、行政奖励制度关系的研究明晰其制度定位,通过对其作用机理的研究明晰其特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回应行政举报奖励制度与其他相关制度的协调问题与自身合法性的保障问题,旨在为行政举报奖励制度的有效和规范应用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基层治理:转型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基层治理是指一个政治制度框架或政治结构之中最基层的权力运作过程。基于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政策过程,或者一种民主发展形式,或者一系列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式与手段。但无论基于哪种视角,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基层民主,其方式是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各种社会活动,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公共利益。因此,基层治理的目标、制度建构及其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治理一直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主要是由四个现实条件决定的。其一,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超大型农业社会决定了其经济基础是农业,政治基础在基层;其二,从当代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过程中,基层治理因其实验性特征能够有效地降低改革风险,为社会转型发展积累经验;其三,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最为集中地反映在基层乡村和城市基层;其四,由于基层社会的重要性,党和政府主动地将基层治理作为改革的路径,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财政保障。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深刻转型,必然需要一种新的适应变革的治理模式,这就使得当前的基层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和转型压力。实践表明,只有实现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才能使基层治理符合现代政治的标准,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为此,国家应积极推进政策过程中的授权、决策、管理、监督等权力环节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充分发挥基层民众、党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主体作用;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权威地位,使全部治理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有效推动增量改革制度化,用法律和制度将改革创新的成果固定下来,用以规范治理行为与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地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论行政争议市域社会协同化解机制的建构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行政争议化解机制的健全程度事关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目前,传统行政诉讼、合意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制度等行政解纷制度分别存在作用乏力、力度不足和效果不佳的问题。从宏观层面而言,依托繁简分流与多元化解机制,切实发挥行政诉讼基本职能,激活合意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作用,强化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制度功能。从微观层面而言,启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型构行政审判白皮书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方能激活行政诉讼制度体系中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制度机制的实质解纷功能,真正建构起行政争议市域协同化解机制,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行政法治方案。     

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实践进路与路径优化——基于广州的探索分析

数据是数字时代的重要资产和战略资源。设立政府首席数据官统筹数据战略推进、推动政府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与开发利用是当前各级政府数据治理组织体系创新的重要举措。广州遵循“以数据为核心、以组织为依托、以平台为牵引、以制度为保障、以人才为支撑”的实践进路,积极探索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在提升治理效能、释放数据红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需从制度完善、组织重塑、队伍培育以及生态营造等维度,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进行调整与优化。     

制度改革与体制转型——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治行政改革分析

日本20世纪90年代实施了以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为核心的"政治改革"、政府行政机构改革以及中央与地方分权改革等一系列政治行政制度改革。其目的是通过多项分进式制度改革实现政治体制的渐进转型,即由一党单独控制国会多数议席、弱势首相、官僚主导体制向多党联合控制国会多数议席、强势首相、政治主导体制转型。制度改革使日本政治体制与政治过程发生了显著变化,推动了政治发展,也给日本政治带来了转型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