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力都从定慧生——论马一浮的诗

在 2 0世纪中国现代学人之中 ,马一浮先生其学其诗是融通得最好的。如果说 ,其哲学表征是在破除了儒道释乃至理学、六艺之学的门户之见基础上所产生的“道通为一” ,那么也可以说 ,它的诗学表征即为一种超越了“思”与“诗”、“物”与“我”、“偶然”与“必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之后而呈现出的“理事无碍 ,正音正义”之审美精神。从诗学源流上讲 ,马氏之诗在“理趣”和“意境”上远接于宋代的理学家诗人邵雍 ,但由于其学也深、其感也广以及“其情也深” ,而这三方面则无疑是马氏其学、其诗可以超越前贤的根本原因。由于从现代学术进程中获得了更加深厚的精神定力 ,因而使马氏之诗真正具有了一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通儒之境界     

论诗画配合

诗与画配合,以诗作画,为画题诗,古今中外是不乏其例的。在我国文学史上,有不少大诗人曾以画为题作诗。同样,在我国绘画史上,也有不少大画家以诗词为题材而作画。诗、画相配合,因诗以明画,由画而知诗,于是画以诗不朽,诗因画流传。这种“异根同条起”的并蒂之花,在我国艺术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本文拟就诗画配合这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古今诗画配合之异同和诗画配合的好处等问题,谈谈拙见。     

名人教子拾趣

在我国,古今许多有识之士都极为重视对孩子进行品德教育,而且讲究教育艺术,寓教于文化艺术之中,被传为佳话。家教:北宋包拯担心家人弟子利用权势贪污腐化,因而自述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诗教:南宋诗人陆游作《示儿》诗,诗曰:“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告诫儿子要继承自己的遗志,不忘收复失地,报效国家。     

古今之争:春秋乐论的核心问题

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的核心问题在价值领域,对经典的迷恋使任何新出的文学艺术都面临严格检验,也使古今之争成为文学艺术理论史中最尖锐的问题.从历史看,中国艺术的古今之争以西周礼乐制度的确立为背景,其展开形态为春秋时期围绕音乐形成的新旧、雅俗、俭奢对立.在这一时代,古乐因为代表着伟大的传统而获得权威地位,新乐则因其欲望属性而被视为社会“礼崩乐坏”的破坏性力量,并因此缺乏存在的道德基础.至战国初期,这场争论因古乐的全面式微而趋于缓解,但却开了后世中国艺术围绕古今问题长期对立的滥觞.     

诗缘情而绮靡——试论诗的特质

中外文学理论及史实说明:“艺术就是情感。”诗更是情感的宠儿、情感的律吕和色彩。诗尤其需要情感的爆炸——“灵感”的获得。情感与灵感的关系:情感是灵感的母体;灵感是情感的产儿、触媒、导火索和爆破点,是情感孕育诗篇的必经的重要阶段,“是诗的受孕”,是诗人富有个性特征的独特的审美感受,是一种全新的美的愉悦,是诗情中最感人最富创造性的力量。诗主情,重灵感;而诗情和灵感不是心灵固有的,也不是天生的,是诗人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的独特审美判断及与之俱生的情感反映。诗主情与其他艺术主情的区别,在于“诗缘情而绮靡”。作者认为,这就是诗的特质。     

鲍狄埃的光芒

法国当代著名作家、文艺批评家阿拉贡曾说过:“诗人最爱光”,“他们发明了火”①。但是,在诗歌史上,真正能发光的诗人并不很多。然而,当我们读完欧仁·鲍狄埃的全部诗作后,我们就不能不说:鲍狄埃“发明了火”,他的诗在闪光。 鲍狄埃是法国十九世纪最卓越的工人诗人,伟大的国际无产阶级歌手。他一生创作了二百五十多首诗②,这些诗以深沉激越的调子,抒唱了劳动者苦难的命运;以奔腾豪放的热情,激励被压迫者站立起来,”捣毁旧世界;以真理的光焰,照亮了整整一代人的战斗征程。诵读这些诗,仿佛使人感到时代的风云在面前翻卷,历史的涛声在耳边回响,…     

闻一多诗歌创作中的爱国主义思想

闻一多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爱 国诗人。一九三五年,朱自清在《中国.新 文学大系·诗集》序言中说闻一多“是个 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抗日战争时期,朱自清在他的 《新诗杂活》中曾指出,闻一多“在抗战 之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一九四六年,闻一多壮烈牺牲之后,朱自清在痛悼老友时,再一次强调 《红烛》和《死水》的“特色之一,是那些爱国诗。在抗战以前,他也许是唯一的爱国新诗人”①。象朱自清先生那样稳健、持重的学者,用历史的验证,先后几次以“爱国诗人”的高度赞誉,评价闻一多在中国现代…     

苏联诗歌界关于“自我表现”问题的几次争论

近二十余年,苏联诗歌界围绕着抒情诗的“自我表现”问题,先后出现过几次争论的高潮。争论的起因要追溯到五十年代初期女诗人奥·别尔戈丽茨写的文章《谈抒情诗》。她在这篇文章里引人注目地强调“诗人的个性”不能“从诗里消失”,认为抒情诗的使命就是完成诗人的“自我表现”,表现“自己抒情性格的全部复杂性”,主张抒情诗表现“痛苦、忧虑和烦恼”,不仅要写幸福的爱情,而且还要写不幸的爱情。文章谴责“伪善的批评家”,说他们在诗中只要发现诗人的“沉思”或“忧愁”,就说成是“悲观主义”和“颓废情绪”。她认为,抒情诗的优劣不在于写什么,不在于主题大小。她明确指出,杂志上大量发表的那些“毫不动人的”、“拙     

浅谈袁枚的诗才论

袁枚是名列乾嘉三大家之首,为性灵派之领袖。袁枚论诗,注重“性灵”,也极其强调诗人的天分。本文从袁枚与公安派性灵之分野,袁枚的诗才论,袁枚论诗才中的灵感,才与学、识的关系等方面剖析袁枚的诗才论,从另一个侧面探讨性灵说。     

“三李”诗与中国画

李白、李贺、李商隐,人称“诗家三李”,从创作方法说,“三李”诗可归入浪漫主义范畴,以技法论,“三李”各自皆有独创。然而,就诗画关系探求诗艺,似乎有待于深入研究。盛唐诗人王维的诗,被称为“诗中有画”,传为王维所写的《山水决》中,认为“画道之中,水墨为最上”     

谈方玉润的《诗经》研究

方玉润(1811～1883),字友石,一字黝石,自号鸿濛子，是清代有名的《诗经》研究家摹妒肌芬皇楸蝗酥厥樱矶嘌芯俊妒返闹骱臀难罚家隽似渲械募狻?方玉润自称要“原诗人始意”,亦即寻求《诗经》本义,这是困难的。来欧阳修《诗本义》中分《诗》义为“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经师之业”四类。清人皮锡瑞在《诗经通论》中说,“有作《诗》之意,有赋《诗》之意”,“故《诗》有正义,有旁义,有断章取义。以旁义为正义则误,以断章取义为本义尤误。” 在孔子以前,《诗》据说是王者“陈诗观风”的工具。《左…     

“情”与“理”

宋代的“道学”诗人,往往在诗中大谈“性理”之学,通篇都是议论和说教。严羽针对这种“以议论为诗”的倾向,提出“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的见解,这是切中时弊,很有见地的。列宁指出:“人类的一切活动,不能离开感情而存在。”文艺创作更是一种强烈的感情活动。优秀的作家总是怀着强烈的爱憎感情来评价生活,以自已的全部感情来孕育艺术形象的。因此,古今中外有识见的作家文艺理论家,都十分重视感情对文艺创作的作用。陆机在《文赋》中很强调“情”,刘勰明确地把“情”列为艺术形象的四因素之一,并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列夫·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写道:“艺术是这     

论韩愈诗歌"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

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曾经指出过韩愈诗歌“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事实上,韩愈正是以那些“以丑为美”的诗歌,开辟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新境界。诚然,韩诗“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使其诗自成一家于李杜之后,并且对宋诗特点的产生乃至整个美学风格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但不可否认,这也使得宋代那批追随他的诗人从娘胎里就染上了不少坏习惯。     

元好问论诗绝句阐释热点举隅——以女郎诗、诗囚、心画心声为例

明清时期，元好问论诗绝句逐渐进入文人的视野，并成为关注热点。对元好问论诗绝句的阐释出现了“女郎诗”、“诗囚”、“连城璧”、“心画心声”等诸多阐释热点。围绕元好问绝句论诗所展开的论争，出现了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观点。这一现象说明以绝句论诗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也具有巨大的张力，蕴藏着极大的阐释空间。     

马克思与诗人海涅

马克思在青年时曾经同诗歌结下一段不解之缘。1836年马克思初进柏林大学,当时他沉溺于一个“新的世界、爱情的世界”,把对燕妮的热恋的感情完全倾注在足足写满三册诗歌之中。它们的标题是《诗歌集》、《爱之书》(第1部)、《爱之书》(第2部)。对这些诗,马克思本人不久也就作了十分苛刻的评论:“模糊而不成形的感情;不自然;纯粹是从脑子里虚构出来的;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完全对立;修辞上的斟酌代替了诗的意境”。以后,马克思就把自己的精力、时间和兴趣转到研究法律,特别是哲学方面了。尽管如此,马克思仍然对诗和诗人怀有比较大的兴趣。据燕妮·马克思在《动荡的生活简记》中提到,在巴黎时,马克思就和德国最杰出的诗人海涅有过密切的交往。正是由于这种交往,这位杰出     

试谈叶赛宁及其诗歌艺术

叶赛宁是十月革命前后苏联诗坛上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感情真挚,韵律优美,画意盎然,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艺术大师高尔基称他为“俄罗斯大诗人”。二十年代的苏联《真理报》曾经认为他是:“俄罗斯文坛唯一真正的抒情诗人”。但是,一九二五年,正当这位才华横溢的抒情诗人刚刚进入三十岁时,却以自杀结     

“诗眼”的艺术功能

“诗眼”顾名思义是指诗的眼睛。什么是诗的眼睛呢?从字面上说,“诗眼”就是最能显示诗歌内涵真谛的最关键的字词;从艺术含义上说,“诗眼”是指诗歌艺术境界的脉络焦点。“诗眼”,在我国古典诗歌中早已出现,不过,一般认为是律绝产生以后才普遍产生的。诗以一字为工,诗人在作诗的时候,往往根据人们积极想象的心理特征,巧下促人积极思维的字词,运用能产生诗情画意的“片言”,并使之“居要”,使读者如见其形、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会其情,以收到传神明旨的艺术效应。     

诗与士人的精神世界:试以王维的生命史和编年诗为例的社会学探索

费孝通先生晚年倡导面向“精神世界”的社会学研究，不仅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格，而且指明了回溯和整理传统思想资源以理解人心的意义。古代士人在仕隐之间的进退趋避是精神世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盛唐诗人王维可作为重要个案。本文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以王维的生命史、编年诗及他与其他诗人的交往为线索，考察其如何在仕隐之间调适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王维通过人际和诗文往来形成的社会交游空间、自然山水空间和灵性佛理空间，构成一个融和自然与人文的“人生圜局”，以寻求精神世界在“入世有为”和“消极退避”之间的平衡，而其精神苦痛也可以从这个圜局的层级变动或缺失中探寻根源。本文认为，把握世风民情、生命史的再现以及理解和体会的功夫，是研究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门径。     

杨慎崇尚六朝的诗学取向的批评史意义

杨慎对六朝诗风的崇尚,是对前七子“诗必盛唐”的反拨,突出表现为对《选》诗的诗歌史地位的强调,对于探讨近体律诗的源头与辨析古近体诗差异,在明代诗学辨体批评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但也带来了以词为诗而导致的“纤艳不逞”的诗风流弊。     

婚姻自由的伦理合理性及其限度——基于黑格尔思想资源的研究

婚姻自由凸显了个体的自主性与自决性,其逻辑前提是意志自由,具有意志自由的“我”之所以能够成为婚姻家庭中的“我们”,其内在规定性是“爱”。“意志自由”与“爱”构成了婚姻自由不可或缺的两个逻辑前提。然而婚姻自由中的个体主观性正在消解自由本身的伦理合理性,并错误地将婚姻自由本质归结为性自由、契约自由或者单一性的偶然的爱,从而使婚姻家庭生活陷入危机。婚姻自由的合理性限度在于：个体对家庭的伦理认同。黑格尔的家庭伦理思想为此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