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权保障

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胜利后,人权的保障逐渐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随着《世界人权宣言》等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的制定和实施、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以及全球化的冲击,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可能.由于人性的弱点、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霸权主义和集权主义的长期存在,我们在承认人权普遍性的同时,必须充分认识人权的特殊性.在自然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的三者关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权得以实现的一条法律路径,即自然权利通过法律的保障转化为人实际享有的权利.当然,权利的实现还有其他的路径,如道德、政策和宗教等,但法律的保障无疑是社会生活中人权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路径.只有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全球公共交往参与者的协商、交涉,通过寻求“世界法”和国内法的相互承认,才能使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现实.     

关于公民权利的几个问题

公民权利是法学理论和部门法学中的重要问题,在宪法学中亦具有特殊意义。本文仅就公民权利的概念、界限、保障和实现等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一、公民权利的概念 在法学界,对一项法定权利在何种意义上才是公民的权利理解并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法有明文,因而对公民来说有实现的可能,那么,这项权利即是公民权利。因为权利就是法律规定人们从事某种行为的可能性(有权能、权益、资格、能力筹不同表述)。我们将其概括为“可能性说”。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规定的权利对公民来说,并不都是权利。因为法定权利有真假之分。虽然假权利也有法律规…     

宪政视角下的公民基本权利

公民基本权利是社会成员的个体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映,是对于公民不可缺乏不可取代的母体性权利。对基本权利的保障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也是宪政的核心价值。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了列举性的规定,修正案将“尊重和保护人权”“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载入宪法则表达了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关注。但由于我国宪法运行机制缺陷,造成了对宪政实现的阻碍。面对我国的现实情况,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应成为当代中国宪政的起点,作为一种途径和手段,基本权利诉讼是中国宪政实现的必由之路。     

建构司法中心主义下的人权保障制度体系

将尊重人权 ,保障人权写入宪法 ,是通过宪法来宣告人权 ,以期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和重视。要将写在纸上的权利变成公民实际享有的权利 ,必须让公民对自己应该享有的人权有一个全面、清楚的认识 ;让公民明白当自己的人权受到侵害时 ,可以通过何种方式加以救济 ;为了让公民的人权得到有效的保障 ,中国应该完善人权的保障制度体系。     

公民隐私权利的宪法保护——深圳“电子眼事件”引发的法律思考

深圳“电子眼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宪法保护公民隐私权利的思考。考察公民隐私权利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美国和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高度重视公民隐私权利保护工作,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对隐私权利作出了具体规定：宪政发达的国家将隐私权利作为公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的一项重要权利,将隐私权等同于自由、基本人格和人的尊严,视隐私权为一项基本人权：相比之下,我国宪法在保护公民隐私权利方面从基本内容到程序保障均亟待完善：因此,改革现行宪法,保护公民隐私权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数字能力鸿沟的法治化弥合

数字能力鸿沟是基于数字生活能力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数字鸿沟,它会引发技术赋权的不均衡性、能力鸿沟的自我强化、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张力以及对尊严和平等价值的消解等深层问题与困境,从而对数字法治建设构成严峻挑战。这就需要遵循普惠公平、共建共享的价值原则,通过提高全民数字素养、加强算法治理、构建保障机制以及塑造数智人文生态等法治化路径,解决数字能力鸿沟带来的问题,将数字能力鸿沟转变为“数字能力跳板”,让所有人都能分享数字社会发展红利,促进数字权利的有效实现和可靠保障。     

论宪法中的“人的形象”

当代西方宪法人权理论以美国的“个人主义”与德国的“人格主义”人权论为两大典型,前者通过“自由的镜头”观察人、后者则以“尊严的镜头”观察人,并在宪法上塑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的形象”.“个人主义”人权论以个人自由为其至高价值,在“个人自治”与“自我决定”、隐私权、行为自由与表达自由等权利保障领域,呈现更为注重防御政府的单一维度;而“人格主义”人权论则以人性尊严与人格自由发展为核心价值,在上述权利保障领域以人格关系为框架建构权利的具体内涵,强调在实现人的固有价值的同时,以社会责任与义务约束个人的自由,寻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融合性.两种人权理论体现了西方宪法上关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价值两种不同的诠释进路.就中国宪法而言,德国的“人格主义”权利论或许更具“亲和力”和借鉴意义.但由于缺乏个体和权利观念,我国的宪政法律文化若不经过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创造性转化”,为其注入个人权利本位之内核,与人格主义权利论并不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浅议对刑事被害人之权利保护

对刑事被害人,虽然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救济方式,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有许多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无辜的受害人却常常连犯罪中遭受的损失都“找”不回来,要自己忍受身体的残疾、心灵的创伤和经济上的困境。因此,如何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正如有的学者所讲“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关系是对立的,双方的诉讼权利保障构成了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忽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不适当的”。如果对被害人的权益问题处理不当,就可能引出新的社会矛盾,甚至于新的报复性犯罪。因此有必要从健全我国诉讼法律制度出发,重视完善我国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     

论公民环境权的法律属性

公民环境权的法律属性是公民环境权理论的核心、首要的问题。公民环境权作为人权已得到共识,但如何在法律上构建公民环境权,使之成为法律上权利,即法定权利,却存在不同观点。公民环境权私权化是一个开创性的有效途径,公民环境权完全具备私权的主体平等及体现个人利益的特征,因此,公民环境权可以成为私权,进入民法领域,即公民环境权这一基本人权具体化为民事权利,成为为民法所保护的权利。但由于作为环境权的客体的环境资源及生态功能具有整体性或不可分割的特征,使公民环境权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直接体现为个人的利益的私权,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亦即人们通常说的"社会性私权",是体现公共利益的特殊的私权。     

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障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走现代大农业之路,进而也必须推动农村富余劳动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实现这种转移,必须在城镇切实实现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保障。这就必须完善法律救济机制,使农民工的劳动权利由“应然权利”变为“实然权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消除农民工在城镇工作的后顾之忧;支持农民工组建工会,以自身的组织力量来维护劳动权益。     

论我国当前社会保障法的价值取向

保障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是社会保障法的理论基石,该人文精神决定了公平是社会保障法的价值取向,而分配公平则是市场经济下社会保障法的现实的价值取向。作为中国这个正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无力去追求分配结果的绝对公平,只能以追求生存权利的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权利公平体现在社会保障体系设置上,即应以社会救助为基础,社会保险为核心,全面构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的基础,是保障公民生存权的底线制度,构建城乡统一的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应该成为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首要任务。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的政府职能研究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将把政府的行政职能纳入到人权保障体制中,这将极大地提高我国的人权保障水平：但是,在目前权力巨大的行政体制和以经济建设为政府主要目标的情况下,实施人权保护存在着诸多不适应之处。公共政策的实施主要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但人权保护更主要是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当在政府与市场（企业）结为一体时,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困难更大,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培育公民社会将是中国人权发展的最终途径。此外,政府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还需建立客观有效且易行的地方政府人权职能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以及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     

论公民权利的法制保障

用法制保障公民的权利,这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当前深化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客观需要和迫切要求。认真研究和探讨这一问题,对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确保公民的各项权利,从而调动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搞好建设和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所谓公民权利,是指法律赋予人们所享有的某种权益,     

国际投资中东道国的环境权问题——以东盟国家为例

在国际投资领域,东道国环境权表现出其在内国治理中前所未有之特征,集中体现为东道国环境权利外延的扩张及其亟须通过法律与文化路径实现环境正义。东道国环境权的内涵即在国际投资活动的过程中,由东道国及其公民对环境安全感与生俱来的需求所促生,受东道国法律及文化所影响,在投资者和东道国以及东道国公民之间形成的权义结构中,通过东道国平衡环境与投资者权益的过程中管控外资和代表东道国公民实现其权利所产生和获取的利益。     

论行政处罚法的人权价值

人权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为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人的权利和自由。从表面上看，凡是宪法和法律确认的人权就是人应当事有的和能够享有的权利。但是，仅仅在宪法和法律上规定某些权利，只是意味着一种可能性，不等于人权的真正实现。要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及相应的制度保障机制。因此，从人权的现实性来看．建立完善的制度，有效地制被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及时地救济权利被侵害者，是人权保障的基本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一方面规定了对违法侵犯人权行为的法…     

从罪犯权利到受刑人人权

主持人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纲领性的人权原则入宪,标志着我国人权的制度化保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一个国家的人权保障体系而言,衡量其健康程度的最直观标准是其对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对受刑人人权的保障样态。对受刑人人权的保障可以检测出一国人权保障的水准,还可以检测出一国的人道文明程度。在我国立法中,“受刑人”的概念等同于“罪犯”的概念。实际上,“受刑人”这一概念是一个感情色彩极低的词,他指的仅是处于一国刑罚处分当中的人;而“罪犯”这一概念则是一个感情色彩极强的概念,其中含有的贬损之意是不言而喻的,且是和有罪推定的刑罚观紧密关联的。当“受刑人”这一最易被大众、被主流社会所遗忘的群体进入我们关注的视野时,尤其是当我们将罪犯权利的保护提升到受刑人人权保护的层面予以关注时,我们对和谐社会建设就有了更为深切的体认,对我们自己的人权保护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因为按照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原理,保护罪犯的人权,其宗旨还是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在此,山东大学法学院、南京大学法学院、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几位青     

版权保护、数字权利管理与商业模式创新

数字权利管理(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简称DRM)是版权人用以控制其数字作品的工具,能够直接规制使用者的行为,使版权产品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以遏制盗版和非法使用.数字权利管理自其诞生起一直处于限制和反限制的困境之中,与合理使用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面临着有争议的法律评价.数字权利管理的控制功能应当在法律规范之下发挥作用,而不是超越法律.数字权利管理更具价值的是促进互联网产业新兴商业模式的运用与推动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发展壮大.与此同时,数字权利管理面临的困境,应在技术发展、制度健全和市场环境改善的过程中得到化解.     

人权的四维透视

人权是人之作为人享有或应该享有的权利,因而也就构成和人类自身伴生,不断为人类反思和探寻的永恒问题.人权即是自然人权、社会人权、法定人权、实有人权四者的有机统一.自然人权,是指作为人享有或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人根据需要而产生的各种欲望、理念,是人的主体性的观念表现;社会人权,即人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应当和实际所享有的权利,受特定的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定;法定人权,即以国家和法律的名义确认和规定的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实有人权,即法律规定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做到的,也就是人实际享有的权利.     

作为一种法律权利的社会福利权及其限度——公民身份理论视野下的社会公平正义之省察

作为公民身份的要素之一,社会福利权利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而作为法律权利的社会福利权利,是公民的公民权与政治权的根本保障,从而也是实现自由基础上的平等的根本制度保障。社会福利可以分为积极福利与消极福利。通过社会福利权的形式,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能够把自由与平等统一起来。作为一种实在权利与积极权利,社会福利权的落实不能侵犯到公民的自然权利与消极权利,也不能以牺牲他人的社会福利权为代价。     

宗教信仰自由:历史、理论、现实

争取宗教自由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它在早期阶段表现为争取宗教宽容。但宽容不等于自由。近代自然神论者提倡以理智为向导,发扬怀疑精神,充分尊重个人判断,这导致了信仰自由。信仰自由借重于法律首先在美、法等国得以实现。无法律则无自由,无法制则不能保障公民权利。信抑自由并非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创立。它的理论基石不是无神论,而是对个性和人权的敬重。不应把公民信仰自由权利归结为党的宗教政策,二者属于不同的范畴。信仰宗教是公民的私事,只同个人良心有关;动员社会舆论“批判宗教”,违反法制精神。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在学术上地位平等。只有开放有神论,才能真正繁荣宗教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