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及其风险应对

新世纪以来，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带入全新的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不仅重构了人的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促使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发生深刻改变，推动人类社会创造出全新的生活样态，而且改变了社会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方式，促使人类的活动场域日益突破传统的社会空间，走向以数据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数字空间。数字技术使人类社会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到文化娱乐，从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到政府治理都在经历急剧的转型，而这又恰与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时期相重合。以此为背景，数字技术引发的不仅是一次单纯的技术革命，更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国家治理革命，国家治理向数字化转型成为时代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全新的发展理念和技术支撑，但我们也必须对新科技所蕴含的潜在风险进行科学预判和提前应对。     

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政策——以甘肃省为例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活力所在。加快数字经济建设是中国经济由“量增”向“质升”转变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家寻求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突破口。“十三五”时期,甘肃省深入落实国家部署,努力完善信息基础设施,积极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转型,加速构筑政府数字化治理体系,数字经济规模和效益均稳步提升。以数字经济推动质量变革、效率提升和动力变革是正处于经济增长动力转变、寻求发展新路径关键阶段的甘肃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不完善是“十四五”期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挑战之一。企业作为数字经济治理的微观主体，明确其治理职责，承担治理责任，强化治理作用是数字经济协同共治的基础。在界定企业数字经济治理内涵的基础上，本文从数字化使用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和引领能力四个维度构建了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指标体系，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测算，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各省的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呈现“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发展格局和“高、中、低”梯度分布的发展特征。第二，从全国层面看，数字经济治理技术、治理环境、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均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其中，数字经济治理技术对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作用最大，其次是治理环境、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第三，从地区层面看，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四个影响因素的作用及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治理技术和治理环境；中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受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的影响更大；西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则明显来自治理人才的驱动。     

货币的政治属性与数字货币的发展前景

货币具有交换中介与治理工具的双重属性，它既要满足市场要求，也须以主权货币的形式发挥政治功能，且作为治理工具而存在。现实中频发的主权货币危机侵蚀着人们对主权货币的信心，从而形成用技术手段实现货币去政治化的期望。通过对数字货币兴起过程的研究，发现技术、观念和组织力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回应去中心化的数字加密货币与平台企业发行的稳定币带来的治理挑战，各国政府基于数字化治理、保护数字时代国民财富、汲取经济资源的需要，开始积极推动主权货币的数字化，主权数字货币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数字货币发展的主要方向。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脱实向虚”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转型在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作用明显，但其能否有效避免企业“脱实向虚”仍待检验。本文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投资活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投资，并且呈现出“结构性”调节特征，对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回归实体的引导效果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改善实体盈利能力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助于企业“脱虚向实”。此外，有效合理的金融监管和良好的数字政府发展环境均有助于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投资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企业去金融化、破除“脱实向虚”难题提供可行路径，并为完善金融发展、发挥数字合力提供政策参考。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持续深化数字福州建设研究

数字经济是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发展数字经济对福州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改善民生保障,增进社会福祉、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福州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基本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但在数字经济发展中面临着数字化转型阻力较大、数字人才供给不足等问题。基于此,应从培育数字技术人才、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完善数据应用监管体系、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提出措施,推动数字福州实现高质量发展。     

国内先进城市数字社会建设的做法经验及其对广州的启示

数字社会建设是城市全面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国内先进城市在数字社会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做法经验对广州推进数字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村庄合并后农村社区自治的挑战与对策——基于Q市村庄合并后的G社区的调查

农村社区自治是现阶段我国大规模村庄合并后出现的新的治理方式。它超越了地域边界为基础的村治模式,是以社区居民生活为基础形成的全体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自治模式。在治理方式转变过程中,产生了社区性质职能定位、民主选举、社区自组织发展、资产合并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如何应对村庄合并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变"村民自治"为真正的"社区自治",对适应农村社会变迁、探索农村社会自治实现形式、推动农村社会治理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消费数字化转型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

近年来，新兴数字技术持续赋能消费领域，开启了我国消费数字化转型发展新篇章。文章首先回顾了国内有关消费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文献，并深入探讨了我国消费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理论，通过对我国消费数字化转型发展现状与问题的梳理分析，发现我国消费数字化转型政策支持不断强化，消费数字化转型技术底座不断夯实，数字化消费规模呈持续扩张态势，但也面临着消费者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亟待建立、消费品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要素资源紧缺以及数字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参差不齐的问题。因此，为加快推进消费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我国应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消费数字化转型政策制度体系，涵育数字要素，提升消费数字化转型要素供给能力，加快数字基建布局，夯实消费数字化转型技术底座，持续优化消费数字化转型环境，为消费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宏观趋势及应对策略——EDUCAUSE《2023年高等教育趋势观察》要点与思考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探明国际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宏观发展趋势,有助于中国高校应对国际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未来发展趋势。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发布的《2023年高等教育趋势观察》分析了国际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十大宏观趋势的形态及其应对策略。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机遇表现为国家政策持续引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求驱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新一代智能技术持续赋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挑战表现为战略转型缺乏系统的战略规划,文化转型缺失稳健的文化生态,劳动力转型缺少必备的数字能力,技术转型缺乏融合式技术系统。面对国际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宏观趋势,中国高校应精准把握数字化转型宏观发展趋势,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创新优化机构组织结构,筑牢数字化转型的文化转型生态;持续提升师生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满足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转型需求;聚焦增强技术赋能高等教育机构韧性,构筑数字化转型的技术转型架构。     

资源赋能视域下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研究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技术嵌入乡村场域并赋能乡村振兴的必然产物,各类村级组织理应成为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中坚力量。但现实中,由权威弱化、功能异化、地位虚化带来的村级组织能力缺失严重掣肘了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资源对村级组织数字治理实践具有结构性赋能效应,其中国家资源以支持性赋能方式形塑村级组织政治统合能力,市场资源以发展性赋能方式强化村级组织持续创新能力,乡村资源以自主性赋能方式聚合村级组织社会动员能力。因此,要吸纳政策、精英、制度等国家资源来增进村级组织数字治理能力,引入资本、技术、人才等市场资源来对村级组织进行有效数字化赋能,整合利益、文化、价值等乡村资源来激发村级组织内源性数字能力,共同生成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长效动力。     

数字政府与数字经济典型相关分析——基于中国各省级区域面板数据

发展数字经济是现阶段中国的国家战略，数字政府的建设亦是政府治理体系中至关重要的部分。通过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网上政府服务能力指数，分析了全国及以北京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与数字政府地方实践情况，进而通过典型相关分析，研究数字政府与数字经济在各子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政府建设呈现出一定的关联关系，二者体现出相互促进与共同发展的特征：数字政府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数字经济发展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新需求。在新发展格局中，建议从顶层设计、转变理念、抓牢契机、深化研究、创新驱动、盘活资源六大方面入手，加强数字政府与数字经济统筹规划，推动二者融合发展，提升二者协同水平。     

中国绿色发展的历史成就、矛盾挑战与路径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绿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新时代十年我国绿色发展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绿色发展战略地位实现历史性跨越，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大幅提升，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呈脱钩趋势，绿色发展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但中国绿色发展也面临多重矛盾挑战。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挑战，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与技术制约的挑战，区域间绿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绿色意识与绿色行动不匹配的挑战，绿色制度体系不完备的挑战。新征程上推进绿色发展要统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因地制宜推动绿色发展，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合力。     

数字经济与公共服务质量——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城市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强化数字化治理和驱动科技创新进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本地数字经济发展会抑制邻近城市的公共服务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该效应在东部城市更为明显；数字经济对大中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小城市；相比其他等级城市，数字经济对一等级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地方政府应发挥数字经济优势，在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过程中要重视数字经济对数字化治理和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合作与优化空间布局。     

数字化助推创建世界一流大型国有企业——基于汽车央企数字化转型案例研究

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核心载体，大型国有企业在新时代的使命是做大做强做优国有经济，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推动大型国有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手段。通过案例研究发现：(1)数字化技术已经深深改变产业价值形态和商业运行模式。数字化技术已经渗透到包括研发、生产、营销以及售后服务等产业链各个环节，并成为产业价值链价值增值的重要来源。(2)大型国有企业若要发挥产业链链长作用，需要以大数据、物联网为基础的数字化技术为保障。(3)数字化转型推动大型国有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作用机制包括：产品开发的突破、组织管理的变革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三个方面。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首先要坚持“一把手负责制”,其次数字化转型应与产业链价值增值相适应，最后国有企业要在产业数字化生态中发挥引领作用。     

数字技术对制造业链群共生演化的影响及其机理探究

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紧密耦合是制造业链群深度融合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产业体系中的关键问题。数字技术驱动制造业链群共生演化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赋能、数智化使能和链群生态数字化转型的过程；是数字化变革推动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现代服务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向智造转型、制造业模块化、数字化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高质量发展过程；是从链核企业、研究机构到相关企业互动连结的调整；是数字技术应用推动内外部网络的优化和强化，形成深度耦合的生态网络过程。此生态网络正驱动产业链的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和协同效应的形成，增强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韧性，提高制造业整体竞争力，进而驱动着制造业产业创新体系由短期不平衡向高质量发展长期平衡动态调整。     

参与困境、场景升级与数字乡村的全景治理——对湖州市“数字乡村一张图”治理平台的案例研究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治理普遍面临着村民日益增长的成员权意识和参与困境之间的基本矛盾;而在东部发达地区,逆城市化发展则推动了乡村治理的场景升级,高阶发展场景提出了服务新业态和提升乡村体验的新要求。面对由基本矛盾造成的“老问题”和场景升级带来的“新议题”,湖州市通过对数字化改革成果与地理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开发出“数字乡村一张图”全景治理平台。该平台通过“感知界面-应用终端-控制中枢”的运行架构对乡村治理体系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凭借数据融通机制和智能督办机制形成“一图感知、一屏管理”的全景治理模式。在“数字乡村一张图”的运行中,数字治理平台与移动终端的结合铺设了一条村庄公共性再生产的数字化路径;智能监测与互联网应用的结合则推进了高阶发展场景中的服务升级和管控升级。     

从单一垄断到多元互动:政府治理模式嬗变的多维视角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传统的单一垄断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政府治理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各国相继进行了政府治理模武的治道变革,出现了从单一垄断型政府治理模式向多元互动型政府治理模式的嬗变.与之相适应,政府治理模式由一维视角向多维视角转型.这些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包括:新公共管理治理模式、企业化政府治理模式、费利耶的四种政府治理模式、政府未来治理模式.在政府治理模式嬗变的国际潮流中,中国的视角是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     

从治理到被治理:论基于数字平台型企业的社会治理

数字平台型企业日益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在数据收集、数据处理、社会控制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成为日益强大的巨型组织。然而,数字平台型企业与社会治理之间存在双重紧张。数字平台型企业从根本上讲,奉行资本的逻辑,即它非常明确地指向营利;而社会治理的逻辑是公共性逻辑,追求的是公共利益。进而,数字平台型企业所拥有的大数据的公共性与企业的经营之间也存在紧张。因为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逆性,这就需要我们未雨绸缪,根据新信息技术的发展特点,转变治理思路,从“先野蛮生长再治理”的老路转向“先建构治理架构再发展”的新路,把政府监管的重心从知情同意转向由使用者承担更多的责任,进而重塑数字平台型企业的治理结构。     

数字技术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进程与场景

数字技术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应从战略高度看待数字化转型并形成统一认识,从线性思维到生态思维全面升级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形态,以人为本不断优化数字技术应用,逐步实现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能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注入新动能、为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转型升级开辟新路径,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深度协同育人提供新方案,全面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