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42份样本数据,从资本和认知的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工动机、农村生活、社会身份和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同时,家庭非农劳动力个数、家乡和家庭的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资本水平和追求个体发展的意识,改善其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促进作用。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意愿

在考察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的基础上,利用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定量分析我国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业保障、社会保险、住房保障及教育保障等社会保障状况对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尤以养老保险和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状况的影响更显著。城市农民工的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等个人属性特征与迁入地发展水平、城乡收入差距等其他社会经济要素对其市民化意愿也有明显影响,年龄越大、在婚、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烈;迁入越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大。要实施新型城镇化规划,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首先要努力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平,特别要改善和提高农民工养老保险和子女教育的状况和水平;同时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把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的实现"1亿农民工市民化"重点放在东部地区。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

文章分析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的排斥影响他们的回流,同时回流迁移也受到家庭生活、家庭劳动力状况、家庭农业活动和农地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是“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相结合的过程、是个体决策和家庭决策的综合过程.文章提出劳动力回流迁移具有“回流效应”,回流带来人力资本的补偿、促进流出地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带来创业的增长.劳动力回流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内生的逆迁移流,构成乡城迁移和劳动力市场平衡的补充机制,与乡城迁移一起促进城镇化和城乡平衡发展.文章提出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支持“迁移效应”和“回流效应”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新生代独生子女婚恋失败偏多的成因分析与治理措施-以西北3省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婚姻状况及配偶所在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重大影响。月收入、性别、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及城市规模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是否接受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当地经济水平及工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影响不显著。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以宁夏为例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受到各种限制,以至于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本文对宁夏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测度,针对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困境,提出对策以促进农民工群体向市民化转变。     

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民工迁移范围与行为决策

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是城乡统筹的关键。以农民工留城和返乡决策为研究对象,使用国家卫计委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背景研究和比较了城乡两端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对农民工行为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迁移范围对城乡因素的调节效应及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选择市民化依然是当前农民工群体的主流选择,城市端积极因素吸引是主要动因;(2)省内迁移能够削弱城乡两端消极因素的影响,增强乡村端积极因素的影响;(3)不同代际、职业属性和地区的农民工存在显著的影响程度差异。最后,从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劳动力资源自由流动的角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回流的选择性与非农就业:来自湖北的证据

近年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农民工回流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利用来自湖北省的农村劳动力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的回流原因与返乡非农就业状况。农民工的回流决策不仅要受到其人力资本的影响,也与老人需要赡养、农业负担较重、与家人团聚等家庭因素以及输出地经济的发展程度有关。相对于那些仍然外出的农民工而言,回流农民工往往是负向选择的结果,并没有表现出比从未外出农村劳动力更倾向参与非农就业。因此,农民工回流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可能并不像大部分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那么乐观。     

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假说下的劳动力分流研究

文章以中国经济出现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假说的基本特征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逻辑起点,构建一个以结构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理论模型,分析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农民工在区域之间和产业部门之间的理性分流规律。文章认为农民工作为现代产业中最具流动性的劳动力,适时在区域之间和部门之间做出基于市场机制的理性选择,进行二次流动,是当前调结构、转方式过程中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且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现代农业发展。     

城乡统筹发展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

检索近年来研究中国农民发展问题的有关著作、期刊和网络文献,我们不能发现一个出现频率越来越高的概念--农民市民化.我以为这至多只是一个针对性不强的抽象命题,在当今之中国,亟需关注的是"农民工市民化",而不是泛泛而淡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视角来说尤为如此.     

浙江农民工社区“力邦村”模式探析——基于政府经济学视角

由于长期受二元结构的束缚。农民工群体一直处于产业的边缘、城乡的边缘、体制的边缘。奉化西坞镇农民工社区“力邦村”首开全国先河。创造了农民工、投资商和政府多方满意的“和谐共赢”模式。本文从政府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力邦村”模式．以期有助于改善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     

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外出务工经历的潜在影响

在农民工返乡回流常态化趋势之下,关注返乡回流农民工的心理状态,进而激活其人力资本可以为实现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研究表明,与农村留守居民相比,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偏低,这一现象在老一辈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中尤为突出。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可观测的自我选择偏误、递归双变量Probit模型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之所以低于农村留守居民与返乡回流农民工收入满意度与社会公平感“双下降”有关。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返乡回流农民工的生活评价标准不会“返乡随乡”,返乡回流农民工也不会因为返回家乡而将幸福自评的参照对象相应调整为农村留守居民,由于外出务工经历而产生的城乡差距感知潜在地影响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从幸福角度创造返乡回流“引力”,提高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与他们返乡后的主观幸福感,从而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回族农民工迁移及市民化研究的理论探讨

回族有着极强经商观念,独特的民族宗教文化与饮食、婚丧、居住习俗等民族特性,这些特性致使回族农民工迁移及市民化与其他民族有所不同。本文从回族农民工进城经商务工、适应城市及市民化的路径出发,阐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回族农民工迁移及市民化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提出回族农民工迁移及市民化的调控策略,从而为促进我国回族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发展融洽的民族关系,构建和谐的市民社会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支新生的社会力量,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在当下新生代农民工遇到的一个棘手难题是如何实现市民化,成为真正的"城市人"。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两个角度展开,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可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户籍制度、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和人文关怀、适当增加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改善城市居住环境和改变对农民工的片面认识实现。     

不同流动模式下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高风险群体的识别与分析

本文基于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视角,应用深圳市P区和河南省Y县的调查数据,描绘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的总体现状和特征;将农民工群体分为流出地就近流动、流入地就近流动和流入地异地流动三种典型流动模式,分析不同流动模式下农民工的集群行为参与现状;识别农民工集群行为高风险人群,对其进行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仍具备集群行为爆发的巨大潜在势能;农民工集群行为具有年轻化、主动化特征,集群行为参与高风险人群是在人口净流入区异地流动的"80后"农民工,其参与动因在于当前生计和未来发展的弱势性;不公平感和公民权意识是农民工集群行为爆发的直接心理动因,流入地非正式组织参与为其提供资源支持,政府信任对集群行为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及对策分析

融入城市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目标。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既符合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需要,又利于大量降低农业人口比例的长远发展战略,应该是我们科学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最佳契入点。农民工的城市化关系到未来中国能否持续发展、社会能否     

农民工的就业与社会保险政策的关系研究——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为分析视角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加快,农民工作为一支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就业和社会保险问题倍受瞩目,成为当前我国学界改革社会保险政策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本文以此为背景,试图从农民工的就业——工资——社会保险这一新的视角切入,以劳动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作为分析的理论基础,分析农民工就业的特殊性、流动性对其实施社会保险政策影响的内在机理,为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险改革提出建设性的发展路径。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形成——基于建筑业农民工的考察

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关系到这个群体城市融入的问题。本文依据对建筑业农民工群体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探讨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如何建构了农民工群体的归属感问题。本文认为对社会认同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宏观制度结构因素对群体的身份地位的作用和影响,还应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制度设置是如何建构成员对群体的依附、归属并建构出群体边界的问题。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得出只有改善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提高他们的保障水平,这个群体才有可能融入城市。     

外出务工经历、邻里关系与返乡农民工创业

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是“双创”背景下妥善处理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问题的重要途径。农民工外出务工期间积累的多元要素禀赋是其迈过初创门槛的关键因素。运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系统分析了包括外出务工经历在内的宏、微观因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影响,并重点探究了邻里关系的多维调节效应。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村劳动力开展自主创业的概率。相比于宏观创业环境,返乡农民工在作出创业决策时更加关注自身要素禀赋的丰裕程度。对于主观幸福感较高、不公平感强烈、未参加短期技术培训以及西部地区的返乡创业群体,外出务工经历对自主创业行为表现出较强的促进作用。邻里关系对外出务工经历与返乡农民工创业具有正向调节效应,邻里间的支持作用、同群作用以及示范作用均是调节效应的有效渠道。以上结论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依然成立,从而为激发农村创业内生动力,尽快实现乡村产业与人才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     

养老保障对返乡中老年群体再次外出就业的影响

在影响返乡中老年群体再次外出就业的相关因素中,养老保障尤其值得重视。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就业说明农村老年人口经济收入相对不足,希望通过外出就业获得部分收入的补偿,这也表明存在中老年在农村人口因养老保障不足而被迫继续外出就业的可能性。文章构建两期生命周期模型,对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养老保险参与情况影响其再次外出就业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返乡中老年群体参加养老保险显著减少其再次外出就业;（2）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对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外出就业存在差异性影响,返乡农民工如果获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具有更明显的收入效应,减少他们的再次外出就业,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保障力度相对薄弱,还不足以改变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劳动供给行为;（3）具有养老保险对农村中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外溢效应,养老保险降低再次外出就业,并通过增加他们的家庭劳务和隔代抚育的时间,增加其成年子女的外出就业和进城迁移。研究提出,加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对提高农民工和返乡农民工的生活福祉,减少城乡社会保障不平等,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整体发展具有作用,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建设也具有一定积...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财政压力—政策响应模型的构建

福利是影响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程度的重要因素。财政压力—政策响应模型的基本思路是:福利政策效应取决于财政压力、政策响应能力,而政策响应能力主要受筹资能力和政策协调性的影响。对农民工福利政策相关要素进行分析即形成明晰的福利清单。从政府对农民工福利供给的责任看,流入地政府是农民工福利供给的主要承担者,中央政府和流出地政府在农民工福利供给中也要承担必要的财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