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需要生育政策支持:角色冲突视角下的生育率下降与职业结构优化北大核心

运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首次系统分析了2000~2020年中国不同职业类型女性活产子女数的变化趋势及其与职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分职业类型女性平均活产子女数与职业女性总体平均活产子女数“一增一减”的变化趋势,与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女性职业结构的优化有关;不同职业类型女性的平均活产子女数及其增幅差异显著,其中,女性专技/办事人员的平均活产子女数最少且增幅最小,其未能实现的生育数量最多,生育对其工作与家庭相互冲突的影响最严重。在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以及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女性专技/办事人员既是最需要生育政策支持的群体,也是最有潜力提高生育水平的群体,相关生育政策应加强对此类职业女性的支持力度。     

生育行为对中国女性健康人力资本维护的影响——来自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的证据

当前极低生育率下如何提振人们的生育意愿具有重要意义，更好理解女性在生育过程中所付出的“隐形代价”，可以为三孩生育政策下的生育支持措施完善提供研究支持。基于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文章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生育行为对我国女性健康人力资本维护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未生育女性，中国已育女性减少了身体检查和体育锻炼，但在饮食健康方面有所改善。这一结果与女性生育后从生产劳动转向再生产劳动的过程密切相关。其中，生育后退出生产劳动降低了女性身体检查概率，但对促进体育锻炼和改善饮食健康有一定帮助；而生育后再生产劳动参与的增加则会抑制身体检查和体育锻炼行为，但促使女性采取更健康的饮食习惯。此外，与祖辈共同居住加剧了生育行为对女性身体检查和体育锻炼的负面影响，且消除了对健康饮食的改善作用。而女性参加办公室工作也会加剧生育行为对体育锻炼的负面影响，并削弱对健康饮食的促进作用。基于此，从拓展孕产健康服务边界，实施儿童照料和体育锻炼兼容性政策，完善家庭和社会侧生育支持政策，推动健康知识普及工作以及规划女性全面发展等方面提出维护和发展女性健康人力资本的若干建议。     

人口集聚、人力资源匹配与产业升级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城市间竞争日趋激烈，人口持续向大城市及大都市圈集聚，人力资本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之一在城市经济发展中愈发关键。准确识别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分析其背后的作用机理，对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产业促进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文章试图采用中国267个地级市2006～2019年的市级层面数据，研究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人力资源匹配中介机制，为人口集聚的产业促进效应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注解。通过构建“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口集聚能够促进产业升级；以人力资源匹配为中介变量，更加印证中国人口集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背后是人力资源匹配在发挥中介效应。通过发展阶段-区位双维度分位数回归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不同地区在不同产业发展阶段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促进效应特征不一，在东部呈现非对称的“V”型趋势，在中部由正持续减弱为负，在西部则由负转正不断增强；按高校数量分组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教育密集区人口集聚的作用不显著，但在非教育密集区存在显著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     

工作单位性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逐年下降，“全面两孩”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面临严峻的人口形势。我国女性生育率下降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有密切关系。考虑我国就业市场存在较为明显的体制内外差异，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工作单位性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并研究具体影响机制。首先，使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在体制内工作会显著提高黄金育龄女性期望生育数及二孩生育意愿。其次，通过PSM-DID、工具变量模型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主要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体制内工作的女性在每周工作时间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拥有更多时间养育孩子有利于提高其生育意愿。体制外工作女性的生育惩罚更大，生育的机会成本也更高，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体制外工作女性的生育意愿。此外，社会保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本文为理解工作单位性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及中国市场化推进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提供了新证据。在当前严峻的人口形势下，应特别注意提高体制外工作女性的福利水平，完善福利保障，减少生育惩罚，在最大程度上缓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问题，从而为女性营造一个友好的工作和生育环境。     

儿童照料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东北三省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分析北大核心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结构逐渐发生改变,潜在劳动力不足和人口老龄化加剧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东北地区是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最好的地区,人口长期处于超低生育水平,在全国率先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当前,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困难和人口问题并行,人口结构性问题突出,老龄化问题加剧。同时,国家两孩政策、三孩政策的实施并没有显著提升东北三省人口的生育意愿,一个孩子依然是大多数家庭的实际子女数量。为探究东北三省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本文根据2017年东北三省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儿童照料形式以及社会照料预期可负担成本对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根据社会照料的预期可负担费用与实际费用的差值对比分析其对于城市和农村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二孩的决策并不是由女性主导,而是受到家庭的综合影响。相较于家庭照料,社会照料显著降低了受访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社会照料预期可负担费用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越低。另一方面,当社会照料的预期可负担费用低于实际费用时,女性的生育意愿会被显著抑制。这是由于东北地区的家庭收入普遍较低,社会照料的费用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从而降低其生育意愿。以上结论显示东北地区已经进入了成本约束型低生育发展阶段,建议加大东北地区农村和城市0-3岁婴幼儿早托机构以及普惠性幼儿园的投入和建设。     

结婚、生育对工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性别工资差距角度

随着技术进步和女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男性和女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逐渐缩小,但性别工资差距在我国是否缩小?全面开放的"二胎政策"又是否加深了女性就业困境?本文使用CGSS 2015数据,从结婚、生育角度出发,运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Oaxaca-blinder分解等方法考察婚育事件对劳动力工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探讨婚育视角下的性别工资差距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促进性别公平。研究首先通过对城镇劳动力的婚姻状态和生育情况与工资性收入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控制了个人特征、人力资本、职业性质和地区等因素后,性别工资差距仍显著存在且婚育事件拉大了该差距。其中结婚使男女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均有所提高,但由于原始工资水平的差异和溢价大小的不同,性别工资差距被拉大;生育使男性工资增长,女性工资缩水,这同样加大了性别工资差距。其次基于分位数回归结果进行Oaxaca-blinder平均工资差异分解,结果显示随着收入的增加,性别工资差距在缩小,但婚姻和生育对此差距的解释力度却越来越大且相对稳定。即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差距较大,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解释力度较小,相反高收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距较小,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贡献却很大。因此,缩小婚姻和生育造成的性别工资差距、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女性职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力推进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

当今世界,人力资源、人才资源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人力资本成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资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战略和理论,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道路,在生育率、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长期持续下降的同时，人口素质显著提高。2006年我国医疗服务、平均预期寿命、婴儿存活率、成人识字率、     

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婚配模式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往往被认为是促进生育率下降的因素之一,但是在后人口转变时期,许多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水平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本文使用2010年、2012年和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和比较中国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和不同教育婚配模式下的差异。结果显示在不考虑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较高或较低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更高,即便考虑了女性的收入水平后这一关系依然显著。研究发现在考虑夫妇的相对特征后,相比受教育程度均为初中的夫妇,夫妇受教育程度均较高或较低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更高。文章使用生育的性别公平理论对生育意愿在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婚配模式上的这一U型变化模式进行解释。生育行为不仅与经济水平或夫妻间的相对经济实力相关,还会受到性别观念的影响,更加平等的性别观念与性别关系有利于促进生育意愿的提升。政府应推广具有普惠性质的托育支持体系,促进女性就业和性别平等,使生育率维持在稳定水平。     

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生育的影响研究

中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持续下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家庭各项因素在其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利用泊松回归分析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均收入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住房面积和兄弟姊妹数量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家庭住房面积和兄弟姊妹数显著提升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并进一步显著促进该群体的生育行为,即生育意愿作为中介变量促进家庭住房面积和兄弟姊妹数对生育行为的影响;（3）通过分性别、户口和出生队列的分组回归发现,家庭因素对不同组别的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表现为家庭规模对女性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均收入对农业户口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家庭生育代际传递对生育行为的促进作用随出生队列增加而增强。基于此,从积极发挥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生育的正向效应,努力提升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加强性别平等引导与宣传教育,缩小城乡家庭发展差距等方面提出促进生...     

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伦理冲突及其应对

低生育率是当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文章以人口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及形成的伦理原因、应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人口责任伦理构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文章认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主要表现为个体生育价值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女性家庭照料与就业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家庭生育抚幼与养老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个方面。中国低生育率的伦理原因主要表现为：政策惯性驱动下的晚婚晚育和“只生一个好”生育观念的固化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女性地位提高和就业率提高后的“双重角色”对女性生育意愿形成挤压,家庭抚幼养老功能弱化降低了生育的内在动力。构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应对策略需要多管齐下,尤其要加强新时代人口责任伦理建设：一是重塑青年婚育责任伦理,提高人们对婚育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二是重构家庭生育责任伦理,倡导和鼓励家庭成员分担生育、养育、教育责任;三是重建关爱女性责任伦理,以尊重女性和关爱女性为价值导向,以尊重女性生育权利、保障女性经济权益为目标,努力营造尊重女性道德人格和生育权利的社会文化...     

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者职业流动及其收入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劳动者职业流动及其收入回报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提高了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概率，还有效提升了职业流动后的收入回报。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女性、农村户籍和低学历劳动者的职业流动及其收入回报的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拓宽就业信息获取渠道、促进灵活就业和推动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三个途径，影响劳动者职业流动及其收入回报。文章以职业动态转换为切入点，拓展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就业影响的研究视角，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畅通职业流动渠道，推动劳动力转岗提质就业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省级层面人口教育视窗聚类分析

文章将某一人口由于数量增长转变、年龄结构转变导致的学龄人口入学率和预期受教育年数提高,促进人力资源质量提高的机遇称之为"人口教育机会视窗"或"人口教育红利".研究表明,无论何种生育政策,在近一二十年内中国人口教育视窗都将开启.迁移将降低迁入省份预期受教育年数,提高迁出省份预期受教育年数,一段时间内有助于缩小省际教育差别.应针对不同类型省份人口教育视窗变动趋势、开启闭合的不同特征,分别采取不同措施,因地制宜地利用人口教育视窗开启的机遇,促使人力资源质量提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人口流动对输出地人力资本影响研究

文章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中国人口流动与输出地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口流动对输出地人力资本既有抑制效应也有促进效应,其强弱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收入差距和人口流动规模。基于人口流动省级面板数据,利用混合OLS和随机效应估计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人口流动对输出地人力资本的主效应是负向影响,并随着输出地和输入地收入差距的扩大及人口流动规模的增加而变弱。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收入差距水平和人口流动规模而言,人口流动总体上削弱了输出地的人力资本积累。     

生育二孩职业女性的母乳喂养支持——以北京为例

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始终是职业女性面临的难题,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将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了风口浪尖.哺乳是人类繁衍后代的本能之一,如今却成为女性再次回归工作岗位必须面临的第一道抉择关口.本文通过2015年"北京市生育二孩妇女孕产卫生保健需求调查"的数据,以社会支持网络为架构,分析各项社会支持对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影响,试图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提供实践和理论依据.研究发现,生育二孩的母亲普遍存在断奶过早的情况,在职业女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面临工作和母乳喂养的冲突时,在工作单位设置母乳喂养室、 为女性提供更多的科学哺乳知识,能有效降低职业女性过早断奶的可能性;亲友的情感支持则可能"好心办坏事",反而导致职业女性提早断奶.     

人力资本存量质量浅析

目前,中国已进入世界低出生率国家的行列,但由于人口惯性规律,稳定低生育水平仍然是当前乃至几十年内头等重要的基本国策。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人口素质、人力资源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已日益凸显。本文以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为指标,对中国在业人口人力资本存量及质量进行度量、评估,分析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论证了人力资本存量质量较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经济成长已经到了需要加快发展人力资本的新阶段。     

社交媒体信息获取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主动寻求信息和偶然接触信息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中国生育水平持续走低,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对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意义重大。文章基于深度媒介化的背景,融合了培养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以探究主动寻求信息和偶然接触信息两种信息获取模式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并比较了相应影响在未婚未育与已婚未育群体间的差异。结果显示,信息获取对生育意愿的“培养”并非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经由中介机制。主动寻求信息对已婚女性的影响更大,与之相比,偶然接触信息看似成本较低且缺乏动机,实则对两个群体均产生了“强效应”。个体生育态度和感知外部行为控制在主动寻求信息与已婚女性生育意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就偶然接触信息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而言,个体生育态度和社会规范感知具有重要中介作用,且在未婚和已婚女性中均得到证实。感知内部行为控制的中介效应对未婚女性更为显著,而感知外部行为控制的中介效应则对已婚女性显著。基于实证结论,文章对新闻媒体进行生育相关的议程设置以及有关部门完善生育友好政策提出建议。     

中国女性未婚生育现状及其婚姻进度效应

未婚生育状况及其婚姻进度效应是了解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观察点，对于理解中国婚育转变和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国内研究主要将生育置于婚内讨论，鲜有关注婚前生育。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1980年以后出生女性的未婚生育现状，利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和倾向值匹配方法考察未婚生育对女性进入初婚的影响。结果表明约6.5%的女性曾经历未婚生育事件，其中超过九成的未婚初育是计划内怀孕的结果，随着出生队列推移，未婚生育女性的比例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婚姻登记制度对婚龄的限制、传统事实婚姻惯习、计划生育对男孩偏好和多孩偏好的强化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女性的未婚生育。从婚姻进度效应来看，未婚生育对女性初婚主要呈现出促进效应，且这种婚姻促进效应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有所增强。婚姻登记制度、相关落户制度等社会制度因素与子女中心主义、合法性诉求等个体观念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来了未婚生育的婚姻促进效应。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未婚生育领域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轨迹，传统观念和行为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冲突、错位与磨合是引发中国未婚生育及其婚姻促进效应的主要动力。在中国，生育和婚姻尚未出现“脱...     

生育支持的政策瞄准——基于“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的发现

国际经验表明,政策瞄准偏差是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基于社会政策瞄准的分析框架,运用“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弹性系数对中国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瞄准分析;并以K省为例,深入剖析“初婚—生育孩次”递进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及其社会阶层差异。研究发现：（1）现阶段20～29岁女性的初婚递进率对总体生育水平起主导性作用;（2）20～34岁女性的一孩递进生育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大于二孩及多孩递进生育率;（3）女性初婚和生育进度在不同社会阶层呈现分化趋势。当前中国各地的政策瞄准过度关注婚育进程的后端,存在瞄准偏差和低效问题。生育支持政策的重心应适当前移,瞄准对青年群体初婚和一孩生育的支持,重视对20～34岁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育龄人群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年龄、时期和队列视角下中国女性的终身人工流产水平——基于1930~1969年出生队列女性的分析北大核心

关于人工流产的研究大多从时期视角展开,缺乏生命历程视角的分析。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4年生命历程调查数据中1930~1969年出生队列女性的终身怀孕信息展开分析,采用APC分层混合效应模型分离出影响女性终身人工流产水平的时期、队列和年龄效应。研究发现,在时期效应上,中国女性的人工流产水平呈现出波动性特征,生育政策调整和生殖健康服务发展对其有重要影响;在队列效应上,人工流产的数量选择机制和性别选择机制在不同出生队列的女性中产生分化;在年龄效应上,不同时期和不同出生队列女性的人工流产年龄模式表现出差异性和规律性。建议继续完善生殖健康服务,减少非意愿怀孕,促进性别平等,重点关注经历过人工流产的中老年女性的健康状况并提供相应支持。     

中国人口生育变化及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析

本文在"六普"汇总数据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的变化和生育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情况下,结构性因素逐渐成为左右未来中国生育水平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生育模式正在向初婚初育间隔扩大,生育孩次向低孩次集中的方向发展;尽管年龄别已婚生育率的变化使得中国一般生育率上升9.613%,在导致生育水平下降的各因素中,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状态等人口因素的影响显得越来越重要。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的人口形势,科学地规划和调整人口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