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甘泉《新论》

湛若水是明代中叶的儒学大家,《新论》为其所著的重要哲学论文。《新论》所体现甘泉思想的学术价值大致有以下三点:(1)理气浑沦一体论;(2)"随处体认天理"论和"知行并进"论;(3)甘泉《新论》中体现了湛若水的封建井田、礼乐制度、举业科举等社会思想。     

湛若水“体用浑一”修养工夫的思想理路

湛若水批判佛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支离的弊端,统一了宇宙演化论和本体论,阐发“万物一气”、“道器一体”、“心合内外”的思想,构建起“随处体认天理”修养工夫论。其思想理路彰显出“体用混一”的思维模式,以及动静合一、知行相即、以心贯之的特色。     

试论陈白沙与湛甘泉哲学的师承关系——兼与陈来先生商榷

本文阐述了陈白沙“自得”说与湛甘泉“随处体认天理”说的师承关系 ,并对陈来先生关于白沙与王阳明、白沙与甘泉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提出商榷 ,认为 ,只有甘泉学才是白沙学的真传。甘泉“随处体认天理”说真正师承和发扬光大了白沙学说 ,并真正奠定了江门学派在明代心学中的重要地位。     

湛若水哲学的二元论倾向

<正>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官历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为明代重要哲学家。湛若水著述颇丰,主要有《春秋正传》、《格物通》,《文集》,后人总辑为《甘泉全集》。 湛若水哲学受其师陈献章心学的影响,又接受了张载的“气”论,表现为二元论的世界观。湛若水哲学的二元论倾向与同时代的心学大师王守仁的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一方面,由于湛若水哲学中的心学思想与王守仁相同,因此湛、王二-人“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别湛甘泉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     

艺术情感体认与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

体认,即体察认识;体,指身体,认,指认识,识别,分辨。体认在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熊十力就在《十力语要》中说:“中国哲学有一种特别精神,即其为学也,根本注重体认的方法。”①明代著名的心学家湛若水就提出了“随处体认天理”的方式。中国古典哲学有时也把“体认”简称为“体”,比如“体道”、“体无”,这里的“体”主要是“以身体之”的意思,这是古代哲学家十分推崇的一种认知方式,这种方式重视的是亲身体验,他们甚至认为“体认”的认知方式比读书学习的认知方式更加有效,“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世说新语·赏誉》)
　　张岱年先生在分析了张载的《正蒙·大心》时指出,“体认”应该是一种直觉认识方法。熊十力在《新唯识论》中也说要认识和证实真实的存在,只有依靠“觉”,即直觉。熊十力先生的直觉论有一个批判西方哲学,尤其是实证主义哲学认识方法的前提。他的这个“觉”是一种既不依赖感觉经验也不依赖理性分析的独立的认识方式,他称之为“反观自照的直觉”。由此可见,体认作为一种认知方式,虽然以感觉为主,以区别于理性分析,但是并不等同于感性认识,而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结合;虽然以直观的方式为主,但是也有对抽象概念的识见。因此,它是一种认识方式,而不是感觉方式。这种识见不是西方式的以概念范畴为中心的分析判断式的认识方式,而是以个体经验为中心的直观洞见式的认识方式。     

孙奇逢“随时随处体认天理”思想论评

孙奇逢的道学思想直承宋明理学 ,但亦很有自己的特色。他将宋明理学中的意志性极强的“天理”观念 ,改造而成为“天然自有之理” ,它存在于一切事物中 ,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里 ,成了客观存在的规律 ,这样 ,其思想亦带上了唯物主义的特征。“天理” ,人可以体贴其存在 ,可以遵循其发展。这样 ,孙氏亦将人们对“天理”的视线由天上拉回地上 ,拉回到了人们的日用食息间 ,拉回到了人们的日用动静上 ,让人们“须要在应事接物上体贴天理” ,如此 ,人就能相对自由地积极地立于天地之间。“随时随处 ,体认天理” ,自觉“尽人以合天” ,自然处世以顺 ,安国以平     

关于朱熹"存天理去人欲"的问辩

“理”、“欲”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大问题 ,南宋朱熹是儒学中对之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天理存则人欲亡 ;人欲胜则天理灭” ,因而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 ,要求人们“革尽人欲 ,复尽天理。”〔1〕朱熹说 :“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 ,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2〕他还说 :“今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 ,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3〕可见他说的“天理” ,其要义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 ,这似乎是共识。但对朱熹“人欲”之说的解释似有歧义 ,尚须讨论。以往一般认为朱熹讲的“人欲”就是人的一切欲望 ,…     

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思想基础

朱子人性论是“自然常道”思想基础上强调“当然”的客观道德价值论。戴震对理学的深刻批判同时导致了人们忽视了朱子人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基础。朱子通过对天道的体认,揭示出人性的自然之常道。在中国思想中“自然”是一个功能性范畴,表征“自己如此”,“自然而然”。强调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基础,并不悖于其贯穿始终的道德价值目的论。朱子以理体代替道体,注重“天理自然之本体”,突出了“性即理”的命题,同时又推出了“性气”范畴,使其人性论未脱离理气框架的二难局面。其理欲观、道心人心之辨及其修身论,都是自然常道基础上的人文道德思想。     

试论融汇道家自然之说的陈白沙心学

<正> 在明代心学的思想潮流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除了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应该说还有陈白沙(陈献章)的“自然”、“自得”之学.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白沙学案上》)陈白沙在王阳明之前致力于扭转明初“一宗朱熹”的学术风气,开一代心学之流,其在心学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通过湛若水影响和启迪了王阳明,而且,他所建立的学说体系融汇了道家自然之“道”的思想情趣,在理论上亦是独开一面.本文即有意于探讨白沙心学的这一特点.     

朱熹的人性论

“人性论”是朱熹以“理”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朱熹继承、发展了张载的人性二元论以及二程的“性即理也”的思想,并据此对理气、性命、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义利作了具体深入的阐释。朱熹认为“道心”为“天命之性”,“人心”为“气质之性”,并以其“理一分殊”论来揭示二者是“本与末、主与从、当然者与所以然”的关系。而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主张,认为“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方法和过程。     

从灵性到性灵——明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

明代文学思想与哲学思想之变化相辅相成.与明朝初年的天理流行相应的以明道为核心的三合一文学观中,孕育着天机自然的种子,而作为天机自然之内核的"真"与明代中期的良知之学结合的必然结果是以童心为髓的迩言之流行,性情说在此背景上完成了向性灵说的转化.作为思想和文学发展之自然结果的性灵说,以其对传统诗教的独特理解,成为明代以后文学发展的潜隐线索.     

天理·仁性与程颢的修身之道*

“天理”是二程思想中的最高范畴,与程颐不同,程颢之“天理”则是与个人的生命感悟密切相关,由自然之道见当然之理。程颢继承《周易》“生生之化”的思想,紧扣生命之“生”来看天理与仁性,强调天人一体,在天理论的基础之上对人之本性---仁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识仁定性、持敬涵养、由理善而证性善、由性善而达理善的修身之道,从而在形而上之天理与形而下之个人之间的贯通方面构建了一座动态的桥梁,并为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     

浊气是否有理?——论朱熹理学中善与恶的宇宙论来源

在朱子思想中,天理(理一)与自然之理(分殊之理)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浊气是否以及如何有理的相关问题,需要得到厘清。如果浊气无理,则与朱子宇宙论中万物皆有其理的思想相悖;如果浊气有理,则理失去对气的规范作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仔细区分和解释不同类型的气与不同类型的理。如此,难题依然会出现：不同的理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既然天理和自然之理是连续一致的关系,为何作为秩序本身的天理是纯善的,而作为各种事物之秩序的自然之理不是纯善的?而如果自然之理不来自于天理,那么二者之间又出现断裂,与朱子思想相悖。天理既然纯善,又何以出现自然之恶?自然之善恶与人之善恶的来源分别是什么?首重认知心的横摄系统能否开出道德?天理的道德规范之内容是什么?文章的论述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并提出朱子理学开出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可能性。     

二程礼论的性理基础

二程继承了儒家重视秩序的礼学传统,并创新性地从心性义理角度释礼。义理上认为礼依据天地万物差异一体的天理之序而设;心性上,纯善无恶的天命之性即性理是礼的形而上依据,自然存在的气禀之性即生性以及由此生发的人情,是礼的形而下依据。心性义理构成了礼的本体,性理是礼的本体,礼是性理的发用。理体礼用,理本礼末,理不变,礼因时而变。圣人掌握了礼的要义因此能够做到与理合一,因时变礼,乐在其中;常人通过克己复礼、礼乐教化达到安身立命的效果;背礼的人日践危地,难得安生。二程从心性义理高度谈礼,注重礼的要义,对礼进行抽象化内在化,提升了传统礼学的理论水平。     

再论“天理”“人欲”

再论“天理”“人欲”□杨达荣“存天理，灭人欲”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命题和归宿。笔者去年写过《朱熹的天理人欲辨析》一文①，主要从历史背景分析理欲之辨的伦理意义。本文打算从更深层次和更广泛意义上，讨论天理人欲论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一、“天理”“人...     

陈白沙的自得心学

陈献章(1428—1500),广东新会人,字公甫,号石斋,世称白沙先生。他的学说既出于象山,又异于象山。象山的“心”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本心;他的“理”是仁、义、礼、智等封建伦理纲常;他的人生境界是与自身四端本心相统一而合于宇宙之诚,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的道德境界。白沙则把象山所倡导的这种“儒家真精神”为己观念,发展为为己之学。其“心”是“无所著”的“虚明静一”之心;其“理”是无限至     

理的性化与性的理化

天理人欲俱赅于心,而有静动之别,是理为生而静之天性也,欲为感于物之情动也,感而动之性欲也,故《五经正义》以自然之性与感动之情别之也。王阳明援引《大学》强化知行合一,从先秦将理纳入生性之中,到明代完全以理知为一性行,这中间是一个整体过程,即性理知行合一的实现。     

道的理化与天理观的出现——以程明道为核心

“天理”是理学的核心语词,为程明道所发现。在理学语境下,成德的关键就是领会天理,所以对天理之内涵的清晰即成为必要。通过“道的理化”,可以对这一问题给予有力说明。在程颢的天理观当中,作为“所以”的天理从气化当中升起,但这种升起依然与气化保持了高度关联,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对“生之谓性”的论述。以生论性,无疑是指性合理与气而凝聚于生,并由生而见理之为生理,气之为生气。     

明中期后反对宋儒人性和理欲论思潮的发展

天理人欲不相容的观点,我国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它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宋代程朱派理学家把天理人欲与伦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学说。 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出发谈到人性时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相感,凝结生聚,然后有所附着。”(《朱于语类》卷四)所谓“理”(“天理”)即天命之性”是至善的。“气”有“清”、“浊”,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同上)“宝珠”、“明德”即“天理”,“清冷水”即“气之清”者,“浊水”即“气之浊”者。“揩拭此珠”即使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的“天理”复其本体之明,这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朱熹进而论断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诗学与心学中的陈白沙

明代前期的著名哲学家陈献章 (白沙 )也是一位重要的诗人与诗论家。在他的哲学思想与诗论及诗歌创作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白沙是明代心学的开创性人物 ,他提出“天地我立 ,万化我出 ,宇宙在我”的著名命题、“静中养出端倪”的方法以及“以自然为宗”的为学宗旨。白沙不事著述 ,却长于以诗表达思想。他不同意“诗为小技”的观点 ,高度重视诗的功能。认为诗应“率情为之”,反对“饰巧夸富、媚人耳目”的人为雕琢之风 ,提倡“浩然自得”,以诗人的独特体验形成自己的自家面目。但他又反对粗豪为诗、“恣意横为”,主张对诗的艺术法则一一理会。白沙诗作出于性情 ,发乎自得 ,在“鸢飞鱼跃”的物象中生发哲思。他的诗论与诗作 ,对于明代前期的复古拟古之风是一种反拨 ,同时对后来的文学解放思潮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