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道路与历史逻辑

建构现代国家是中华民族面对近代以来传统政治秩序总体性危机的必然要求。实践证明，建构强大的现代国家的使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完成。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矛盾，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资源，以广大工人农民为阶级基础，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成功建立起了一种利益整合机制和社会组织整合机制，获得了推进和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领导权。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造，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社会基础；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重构，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迈向共同富裕夯实了经济基础并提供了社会动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迈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同时，充分展现一个新型的政治文明形态。     

回应性引领：百年大党引领人民共创历史的实践逻辑

引领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功能。百年来,党引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一步步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建构还是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党都积极回应时代之变和人民诉求,始终坚持使命驱动的政治引领、一元主导的思想引领和复合取向的组织引领。正是依靠政治引领的“明道”、思想引领的“传道”和组织引领的“行道”,党引领人民一次次“证道”,逐步实现中国梦想和人类梦想。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百年历程、鲜明特征及其基本经验

意识形态话语权关乎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关乎执政党长期执政和人民福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一直高度重视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为逻辑起点,先后经历了竞争与夺取、确立与巩固、调适与创新、自信与发展等阶段.在特定的时代主题和党的历史任务语境下,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沿着革命话语、建设话语、改革话语和新时代复兴话语的脉络展开,呈现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演进的鲜明特征.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经验,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历史主线、根本保障、动力之源、基本策略和重要途径,对于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百年历程、鲜明特征及其基本经验

意识形态话语权关乎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关乎执政党长期执政和人民福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一直高度重视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为逻辑起点,先后经历了竞争与夺取、确立与巩固、调适与创新、自信与发展等阶段.在特定的时代主题和党的历史任务语境下,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沿着革命话语、建设话语、改革话语和新时代复兴话语的脉络展开,呈现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演进的鲜明特征.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经验,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历史主线、根本保障、动力之源、基本策略和重要途径,对于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早期政党形象建构的特征与启示

政党形象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党的生存发展和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依照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的人民性、革命性、先进性等根本属性，以及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现实需求，建构起“人民性”政党的本质形象、“革命性”政党的实践形象和“先进性”政党的特质形象。中国共产党建构的这一政党形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价值立场，分别从阶级维度、人民维度、民族维度传播了中国共产党为工人阶级谋解放、为中国人民谋解放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宗旨使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政党、革命政党和先进政党的特殊性质。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更好地深化人民性政党形象、筑牢形象建构的思想基础，坚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的人民情怀，深化党的“同情人民”形象；坚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深化党的“领导人民”形象；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化党的“服务人民”形象；需要更好地升华革命性政党形象构筑形象建构的实践基础，借助自我革命、社会革命、伟大斗争等革命话语、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结合的革命实践以及弘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升华、构筑新时代的革命形象；需要更好地巩固先进性政党形象夯实形象建构的价值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坚决驳斥否定工人阶级的言论，坚守党的组织原则、严肃党的纪律作风，巩固新时代党的先进性形象。     

赋予人民性：中国共产党塑造现代国民的国家建构逻辑

以人民性为核心原则与伦理基础整合国民、凝聚人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建构人民主权的现代中国的根本遵循。作为统合国家、民族与人民三维一体的政治领导与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承继传统“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中创造性地运用整体性的“人民”概念整合全社会人口以塑造现代国民。在以全体国民为基础、以确立国民身份为途径推动中华现代国家建构的征程中,党坚持人民立场、认识把握社会矛盾、紧扣时代发展命题,开展系统的人民性实践。以人民性塑造整体的现代国民有力回应中华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命题,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明特征,也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社会政治基石。     

国家认同建构：从“五族共和”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民族认同国家的现代国家认同建构内涵看,国家认同建构的核心是民族的认同整合,即如何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或实现各民族的多重身份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变发展。在近现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进程中,“五族共和”开启的“国家民族身份建构”与“承认各族身份”的“二重民族构建”催生了国家认同建构的“融合同化”与“平等共治”两条进路。国共两党的民族观念之争使得国家认同建构的两条进路逐渐分野对立：国民党片面强调“国族建构”的“国族同化”进路否认各民族,滑向了大汉族主义的泥沼;共产党强调“各民族解放联合”的“各民族平等自治”进路赢得了各民族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但客观上也存在弱化中华民族建设的嫌疑。新时代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嵌合互构”使得近现代以来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两条进路”走向了协调统一。今天,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是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纽带实现各民族的认同整合,完成从民族认同到国家层面认同的跃升。     

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双向塑造关系

“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二者相互交融、相辅相成。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源自于它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普遍利益的代表性、“以党建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搭建了政治屋顶、通过“组织革命”凝聚各民族、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执政绩效。而各族人民所形成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又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目标追求更为清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行动路径更为规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部整合更为有效,中华民族共同体延续的物质保障更为雄厚。这为我们认识政党认同和国族建构之间相互塑造的关系,以及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方向、规律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建构史论纲 ——基于中国共产党民族关系史的分析

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但是却一直以基因暗码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通过百年民族关系思想史、政策史、生活史将民族共同体由过往的潜意识状态彻底升华为显意识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话语范式和学术范式从历史事实和观念现实中被抽象、升华出来,成为世界民族语境中的中华民族标识。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关系思想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由潜隐到凸显的过程,但是在任何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都在坚守共同体的民族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关系政策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规范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但是在任何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都没有偏离共同体准则;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关系生活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行动由具象到内化的过程,在任何阶段中国共产党都在演绎着民族共同体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资源建设的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社会整合资源是政党进行社会整合的前提、基础和条件,决定着政党社会整合能力的大小。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资源主要包括意识形态资源、制度资源和组织资源等内容,这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资源建设的载体和依托。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给党的社会整合资源建设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挑战,党的意识形态资源遭到一定冲击,党的制度资源有待进一步健全,党的组织资源受到一些侵蚀。中国共产党需要正视这些挑战,不断加强社会整合资源建设,以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制度及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不断提高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团结和凝聚最为广泛的力量,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顺利实现。     

中国现代性文明新形态出场的历史逻辑与时代意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从文明形态的高度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进行了科学概括与深刻诠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其本质上是现代性文明。现代性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本质属性和核心标识,对中国现代性的求索和建构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实践主题。中国现代性是一个矛盾体,以动态历史的视野把握中国现代性的出场逻辑,其呈现出资本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现代性“正-反-合”的辩证发展图景。中国现代性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现代性到传统社会主义现代性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辩证发展过程,完成了对西方资本现代性和传统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双重超越,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对现代性的重构动摇了西方现代性的话语霸权,为发展中国家建构自身现代性从而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实现中国现代性文明新续写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应然选择。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变迁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现代国家政权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同构过程,其中,民族—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善治的基础,"民主—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家政权建构理论探讨中国乡村治理变迁,并着重探讨中国现代化国家基层政权建构对乡村治理理念、组织和模式变迁的影响。     

论马克思主义政党群众观的理论出场与当代在场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贯穿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时代任务。马克思主义政党群众观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致力于追求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政党群众观是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是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和弘扬党的优良作风的内在需要，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召唤。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亟需更进一步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不断彰显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群众观的实践价值，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大党独有难题”及中国共产党的破解之道

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大党独有难题”这一政治命题,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保持历史主动与战略清醒的政党品格,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探索通往文明与政党双重意义上“可大可久之政治”的行动路径。“大党独有难题”生成于由政党组织建设问题、政党执掌国家政权问题与政党联系社会问题所构成的政党政治“基本域”,具体表现为“大党”规模治理难题、长期执政难题与代表性难题。中国共产党的“大党独有难题”主要表现为空间维度上面临多重规模因素的叠加压力,时间维度上呈现为复杂状态下的长期执政,政党之“政”维度上需调节“部分”“整体”的互契张力,政党之“治”维度上则要实现超大规模政党的严格治理。破解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应从原则、价值、组织、制度等维度建构“四大治道”,即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原则遵循,以坚持人民至上为价值引领,以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为组织保证,以坚持推进党和国家制度建设为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历史认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开辟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杰出代表，中国共产党自创立肇始，便在不断反思和总结中深化对自身发展历史的认识。其中，经由视路线斗争为党的历史主线过渡到从多维视角来总结和评价党的历史，最终归结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主题，中国共产党以正确认识与科学总结彰显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理解与把握，而这些正是一个百年大党能够得以自强不息、永葆生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密码”。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生成的逻辑理路

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奋斗史的鲜明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方案陆续遭遇失败，亟需科学理论和先进政党的引领，亟需创新中国共产党历史主题的叙事范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的出场语境。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的生动实践，通过接续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四个“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围绕四个“伟大成就”徐徐展开。中国共产党在新的“赶考”路上，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逻辑归宿指向中国式现代化，发挥其显著的优势推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调适性引领：党领导社会组织制度的变迁逻辑及实现路径

党领导社会组织,对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落实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面向。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社会组织制度相继经历了“总体性支配中的党政社一体化”“转型社会中的党社同构”“服务型社会中的党政吸纳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党社嵌入式发展”四个阶段。在使命引领的前提下,针对不同时期的具体治理情境,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主动调适来推动领导制度的创新,可以称之为“调适性引领”。调适性引领反映的是“政党中心论”的思想,是政党作为一种统合型的力量主动对社会组织进行思想引领、规范调整和资源整合的方式,凸显了政党自主性。它具有一定的调整与适应周期,应采取纵向嵌入与横向整合相结合的方式,并以去除、保留与创新等政策工具实现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调适性引领超越了传统“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研究的边界,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社会学的话语体系具有积极的贡献。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

本文描述了民族认同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即通过认同儒家文化而认同一家一姓之王朝。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通过想象“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命名,并且建构起我们的民族历史。而由于中国民族国家仍在建构之中,我们面临着很多思想上的障碍与争论,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文化认同的回归,才能把民族主义从一种情绪转化为一种思想。     

现代政党演进逻辑中的中国共产党：世界体系视角的解释

英国率先完成的工业化所带来之坚船利炮，把全球各国纳入同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在强大的体系化力量、机制作用下，各国均出现了现代政党；但因各国处在不同的世界体系之“位”与工业化之“时”，其政党形态和制度大相径庭，较有代表性的是英美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共产党。它们在意识形态、组织化水平、政党制度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可由现代世界政治体系动态演进的统一逻辑予以解释。中国共产党生成于这一体系之中，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上均处在世界政党演进之中点上，因而足以成为政党学研究之基本方法。     

使命型政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使命型政党。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和推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理论指引与理论创新”“制度建构与制度完善”“道路探索与战略规划”“党建引领与党建支撑”的功能。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鲜明的政党主导、政党推动、政党形塑的特征。我们党在引领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注重将党的建设与党的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相结合,即按照党承担的使命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强化党的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党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超越了西方政党理论关于“政党工具性”的理论假设和思维定势,也超越了西方政党理论的解释框架。对使命型政党的理解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加以阐释,需要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加以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