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中区块链应用风险的法律规制 ——基于公主体与私主体的合作规制模式

认为区块链技术可以通过畅通信息共享渠道、提高网络运营系统安全、降低运营和交易成本等方式弥补共享经济发展困局,并在共享经济中的数据共享领域、知识技能共享领域和信用体系建设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区块链应用于共享经济会出现共享经济风险和区块链风险的双重风险叠加,具体表现为监管失灵风险、平台弱化风险、数据权属风险、信用修复风险和技术限制风险.共享经济中的区块链应用风险法律规制需要在鼓励创新和包容审慎的法律规制原则指导下,依靠公共规制机构的强制性与禁止性手段和共享经济平台及其协会的自治能力来实现,并运用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评估法律规制绩效,同时注重区块链技术规制与规制区块链技术相协同.     

网络直播行业的法律风险与规制

网络直播行业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而出现的新兴产业,它在丰富广大人民群众业余生活、带动就业、繁荣经济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法律风险,包括:网络直播内容可能涉及色情暴力等违法犯罪内容,可能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肖像权和隐私权,也存在着严重的偷税漏税风险。网络直播行业要获得健康发展,避免如上法律风险,就必须完善相关立法、加强执法监督、明确网络直播平台的法律义务、提高网络直播行业人员的法治素养。     

论珠江三角洲地区药品价格法律规制的完善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药价虽也存在区域性的差异,但整体上仍呈现居高不下、不断攀升的态势,其危害不容小觑。而导致珠三角地区药价虚高愈演愈烈的成因,则涉及市场调节和政府监管的双重失灵、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因素。珠江三角洲地区应当认真借鉴长江三角洲地区、香港以及国外注重对药品价格法律规制的经验,加快地方立法步伐,首先从构建药品定价机制、药品价格监管机构制约机制和“医药分开”机制等方面着手,努力完善本地区药品价格监管的法律规制。     

区块链技术应用的法理审思及法律规制

区块链技术促进了数字世界与现实社会的融合,既能推动商业、金融等社会领域变革,也能对法律规范等上层建筑产生结构性影响。区块链技术应用(数字货币、智能合约等)在当前的实际运行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规范功能,但政府却未创设相应的完备法律规制与监管体系,使得区块链技术的价值由于缺乏法律支持而难以完全实现。这不仅限制了区块链技术的效用,还带来各种社会安全问题,也导致技术自身发展迟滞。促进技术与规范的深度融合,需要从区块链技术发展与应用场景出发观察分析其风险与价值,再从法理上厘清技术与规范间相互影响的关系,最后分析论证构建规范法律性代码与区块链技术应用的框架,形成务实科学、多方联动、可操作性强的综合治理机制,引导、促进、规范和监管区块链产业发展。     

美国国家安全法律规制述评与借鉴

现代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已经难以用传统的国家安全理念来轮廓,其已经超出一国与他国的外交关系,不仅涉及国际关系,更涉及一国国内的问题,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态、信息等方方面面。美国早在1947年就出台了《美国国家安全法》,并开始谋划国家安全的新理念。美国也是最早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国家,与此同时,美国假借保护国家安全利益之名,已将国家安全的＂防火墙＂扩展至非涉密信息、经济、贸易等诸多领域,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本文通过对美国国家安全观、战略和法律规制等述评,以期对我国的国家安全观和战略的构筑以及法律规制有所借鉴。     

我国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的法律规制——以德国经验为借鉴的研究

对于应急救援而言，社会力量是极为关键且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德国在规制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方面构建了机构齐全、灵活高效的管理体系，拥有层次丰富、覆盖全面的法律制度，形成了政府支持与社会力量充分自治的救援方式。我国可以借鉴德国的有益经验，在完善管理体系的同时，制定专项法律法规，赋予社会力量合法地位，细化其权利、义务。通过对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进行法律规制，给予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多元化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发挥优势参与应急救援工作，使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具有持续性、高效性和有序性，从而不断提升社会的抗风险能力。     

元宇宙治理视域下虚拟社会的潜在风险及法律规制

随着区块链、人工智能、AR技术的日益成熟,人类的宇宙观向数字宇宙转变,“元宇宙”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作为互联网新一代的发展趋势,虚拟社会兼具沉浸式体验、交互性、去中心化等特性。然而,虚拟主体的多样化、数字资产的所有权和交易安全问题、元宇宙信息过载等问题衍生出一系列法律风险,主体多重身份引发的犯罪问题、数字资产交易的缺乏保障、信息过载导致环境的高度自治等潜在风险对虚拟社会的基础秩序提出挑战,亟待法律界对此进行回应。为了确保虚拟社会的有序发展,必须在风险范围内制定切实有效的规则,以技术和法律双重规制为原则,实现虚拟社会的有效治理。     

论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的哲学基础——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中心

转基因食品自诞生以来,即备受争议。各国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也是大相径庭,基于人类中心主义哲学、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指导下的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态度,认为以人类中心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态度过于宽松;以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转基因食品法律制,态度过分严格;而只有以中国传统哲学“人与自然内在统一”观念为基础的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才可宽严适度,实现人与自然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的统一。     

风险规制改革的文化认知基础——以欧盟和美国的疯牛病风险规制比较为路径

本文首先阐述了美国与欧盟应对疯牛病风险的规制改革基本框架,显示了面对具有同质性的风险,美国和欧盟的风险规制改革却作出了全然不同的反应,从而打破了人们的预期.接着,从疯牛病风险数量和利益团体的压力两个通常角度来解释规制改革之差异,表明通常解释并不具有较强说服力.最后,从欧盟和美国民众对疯牛病风险的文化认知角度来解释规制改革之差异,表明风险的文化认知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也表明影响规制改革进程的因素是多方面,以单一因素来解释规制改革会出现片面的后果.     

竖立人情与腐败之间的法律界碑——以官员“礼上往来”的法律规制为例

“礼尚往来”是我国的民间习俗和传统美德,而我国诸多贪官常借人情往来之名而行腐败交易之实.为此有必要引入“礼上往来”的概念予以辨析与矫正,在解析官员礼上往来行为走向性质的基础上,梳理和借鉴美国规制官员收送礼品行为的法律经验,完善我国对官员礼上往来行为的法律规制,竖立人情与腐败之间的法律界碑以厘清人情与腐败的界线,从而达致更为有效治理腐败的目的.     

风险社会中的国家责任趋同化——以英法国家赔偿制度变迁为例

本文通过追踪英、法两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变迁过程,揭示了风险管理任务对不同法系间国家责任发展趋势的共同影响及其对中国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中,现代行政法早已超越了传统的“红灯论”、“绿灯论”之间的狭隘对立,正在走向融合乃至趋同.域外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国家责任扩大化,实质上起到风险分散的作用,把少数人承受的风险后果转为由国家和社会共同分担.     

论网络格式缔约的异化与规制——以数据收集与电子商务中标准化同意的一体规制为背景

同意非真实却有效的反差普遍存在于网络环境,突出存在于个人数据收集场合,法律应当将“告知-同意”纳入网络格式缔约范畴,依托网络格式缔约对电子商务与数据收集等场合中的标准化同意予以一体规制,并涵摄智能合约。点击合同、浏览合同、点击浏览合同三类网络格式合同在拆封合同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并扭曲了传统缔约机制,在能否保障合同自由与同意的真实性上始终伴随着争议。我国互联网业界所使用的网络格式缔约机制存在普遍欠缺,网络格式合同的订立存在严重的利益失衡,消费者受损严重。法律虽应认可网络格式缔约的简化与异化,致使网络同意的真实性与有效性相背离在一定意义上难以避免,但传统的合同自由与意思表示真实仍应得到基本保障。为此,应结合传统意思表示理论对网络格式缔约中的要约与承诺进行解释,增设新的要件限制,通过规制与改良网络格式缔约机制来矫正意思表示外观与实质的过度分离,弱化网络同意真实性与有效性的背离,增强消费者保护。     

智能互联的隐私风险:法律挑战与欧盟规制

智能互联能够实现高效开放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具有巨大的商业潜力和社会价值,同时也存在亟待解决的法律风险。智能互联系统中,实时监控技术对隐私构成潜在威胁,识别和分析功能可能导致歧视,复杂的技术结构存在数据安全隐患,知情同意条款难以实现其本来作用。随着5G的到来,上述法律风险会更加突出。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智能互联中的数据保护带来了积极的改变,通过提高技术的安全性和赋予数据权利来保护隐私,通过最小化数据分析和加强信息披露来避免歧视,通过加强监管和问责、开发安全技术来治理固有安全漏洞,通过明确隐私责任来建立用户与厂商的互信。但是,《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未能充分考虑智能互联中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数据分析的限制与智能互联的技术特点和运行模式相背离,适用中可能导致权利义务关系失衡,难以实现保护数据和促进行业发展的效果。     

论解制与规制重建的路径选择——以西部石油城区天然气供给体系的规制重建为例

天然气供给体系的规制重构,是由天然气供给生产的产业属性、运营方式和产业发展需求所决定的.天然气供给的自然垄断性、运营方式的结构性失衡以及产业发展的动态性,决定了重构规制的过程,体现为解制与规制的内在统一.建构"弱-经济性规制--强-社会性规制"的规制模式,意味着政府将逐渐淡化干预行业经营的微观经济政策,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应对行业生产的外部不经济和基于信息不对称而诱发的社会问题上来.协商性规制、联合性规制和激励性规制,作为政府规制的创新工具,在实践中的强弱应用,将有效克服"规制悖论",从而使规制回归于消费者代理人的公共权力身份,体现维护公共利益的本质.     

风险社会中的公共决策困境——以风险认知为视角

在风险社会中,如何对风险进行有效的治理已经成为全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专家和大众在风险认知上的对立其实是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分裂,其根本原因是风险社会中的信任危机。风险社会中的公共决策面临着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冲突。欲解决这一困境,需要重建社会信任,实现科技风险领域的协商民主和公众参与。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强化——以加强行政监督为视角

基于权力运行的规律,中国宪法奠定了人民检察院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包括对行政权的监督。中国检察机关监督理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借鉴前苏联的一般监督理论,到对其废除,再到法律监督理论的提出,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在面对不断膨胀的政府权力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时,对检察监督理论重新梳理,以确认并不断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这已成为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当务之急。     

公司股权结构与政府规制的关系——以战后日本股权结构演变为例

战后初期,在规制色彩浓厚的制度环境下,日本出现了第一次股权结构变化,高度分散的个人持股让位于相对集中的金融机构和实业法人之间相互稳定持股。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放松规制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又带来了以相互持股解体和纯市场投资者崛起为标志的第二次股权结构变化。由此可以认为,政府规制会对公司的股权结构安排产生有力的利益导向和强制约束的作用,是探究股权结构模式选择的重要制度因素。     

法律思维认识的矫正——以法学教育为视角

法律思维是衡量法律人准入或水准的折尺,亦是法治实现的前提.然而,在我国,由于相关理论的粗浅、认识上的错误甚或制度上的因素,法学教育因此迷失了方向,与此相应的法学教育自无效率可言,更无法律人或高精尖法律人适量涌出的可能.走出法学教育困境的当务之急乃是要基于法的自然属性、法学的主要任务、法学教育现状、严格实证主义的观念与制度等问题的反思而确立"法学教育就是法律思维之铸成"的理念,以使法学教育的结果应是使学习者获得"渔"而不仅仅是"鱼";并对法律思维的意义及其与法律逻辑、法律方法、法律知识等要素间认识上的错误予以矫正,亦是说,要明晰:法律思维与法律知识的割裂性及非等量性,法律逻辑对法律思维作用的局限性,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的关联性与差异性等相关问题,以期在法学教育中为法律思维的培养独辟蹊径.     

国际法律斗争的攻防策略与法治破局：以国内法为视角

“法律战”正在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重要方式,国内法愈加成为国际法律斗争的重要手段。从国际间法律攻守的实践来看,攻势一方的国内法包括单边制裁法等涉外特征明显的法律法规,也包括一般国内法所载的相关规则;守势的一方往往构建反制裁法律体系,并借助国际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强化反制合法性和实效。近年来,我国被迫频频卷入“法律战”,这对综合运用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法治协调、整合与实践能力提出了考验。我国应当重视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互动效应,积极参与构建法律斗争支撑体系,全面推进外交法律斗争制度建设,在避免陷入单边主义的同时,有理、有利、有节地构筑应对国际法律攻击的坚固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