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历史变迁、发展逻辑与优化路径

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是加强党对农村的全面领导，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经历了萌芽探索、政策提倡、全面推行三个阶段，从地方自主探索到国家顶层设计，逐步规范化、全面化，研究其历史变迁、把握村两委“一肩挑”制度的演变逻辑可为其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历史经验。采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从深层结构、路径依赖和动力机制三个方面对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梳理发现，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的演进受到政府体制、经济发展与观念认知的深层结构影响；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效应影响变迁路径，形成路径依赖；党的领导强化、地方探索经验累积和基层治理需求扩张提供动力机制。未来，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应重塑制度环境，完善村级选人用人机制，做好“一肩挑”干部培训工作，健全权力叠加的监督制约机制。     

产权与生产力:制度变迁的理论思考

一、产权制度演进的一般逻辑财产所有权是一个古老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把财产所有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当做历史过程，揭示出演进的一般逻辑。关于所有制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形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第一，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从历史上看，财产所有权关系是财产从使用到占有，从部分占有到完全占有，从事实上的占有到法律上的占有，从所有制的初步确立到全社会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形成是逐步演进而来的。恩格斯揭示土地私有制的形成是从原始公有制中，由直接生产者暂时的、不完全的支配、使用到长期…     

嵌入过程中的主体与结构：对政企关系变迁的社会分析

文章认为中国政企关系的变迁主要受到政府追求主导目标实现的内在动力驱动以及主体嵌入之中的结构环境约束。正是在这两种合力的作用下，政企关系的演变机制可以从政府为实现主导目标和适应结构环境而做出的各项制度安排来加以理解。由于制度安排所具有的路径依赖特征，所产生的非意图性后果，加之意识形态的社会化影响，政企关系的发展变迁在微观层面取决于政府与企业具体、持续的互动。从而，只有在梳理中国政企关系变迁的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深刻把握关系变迁的结构特征及其内在机制，才能理解这种复杂多变的关系变动逻辑，进而总结和提炼出某些具有经验性的成份。     

制度变迁与制度均衡——中国民营企业劳动关系和谐演进

制度均衡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平衡。民营企业劳动关系市场化过程实质是制度变迁过程。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解,在此变迁中,劳动关系制度均衡是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平衡,劳动关系行为均衡是指劳资双方博弈力量均衡,均衡才能真正保证劳资利益和谐。但在现实中,民营企业劳动关系是劳资关系失衡,因此政府应该依据弱势劳动者的现实需要,增加与倾斜对弱势劳动者的制度供给,转变民营企业劳动关系制度变迁方式,构建政府嵌入型集体劳动关系处理机制,以达到民营企业劳动关系的制度均衡。     

绿色信用监管制度:理论逻辑、关系演化与实践路径

绿色信用监管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治理创新，需要从整体和局部视角研究其理论逻辑、内部关系演化与具体实践路径。绿色信用监管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以夯实现代市场基础为目标、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信息共享应用为重点的中国式绿色制度，是基于多主体关系性合约网络的激励相容制度创新。绿色信用监管制度通过构建内部与内部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制衡关系，有利于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机制合力以及避免“监管监管者”悖论。监管制度子制度之间具有替代性、互补性和时序性。当存在替代性时，要优化制度选择；当存在互补性时，要重视前提性制度创设、制度匹配耦合和制度绩效提升。在技术性监管和制度性监管耦合作用下，从机制设计到监管实践、再从监管成效到机制完善的螺旋式迭代升级路径，构成了中国绿色信用监管制度的实践路径。绿色信用监管制度的完善，有助于进一步健全信用数字化监管长效机制，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平台经济下不完全劳动关系及其法律规制

平台经济的发展加速劳动关系变革，成为不完全劳动关系的催化剂。不完全劳动关系在助推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面临认定标准不明确、主体地位不平等、劳动基准保护不充分、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现实困境。对平台经济下不完全劳动关系进行法律规制，需要明确不完全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使不完全劳动关系从业者身份得到正确归类；建立集体协商机制，弥补平台经营者“算法”独决机制导致的恣意妄为的短板；加强劳动基准保护，以劳动“三分法”分层配置劳动者法定权益；完善不完全劳动关系从业者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劳动者权益保护与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双向促进。     

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劳动关系变化及协调机制

新科技革命以人工智能化、互联网产业化等信息技术的升级创新与应用为标志,是在科技领域革命的同时也引起了社会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的革命。旧的商业模式衰落,部分行业面临转型,给劳动者带来困顿与动荡;新科技革命催生的新业态和新职业造成了新的矛盾和风险,引发劳动关系产生巨大变革。在这个科技飞速更迭的时代,新事物的发展速度远超我们规制新事物的速度,现行的有关劳动关系的制度安排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多样化的就业、分配、劳动纠纷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因此,将一切问题的逻辑起点回归到对劳动关系的认定,构建一个以契约为核心、分层次保障、集体协商型的系统协调机制显得尤为迫切。     

明清晋徽商帮组织劳动关系特性及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晋徽商帮组织的劳动关系实质为:在商号的货物贩运贸易或钱庄典当生意活动中,财东(资方—管理者)和掌柜伙计(劳方—员工)这两个群体之间,在纵向隶属晋级与横向利益协调中所形成的繁复的宗法族亲关系.这一特殊的劳动关系缔结模式在现实商业运行过程中具有特殊的"非对称稳定性",突出表现为帮会组织的管控虽然强势,但仍不失人性化,随之换来的是雇员可贵的高忠诚度、高归属感以及低流动率.此外,从劳动关系调控管理的视角看,明清晋徽商帮组织劳动关系的契约化制度规范性凸显,在管理策略上兼顾了长短期和内外在激励的平衡,在管理手段上强调了多样化和软硬兼施,这对于当前中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农民工劳资关系问题研究——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

以生产现场为中心,以工人劳动关系为主要分析对象,是劳动过程理论的重要特征.农民工的劳资关系问题研究应该回到以马克思、布雷弗曼、布洛维等相继拓展的劳动过程理论中去.“控制”“抗争”与“妥协”,是劳动过程理论分析工人劳资关系的核心话语,有助于我们检视当下的时代变迁和中国农民工在劳动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在回顾劳动过程理论核心分析话语演进的基础上,梳理国内劳动过程视域下相关农民工问题研究,阐述劳动过程中工人主体身份的建构及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性.     

人工智能语境下劳动解放问题探究

劳动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价值追求。人工智能对于劳动解放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为劳动解放提供了物质基础、时间和空间条件,为劳动复归于“自由自觉的本性”、使劳动更加趋向于人的“第一需要”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导致劳动的“新异化”,对人类劳动权、劳动者主体地位、传统伦理关系等构成挑战。从制度、科学、主体、全球治理等维度对人工智能进行规制,消解“资本逻辑”,是在人工智能语境下劳动解放的现实路径。     

社会发展的“合力作用”理论与系统论

恩格斯社会发展的“合力作用”理论与现代系统论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二者的应用领域和理论表现形式也不同。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现代系统论的理论来源之一，所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之一的合力论与系统论在理论渊源上则有着内在联系；在逻辑起点上具有相通性；从整体性原则看，合力论是对这一原则的深刻表述；而在方法论上，二者又都遵循辩证的思维原则。系统论作为现代科学的重要理论有着自身的优长之处；而恩格斯的合力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在与系统论的比较中则表现出先驱性和科学性的特点。     

熟人社会：村庄秩序机制的理想型探究

熟人社会中的“人情”体现为感情、关系、规范和机制等层面。在人情的作用下，熟人社会成了一张微观权力关系网，因此也被整合为对内纷争较少、对外团结一致的亲密社群。在熟人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围绕着人情关系展开，行为准则是人情规范，这种人情取向的行动规律就是“乡土逻辑”。因此，“乡土逻辑”可以用来分析当前村庄秩序的变迁。     

中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与制度演进逻辑

中国分业管理的金融体制下金融控股制度演进的主体动因是追求垄断利润、创新空间、规模经济和资产弱专用性,金融机构利益先占和战略布局、管理机关有限默许共同形成了需求诱致型与中间型制度变迁的全面综合的制度变迁逻辑,提出金融控股应通过外在制度移植式变迁与核心制度创设式变迁的全面综合,实现金融控股的重生。     

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结构

本文深入探讨了浙江省20多年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最大制度效率来源和创新动力结构的演进；解释了以企业、市场和分工制度的创新所构成的诺思、科斯和斯密动力的作用机制；并揭示了这三大制度创新动力持续作用的变迁趋向，以及第四大创新动力——“熊彼特动力”形成的制度根源。     

对我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之探析

当前,我国劳动就业市场上出现了劳动合同短期化现象,对劳动关系的稳定和谐、收入分配制度及职工相关权益落实都产生了消极影响。从长远的角度看,对企业、劳动者和政府而言都是不利的,最终将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稳定、健康发展。因此,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从立法上有必要采取措施遏制劳动合同短期化。     

论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

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关系适用法律存在缺失.<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其是否是劳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能否适用劳动合同法存在争议,仅从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看,不仅规定不明确,而且存在明显冲突.从劳动法律性质看,起源于工厂法的劳动法律,适用在明显有别于工厂的文教、卫生、科研机构等社会服务组织时有极大难度.事业单位的特殊性要求其人事关系调整,理应有一部有别于企业劳动法律制度的法律,以致力于满足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政策性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特殊制度设计,实现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提供的公平、便捷与高效.事业单位聘用关系法律制度与公务员法律制度、劳动法律制度并存,分别调整不同领域的、各具特点的用人关系.     

论信用研究的逻辑思路

从经济关系与伦理关系的统一中认识信用关系是信用研究的逻辑起点,从社会存在与社会实践的客观要求上把握信用生成基础以及从原有观念作用机制与现实社会变化发展实践的尖锐冲突中分析信用缺失根源是信用研究的基本逻辑行程,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伦理、制度和环境要求中思考信用重建是信用研究的逻辑终点.     

劳动能否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之考察

马克思说劳动能够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但在迄今人类历史发展中,劳动不仅没有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反而出现异化劳动和物象化劳动.异化劳动和物象化劳动是一种非正义性劳动,其根源在于资本与劳动的分离.非正义性劳动的消除需要一种条件,这种条件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关系的变更.代替非正义性劳动的将是人的自由劳动.从非正义性劳动到自由劳动也是人的存在状态的改变,即劳动从一种强制性活动变为人的第一需要,出于第一需要的劳动是一种辩证的享受,在去除社会强制性方面,劳动是自愿的、 享受的;而从劳动的实践属性上看,劳动仍是一种紧张活动.也只有在去除了强制性的紧张活动中,人之为人的本质才能得到确证和提升.     

“宗教礼物论”的可能性：礼物与宗教的内在联系

本文认为，“宗教礼物论”是一个具有潜力的理论视角，它以莫斯等人的礼物理论为基础，探讨宗教现象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本文在述评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探讨礼物与宗教的内在关系，进而分析礼物理论与宗教社会学的亲和性。文章认为：首先，礼物与宗教是双向关联的，两者相辅相成，不仅宗教现象中蕴含着礼物逻辑，而且宗教为礼物的内在价值提供了神圣性的基础；其次，礼物和宗教都与社会团结的法则直接关联，这一点体现在两者共通的自愿式义务性上，两者既融合了情感性联系和工具性联系，也融合了相互性伦理和等级性伦理；最后，“宗教礼物论”的优势最可能体现在对宗教之“非自主选择性”的分析上，而它的潜在挑战则主要在应对社会变迁与价值倾向上。     

近年来乡村空间研究回顾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回顾,依据不同学者对空间理论内涵的不同理解及由此形成的在乡村空间研究取向上的差异,把相关研究归纳为两种类型:一是乡村空间变迁的机制与逻辑的研究;二是多元视角下的乡村空间研究.这两种类型的研究涵盖了当前乡村空间研究的基本范畴和领域,可为认识和研究乡村空间治理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多元化视角.同时需要看到,现有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还存在无法从整体上构建乡村空间变迁逻辑的解释框架、对相关中层理论缺乏提炼等问题,这对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提出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