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业态领域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

新业态领域中的社会风险主要表现为政治安全风险、金融安全风险、社会安全风险、信息安全风险和身心健康风险.引致新业态领域社会风险的成因在于:一是法律法规供给不充分,职能部门执法权受疑;二是犯罪证据取证难度高,涉案资产处置效率低;三是监管主体责任欠清晰,部门协同监管不到位;四是市场主体缺乏自律性,社会责任意识较淡薄.要有效治理新业态领域中的社会风险,就必须要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前提下,建设一个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风险治理共同体.一是要完善新业态法律法规,推进新业态风险法治;二是要创新追赃挽损方法,提高资产处置效率;三是要完善政府监管体系,强化部门协调联动;四是要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加大违法打击力度;五是要发挥多元主体作用,打造多元共治格局.     

透视食品安全问题中的社会学迷思

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让笔者反思这个病态社会的百态,阐述了当今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社会与人都沦为单向度以及社会越轨致使社会解组三个社会学的议题。同时笔者指出价值引导、公民精神的培养和社会控制是解决当今社会失范问题的重要举措。     

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及其治理

近几年,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互联网金融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风险性。互联网金融风险有五种类型：网络技术风险;业务管理风险;货币政策风险;法律法规风险;各种犯罪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有五个特点：并存性;多样性;虚拟性;超越性;速发性。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应遵循的原则：支持鼓励与规范管理相结合;行业行政监管与企业市场自律相结合;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相结合;保护用户利益与保护企业利益相结合;行政手段与宣传教育相结合;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相结合。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对策建议：构建互联网金融安全体系;加强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监督管理;堵塞技术漏洞,降低技术风险;加强行业企业的市场自律,自觉防范风险;加强信息披露,减少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风险;完善法律法规,防范法律风险;打击互联网金融犯罪行为;借鉴国外经验,加强国际合作。     

面对风险：公众安全感研究

本研究从人的需求理论出发,从人身、财产、食品、劳动、个人信息等方面对安全感进行研究,结合风险社会理论和“不安全时代”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全国28个省市7100户居民进行调查,通过描述统计和多变量回归分析发现,社会稳定、社会治安、生活环境,以及性别、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社会经济地位等个体因素对安全感存在不同程度影响,风险认知和风险地位同时存在于风险评价。     

元宇宙治理视域下虚拟社会的潜在风险及法律规制

随着区块链、人工智能、AR技术的日益成熟,人类的宇宙观向数字宇宙转变,“元宇宙”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作为互联网新一代的发展趋势,虚拟社会兼具沉浸式体验、交互性、去中心化等特性。然而,虚拟主体的多样化、数字资产的所有权和交易安全问题、元宇宙信息过载等问题衍生出一系列法律风险,主体多重身份引发的犯罪问题、数字资产交易的缺乏保障、信息过载导致环境的高度自治等潜在风险对虚拟社会的基础秩序提出挑战,亟待法律界对此进行回应。为了确保虚拟社会的有序发展,必须在风险范围内制定切实有效的规则,以技术和法律双重规制为原则,实现虚拟社会的有效治理。     

发展与风险:风险社会理论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人类干预自然、影响社会的能力在不断加强以及自我认识的能力提高的同时,社会上自然灾害和一系列社会风险频繁发生。通过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思想进行系统研究,从现实的角度探讨风险社会理论对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启示。     

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一种新路径

在开放社会背景下,推动社会结构重组的力量是多样的,不同力量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各不相同,它们的相互重叠和冲突,使社会结构变得异常复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有关我国社会结构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是基于财富分配逻辑而进行的阶级阶层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并侧重于从经济关系看问题。本文认为,到21世纪初,风险社会作为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另一种力量开始崛起。一方面,风险的弥散性和普遍性使得跨越阶级、阶层、职业、性别、信仰和种族而进行全社会动员成为可能,从新的角度和新的范围带动公民社会的生产;另一方面,具体风险的分布又在一定程度上同阶级、阶层的分化同构,强化后者的分化。同时,风险的利用还可能成为生产新的社会冲突的动力。财富分配逻辑与风险分配逻辑在中国语境下的互动将使中国社会结构在新世纪出现一种新的趋势。     

论情感增强技术的人文风险

"情感增强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对人类的情感进行干预和调节,从而可以达到"增强"的目的,其引发的人文风险论争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相关分析大体上分为微观和宏观两条进路:前者主要是分析个体层面的人文风险,包括对人的自主性与同一性问题的威胁、对情感发生学基础的挑战、情感人格的趋同化问题和情感生活的简单化问题等;后者则是阐发情感增强技术带来的社会整体层面的人文风险,包括技术安全性问题、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宗教问题等。情感增强技术的人文风险不仅要从情感及技术本身的属性展开讨论,还要结合技术产生发展的文化的、经济的和社会背景,尤其是从人类面临的文明风险等方面入手。     

气候安全的作用机制、风险评估与治理路径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新型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气候风险的溢出性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气候变化引发传统安全问题,加剧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化发展中国家资源竞争与武装冲突,地缘政治竞争和气候变化安全风险的跨国扩散加剧全球安全风险。从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两大概念入手,遵循“后果—影响—风险”的逻辑链条,构建气候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开展气候风险评估。目前,发达国家率先开展气候安全治理,国际组织积极推动各国采取行动,但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不能适应气候风险的范围和规模。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提升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水平,应当加强针对气候安全风险的分析评估与管理,结合气候风险特征完善区域气候安全治理路径,协同推进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制定并完善气候安全风险分级管理政策框架,通过气候外交与大国合作构建全球气候共同体。     

法律执行与道路交通事故——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效果的评价

交通立法出台的目的在于规范道路使用者的行为,减少交通事故。实证检验发现,交通制度与技术进步共同推动了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状况的不断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出台与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的实施对事故水平具有非常显著的抑制作用,汽车技术的改进也在一定程度缓解了交通事故不断上升的态势。在交通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中国不断的提高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惩处水平确实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保持了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有效威慑。良好的执法绩效已经使惩治酒驾专项行动成为中国执法领域的成功案例。     

区块链金融风险与防控探究

区块链技术与金融领域的结合,在给金融发展带来新模式和新机遇的同时,在多个层面上也出现了新的风险,如数据与隐私方面的安全风险、经济与法律层面的风险以及区块链技术本身的风险。针对这些风险,从以下几方面提出风险防控措施：强化技术研发,满足区块链金融技术需求;构建严密的区块链监管体系;加快区块链金融立法,弥补法律空白。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技术伦理

风险社会是人类由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变过程中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由于人类对技术理性的过分张扬导致风险社会的来临,也使风险社会的技术伦理出现严重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必须强化技术伦理意识,树立社会各个角色的责任伦理,进行技术伦理的不断创新,建立科学的技术伦理评价机制,使技术伦理成为有效应对社会风险的重要手段.     

风险规制:发展语境下的中国式困境及其解决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规制风险,提供安全保障已经成为行政活动的中心任务之一.在中国,风险规制领域的法律框架已经基本建立.但是,由于风险规制需要相当的财政投入,并给个体、企业增加一定的经济成本,从而与短期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冲突.在过于重视经济发展的思维下,这一冲突导致执法动力不足,规制任务被政府刻意忽视.因此,当下迫切需要通过一系列法律机制的完善,促使政府改变唯发展的导向,建设一个能够协调回应包括发展、安全、公平等多元需求的政府.     

现代生活风险

生活充满风险。作为一个小民，你承受的生活风险，往往来自交通意外、台风、注水西瓜和手机等，毫不悲壮。     

区块链技术对社会信任模式的影响及所致信任风险的防范

区块链技术作为技术信任的标杆,以其特有的去中心化运作模式赋予技术信任以“强信任感”,使得技术信任超过人们对专家系统的信任,为人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信任模式。但区块链技术在增强高新技术社会信任感、简化人际信任过程、降低人际信任成本的同时,也会由于自身缺陷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风险。技术信任在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信任模式的同时,也会对社会信任产生负面影响,造成信任风险。对此,要加强技术攻关、建立技术标准,重视伦理风险、明确技术道德,构建监管制度、健全法律体系,从这三个层面防范信任风险。     

论焦虑——不确定性时代的一种基本社会心态

人类社会已迈进了焦虑的时代。焦虑的本质是基于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可靠性、持续性的基本信任的本体性安全体系的瓦解;本体性安全体系的崩解源于因生活之惯常秩序的消失而导致的不确定性。在现代早期,理性与革命对传统秩序的撬动开启了不确定性的闸门;风险社会的来临标志着不确定性向全球、向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和弥散,从而也迎来了本体性焦虑的时代。面对日益叵测的命运和未来,人类以各种方式努力寻求安全保障,但这些努力不仅难以从根本上缓解焦虑,而且在今天这个体化风险社会中,其本身也越来越难以为继。风险社会可能导致"不平等"的社会价值体系被"不安全"的社会价值体系所取代,从而相应地产生由焦虑得来的团结。在中国,除了要承受个体化风险社会之一般性的焦虑,社会成员还要多一分权利缺失状态下面对尚未完全被驯化的权力的惶惶然。     

“网络暴力”:概念、根源及其应对——基于风险社会的分析视角

“网络暴力”是网络技术风险与网下社会风险经由网络行为主体的交互行动而发生交叠,继而可能致使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益受损的一系列网络失范行为.它的产生,主要涉及网络技术发展、社会急剧转型及网民群体结构三个风险源:网络技术的风险特性是催生网络暴力的潜在根源；社会转型过程中风险的无序释放是催生网络暴力的现实动因；网民群体年轻化的结构特点和泛道德化的文化心理是催生网络暴力的重要因素.应对网络暴力的关键在于,通过建构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网民自主参与的多元化治理结构,以减少各类风险发生交叠、共振的频率.     

风险社会的结构性困境与风险文化的建构--一种拓宽当代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

现代社会的高度风险性问题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可以从现代性的结构变异的视角来分析风险社会的结构性特征以及社会风险控制的结构困境。两种现代性的冲突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异表明:风险社会已成为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品质。结构性风险是现代性结构变异过程中的增量,它是现代社会风险的特殊性所在。走出风险社会的结构困境,不仅需要从制度层次上来加以规避,而且需要建构合理的风险文化来加以自省。     

风险社会视阈下农业转移人口权利脆弱性研究

风险社会理论的现代性反思启示我们更关注现代化进程的转型社会风险。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转型,风险叠加,中国进入高风险时代。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核心,也是难点。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权利脆弱性成为社会风险的薄弱环节,市民化的进程关键是权利的完善。风险社会理论视阈下农业转移人口权利脆弱性研究,为此群体权利建构和完善、实现市民身份转化、治理社会风险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转型社会下的多重复合性风险——三城市公众风险感知状况的调查分析

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公众的主观风险感知呈现地区差异和多重复合等特点,三重复合-高度不确定性风险、两重复合-中度不确定性风险和单重-低度不确定性风险三种结构的社会风险共存。研究发现,公众普遍对低不确定性的单重风险感知最高,对高不确定性的三重风险感知最低;教育水平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对高不确定性三重风险的感知程度较高,底层社会群体则对低不确定性单重风险的感知程度较高。从公众在三种感知结构的分布情况来看,中国公众的风险感知包含了对转型社会多重风险并存、交互影响和交互作用的认识,即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风险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