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流动儿童生存环境与就学的相关分析

本文从湖南省湘潭市部分农民工的流动儿童就学状况出发,对其生存环境与就学率及学校取向影响作了简要分析,得出几点结论:其一,以户籍为基础的教育财政体制是农民工的流动儿童就学难的根源,有必要建立与人口流动性相配套的财政投入机制来解决教育经费的区域划拨矛盾;其二,农民工流动性过强、公立学校借读费过高以及文化教育程度的限制导致了流动儿童失辍学率居高不下,政府应当逐步弱化按教育成本投入确定的入学收费制度,通过继续教育来提升农民工家长的文化素质,为孩子创造相对稳定宽松的学习环境;其三,民办学校办学资格的缺失及城乡歧视形成的心理负荷导致流动儿童教育质量低下,政府应当渐近性地完成民办学校合法化整改工作,在城市主导价值观念下加速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合过程。     

经济发达农村地区外来劳动力的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考察了苏南农村发达地区外来劳动力在个人特征、工作条件及收入等方面的性别差异 ,分析了女性在就业和工作中面临的不同于男性外来劳动力的待遇及其原因。主要结论有 :发达地区男女外来劳动力收入存在着较大差异 ,除了受教育程度 ,地区差异外 ,性别歧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经济发达农村地区应当进一步规范就业制度 ,尽快消除各种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障碍 ,加强对外来劳动力的综合管理和服务 ,为劳动力的充分自由流动创造条件     

吉林省农村老年人生存状况的性别差异

本文依据联合国颁布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关于农村老年妇女权益保护的政策精神,通过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对吉林省农村老年人的婚姻家庭生活、经济生活、政治文化生活、家庭养老等方面进行性别差异分析,验证了农村存在老年女性化、农村老年女性贫困化、老年女性在政治参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低于老年男性等社会性差别,同时,对农村老年人的性别分工与性别角色进行女性主义理论思考,并为社会关注农村老年妇女和贯彻农村性别平等问题提出对策。     

性别差异视角下的流动人口迁移距离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上海流动人口的分析

通过对流动人口迁移距离性别差异的考察发现:(1)女性流动人口的平均迁移距离长于男性23.1千米,个体因素、迁移特征、经济社会因素对男性、女性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存在着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的影响。少数民族和农村户籍的女性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明显长于男性。(2)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迁移距离不断增加,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学历的女性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分别增加0.062、0.058、0.098和0.170个单位。(3)女性流动人口的迁移受到距离的阻抗作用强度弱于男性,距离每增加1%,流入的女性流动人口规模降低1.090%,而男性为1.275%。(4)引入经济发展差距(GDP)和收入差距变量后,各变量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发生变化,女性表现出学历、收入水平越高迁移得越远的特征。     

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民工迁移范围与行为决策

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是城乡统筹的关键。以农民工留城和返乡决策为研究对象,使用国家卫计委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背景研究和比较了城乡两端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对农民工行为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迁移范围对城乡因素的调节效应及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选择市民化依然是当前农民工群体的主流选择,城市端积极因素吸引是主要动因;(2)省内迁移能够削弱城乡两端消极因素的影响,增强乡村端积极因素的影响;(3)不同代际、职业属性和地区的农民工存在显著的影响程度差异。最后,从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劳动力资源自由流动的角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山东省迁移人口特征与迁移决策的研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迁移流动人口在空间上表现出了不同特征,山东省处于中国的东部沿海,而且是一个人口大省,在人口的迁移流动上表现出了自己特有的方式。本文主要是以“五普”数据为资料,对山东省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分布、构成、迁移决策及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对目前山东省人口迁移特征作了近一步的社会背景分析。     

农村多子女家庭代际交换中的新性别差异研究

现实的农村社会,家庭代际交换中的性别差异正在经历变革：在父系家族体系下原本只提供辅助性养老支持的女儿,如今越来越多地在分担兄弟上学、结婚和赡养父母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承担了赡养义务的女儿却并没因此就享有了与儿子同等的财产继承权,而且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态度也依然延续着重男轻女的传统。本文通过对一个农村多子女家庭的个案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从养老遭遇困境时父母的能动选择、“传宗接代”观念的根深蒂固及女儿养老的可行性等方面阐释了该现象出现的必然性。     

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及性别差异初探——来自吴江的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还处于空白。本文利用《2010年吴江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研究中236份婚姻移民的数据,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从主观感知、经济层面、社会关系、文化适应等方面探索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和性别差异。实证研究发现,婚姻移民的主观适应感较好,其总体经济适应程度要低于本地居民,在社会关系、文化等方面也仍有少数人未能融入当地生活;社会性别因素对社会适应的主观感知没有显著影响,但在社会适应的经济、社会关系、文化等不同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家庭迁移决策分析——基于中国农村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状况调查数据,以家庭为单位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有无子女、子女年龄是影响家庭迁移的重要因素。与无子女的家庭相比,有子女家庭中夫妻二人至少一人外出打工的概率会大大降低,且子女年龄越小,影响越大。老人健康因素对一个家庭中夫妻二人是否至少有一人外出打工的影响不大,但家中男性老人健康较差会大大减少已婚子女夫妻共同外出打工的概率。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人口的成因及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批中国西南地区的农村女性青年远嫁到东部较富裕的地区。这不仅打破了迁出地、迁入地的性别比平衡,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就是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成因与影响初步探讨的结果。     

农村地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教育机会比较研究

本文使用2000年人口普查0.95‰数据,比较农村地区11～14岁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的教育机会(定义为是否在学).模型分析结果显示;(1)与其他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教育机会显著偏高,但流动儿童的教育机会显著降低;(2)与母亲一起留守儿童的教育机会得到改善,但与父亲一起留守儿童的教育机会显著降低;独自流动和与父母一起流动儿童教育机会受到不利影响,但与母亲一起流动儿童教育机会与其他儿童无显著差异;(3)女童教育机会明显低于男孩,但儿童类型对教育机会的作用不因性别而异.模型分析结果具有多方面的政策启示意义.     

收入性别差异的表现形式与特点

收入的性别差异包括很多层面,表现在诸多领域。在无收入、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的分布上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即使男女受教育程度相等其收入也有不同,而且这种差异也表现在行业内、职业内的男女收入上。收入性别差异的多种表现形式与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男女经济地位的不平等。     

农村气候贫困人口迁移:一个初步的研究框架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异常气候频繁而且大面积地发生,大量气候贫困人口的产生及移民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未来发展的限制因素。目前中国学界和政府对此问题还不够重视,研究较薄弱,研究思路、框架还不够明晰,因此本文拟先行设计一个研究框架加以引导。框架设计既依据于已有研究成果,也基于对农村气候贫困人口迁移问题本身以及促进该问题解决的可行性、推进力量、政策措施等的认识。框架目标主要是明晰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等。     

四川盆地农村人口婚姻迁移空间演变分析及对策探讨

婚姻迁移是我国农村人口迁移的重要方面,在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农村人口的婚姻迁移具有不同的空间特征,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根据实地调研资料分析四川盆地农村人口六十余年来婚姻迁移的空间演变情况,发现婚迁距离总体呈逐年增大的趋势,受教育程度和婚前从业状况对其婚迁距离有较明显的影响,经济动因在婚迁地域选择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农村人口婚迁空间演变带来的影响中积极性与消极性并存,从宣传引导、政策调整、经济扶持、教育培训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措施。     

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迁移意愿分析——对广州10村的调查

依据农户调查和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发达地区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已经实现了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但向城市迁移的意愿不强。农村劳动力可分为异地转移、分离型就地转移、兼业型就地转移和农业劳动力四种类型,他们向城镇迁移的意愿依次减弱。农村劳动力对拟迁目的地城镇的选择大致随城乡距离的增加而衰减的态势,表现出迁移空间意愿的距离偏移特征,主要是以中心城区周边的小城镇和卫星城为拟迁目的地,表现出就地城市化的趋向。     

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的政策思考--基于迁移者角色的定位研究

本文就劳动力迁移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劳动力迁移者的角色定位.文章分别把迁移者定位于劳动力的供给者、人力资本的投资者、地区商品的消费者和家庭的生产者.文章在每一部分,首先介绍了各角色定位的模型,然后通过分析找出目前中国可能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文章结论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阻碍劳动力迁移的根本原因,在逐步放松户籍管理制度的同时,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是我们制定所有政策的根本.     

农民工定居性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在农民工大规模流入城市的现状下 ,调查发现 ,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并不十分强烈 ,反映出迁移决策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城市较高的收入预期是吸引农民工流入城市的直接动因 ,但定居性迁移决策更多受制于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和个人特征因素 ,本文依据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调查 ,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留城定居的内在机理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性别视角下的迁移历程研究——基于中国1930～1969年出生队列的分析

利用2014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生命历程数据,探究中国1930～1969年出生队列的迁移历程及其性别差异,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解释重要生命事件(教育、就业、婚姻、生育)对男性和女性迁移历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出生年代人口的迁移历程呈现明显的队列差异和性别差异;与1940～1949年和1950～1959年出生队列相比,1930～1939年和1960～1969年出生队列在迁移高峰年龄(20～24岁)时的政策限制较少而终身累计迁移频率更高,性别差异也更显著;教育和非农就业转移会促进终身迁移机会,较早结婚和较多生育的作用则相反;非农就业转移对女性的多次迁移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会缩小男女之间的迁移差距;结婚和生育会降低迁移概率,而离婚会增加迁移概率,这些事件对女性的影响更大。     

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影响——基于安徽省的纵贯调查

文章利用"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纵贯调查数据构建个体增长模型,研究样本地区成年子女迁移对老年人心理福利发展轨迹的影响。结果显示,成年子女迁移对其老年父母的心理福利有消极影响,而有子女在本地会起保护作用,这支持了应激一健康后果框架对迁移的主观福利后果的假设。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子女迁移对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影响依赖于年龄和队列效应,老年人心理福利随年龄增长呈非线性发展;在高龄阶段,有子女迁移、特别是全部子女均迁移的老年人比无子女迁移的老年人心理福利水平下降更快,子女迁移状况不同的老年人的心理福利发展轨迹具有明显的年龄分层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