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商会中介性的制度分析——以天津商会为个案

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 ,商会不仅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集团 ,而且它介于经济组织的“细胞”(企业、家庭 )与经济组织的整体之间 ,有如联结、沟通微观经济组织和宏观经济组织两者之间的“桥梁”、“纽带”。商会在性质和功能上介于两类组织要素之间 ,既有自愿性和相对独立性 ,又依存于双方 ,以服务、沟通和协调双方为其宗旨 ,是在二者之间发挥联结作用的媒介组织。由于市场经济的需要 ,它活跃于政府与工商业者之间 ,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笔者认为 ,在对商会运行机制的中介性的解释中 ,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概念有着独特的适用性。…     

论近代市民社会的区域特质和历史轨迹--以清末民初湖南长沙为个案

以清末民初湖南长沙区域市民社会为个案的研究显示,近代长沙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深受近代区域政治因素、近代经济发展、城市内陆特征的影响,市民社会呈现出与之相应的传统与新型并存的区域特质,观察近代长沙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则揭示出区域历史传统无形而又深刻的影响力,发人深省.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制约因素分析——以河南为个案

清末民初,河南地方自治不能顺利推行受制度和时势等诸多因素制约.地方自治制度设计中强烈的官治色彩是其制度原因;自治主办者为解决财政困难加抽捐税,引发地方社会抗拒自治而成为民乱之源;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发展微弱导致改革缺乏地方社会的有力回应,痞化势力的存在则阻碍了其良性运转.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制约因素分析——以河南为个案

清末民初,河南地方自治不能顺利推行受制度和时势等诸多因素制约。地方自治制度设计中强烈的官治色彩是其制度原因;自治主办者为解决财政困难加抽捐税,引发地方社会抗拒自治而成为民乱之源;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发展微弱导致改革缺乏地方社会的有力回应,痞化势力的存在则阻碍了其良性运转。     

商会与审判机构:清末民初商事纠纷调解关系考

清末民初时期的商会调解主要有官批民调和邀请调解两种基本模型,官批民调是在传统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之外生成的一种特殊的调解形式,其包含了官府(审判机构)和民间在纠纷处理上的互动,呈现出半官半民属性,邀请调解同样蕴含了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合作关系,但二者在主导方式和调解程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历史考证得知,促成官商(会)互动合作的主要因素有:调解偏好的社会治理结构与理念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前提条件;重刑轻民的司法体制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切入机会;商会调解优势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现实基础;统治压力驱动下的振商运动是推动官商(会)互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的直接因素。清末民初商会与审判机构互动的制度创设和实践样态,可为当前的法院与商会联动调解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近代中国商会选举制度之再考察——以清末民初的上海商会为例

近代中国商会的选举制度不同于传统工商组织带有随意性的“推选”方式,是一种全新的“选举”规定,体现出近代民主色彩。上海商会选举的实践证实,这种制度性规定在其常态选举中基本上能够得以贯彻执行;以往强调工商界上层人物挟其雄厚经济实力垄断商会领导权的说法与史实并不相符;在清末民初上海总商会选举中亦未曾出现过严重的舞弊和贿赂行为,但是,到了1920年代以后,由于各方面因素影响,开始形成派别纷争乃至选举风潮,尤其是受到不同派别背后政治军事力量的制约,至此,上海总商会的选举呈现出从常态向变态的演变趋向。     

清末民初商会在商标纠纷调处中的居间作用——以苏州总商会为样本

清末民初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各地商会在商事纠纷的解决中发挥了一定的居间作用,对于当时中国商标法制的发展和商标纠纷的解决有积极意义。但社会商标意识的淡薄限制了商会调处作用的发挥,商会成员的绅商属性削弱了商会对商标纠纷的调处效果。     

戏曲改良运动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

戏曲改良运动是清末民初应社会启蒙需要,围绕戏曲改良而兴起的一场社会文化运动。本文试图以天津为中心,通过对戏曲改良运动过程的描述和成败的分析,反映清末民初社会变迁下文化变迁的复杂性。     

家庭小农户与商品经济的互动——以清末民初江西寻乌农村为个案

长期以来,传统中国农村的家庭小农户经济被静止为阻碍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然而,解读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等史料,清末民初寻乌农村的家庭小农户,借助遍布于城乡的墟镇与商道,将自己的农业生产,多元兼业与打工经商,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融入于市场与商品交换平台,农民的身影在市场网络中则是随处可见。因此可以说,家庭小农户经济与当时水平的商品市场实已融为一体,可谓是须臾难离。     

清末民初晋商由盛转衰原因探讨——以包头地区的旅蒙商为个案

晋商兴起于明清时期,纵横商界约500年,至清末民初由盛转衰,是什么原因导致晋商由盛转衰,最终一蹶不振而淡出历史舞台?晋商中的劲旅——旅蒙商的兴衰就是很典型的个案。清末民初包头地区旅蒙商所遭受的外商剥削、土匪掠夺、苛捐杂税压榨和官办银行的排挤等,在当时具有典型性。包头地区的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晋商由盛转衰的原因。     

非政府组织与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研究——以天津青年会为个案的考察

在近代中国开办的各类职业教育教育中,非政府组织创办的各种职业学校成效明显。本文以天津青年会为个案,对近代非政府组织创办职业教育的历史背景、办学内容和形式等进行分析,并指出,非政府组织创办的职业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办学内容针对性强,适应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外商银行与近代中国财政--以清末民初关盐税款的移存为中心

作为近代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关盐税款是历届中央政府对外举债的重要担保品。清末民初,值中央政权更替、政局动荡之际,在外国列强暗中支持下,海关外籍总税务司和国际银行团先后以保障各国债权人权益及偿债基金稳固为由,通过一些渠道或手段攫取了觊觎已久的中国关盐税款的存储保管权,关盐税款相继移存在华各家外商银行。随着巨额的关盐税款源源不断流入,外商银行逐步成为近代中国财政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其在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的地位亦得到了巩固和提高。     

清末民初江南校园趣剧演出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中心

清末民初江南地区涌现出大量的校园趣剧,与之相伴而生的是义务戏、赈灾戏、纪念活动演剧等非商业性趣剧演出。最早的校园趣剧演出肇始于1900年12月24日上海圣约翰书院的中文新剧《笨贼一对》。以汪优游、徐半梅为代表的新剧家将趣剧作为新潮演剧的重要类型,创作并演出大批优秀趣剧,代表性作品有汪优游的《新跳加官》和徐半梅的《谁先死》《遗嘱》等。在以汪优游的《新跳加官》等为代表的政治滑稽讽刺剧大行其道、赢得社会认可的同时,另一支以"趣味"见长的校园趣剧却受到官方压制。最终,在20世纪20、30年代,趣剧在大中小学甚至幼儿园中渐成燎原之势,最终以其现实性、讽刺性、趣味性赢得了学生乃至社会上层人士的认可与喜爱。     

与时俱进的商会史研究——兼评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

近阅宋美云积多年之勤奋钻研而撰写的专著《近代天津商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 0 0 2年 8月出版 ,以下简称《商会》) ,对我国商会史研究的发展感慨颇多。 2 0世纪 80年代初笔者大学毕业后考取研究生 ,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研读中国近现代史 ,并参与整理编辑苏州商会档案。当时因完全不了解近代商会的情况而急欲参阅相关论著 ,但颇费周折也只查阅到为数极少的几篇涉及商会的论文 ,可见商会研究在此之前并未受到史学界重视。令人可喜的是 ,在那之后的 2 0年里 ,商会史很快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领域 ,取得了一…     

由市政建设看近代城市功能的衍化——以清末民初的保定城为例

本文以近代保定城的市政建设为例,揭示保定城的发展轨迹与近代保定城"一文一武一衙署"的城市功能衍化历程。具体从直隶总督署的修建、莲池书院的创立、保定"练兵"与近代军事院校的兴建三个方面分析与探究了保定城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所凸显出政治功能、文化教养功能和军事功能以及这几种功能的叠加、互动与转换。     

清末农业思想的近代转型:以农业发展为中心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业被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农业经济不仅面临增长问题,而且存在发展问题.清末思想家在探索农业的近代转型中形成了系列农业发展思想.包括农业经营论、农业管理体制论、农业劳动力转移论、科技兴农论等等,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农业经济思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农业的发展.     

论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与非政府组织参与——以近代天津商会为例

近代以来,以商会为主的商人团体参与城市公共环境的整治与管理所做的贡献毋庸置疑。过去在文章中对此有过一些简单论述,但对以商会为主的非政府组织(NGO)参与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与管理的专门论述尚不多见。本文拟对近代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与非政府组织参与的论题,以天津商会为中心展开探讨,以便对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协调合作的城市管理模式有进一步的理解。一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是政府政策启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天津商会作为当时最主要的商人社会团体,不仅在辅助政府实施工商政策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     

清末民初中国人口“四万万”说之考察:以孙中山为中心

清末民初中国人口有多少?通行的说法是四万万。孙中山亦津津乐道。不过,在孙中山那里内涵有三:四万万只是一个概数;四万万是指不确定多数的人民;四万万并不包括中国领土上的所有人,主要指汉族人民。这个数据,是清朝乾隆在位时期各国科学家与传教士或宗教家共同调查的结果。它未必真实反映了清末民初人口的实际数量。孙中山念念不忘中国人口四万万之说,流露了他重视人口在民族国家中的作用,关注社会大多数人的命运,希望唤醒他们起来革命的倾向。留给后人的深刻启示则是:人民革命将是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必由之路。     

近代传统知识分子人文精神论略--以京东名士史梦兰为个案

专题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河北人文精神进行了历史审视。张平认为,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唤起河北人的文化自觉意识,必将对河北文化建设进而对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内源性推动作用;梁世和认为,燕赵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孕育了既追求圣贤之学又充溢豪侠之气的"圣贤-豪侠"人格,这一人格兼顾内圣与外王,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颇相契合;郝晏荣认为,在近代中国文化面临历史转型的关键时刻,燕赵人文精神呈疲惫与断层之势,并未完成历史自觉意识与社会理性观念的建构;冯小红和纪兴从人文精神与地域经济近代化的辩证关系入手,认为在近代河北高阳织布业的兴起和发展中,当地独特的人文精神起了决定作用;樊孝东以传统知识分子史梦兰为个案,对其浓厚的人文关怀和囿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政教囹圄进行了探讨,认为在近代社会转型的动荡中,史梦兰弃仕归隐、闭门笃学既是个人的无奈,更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的矛盾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