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商会的抗税斗争——以厦门商会为中心(1927-1937)

在目前商会史已有的研究成果当中,在研究地域方面,主要关注的是上海等地的商会,对其他地域商会的研究较少;在研究领域方面,主要是近代商会的起源、性质、组织结构与功能,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而对商会的捐税抗争则较少关注.通过分析厦门商会在民国时期的抗税斗争,例如商会捐税抗争的形式、过程、内容和效果,不仅可以从这一角度说明商会与政府之互动关系,也可考察商会在捐税抗争中为发展近代民族经济所起的历史作用.     

试论高阳商会与高阳织布业

商会史的个案研究，无论资料的整理，还是论著的出版，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对县级商会则少有涉及。诚然，大多数县级商会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影响与通商大埠的商会相比微不足道，尚不足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并非所有的县级商会均不值一提。本文所要研究的高阳商会便是众多县级商会中的佼佼者。它的抉择和活动，不仅对当地农村的近代化进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华北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一高阳在民国年间是远近闻名的纺织之乡。据河北省政府统计，1928年河北省128个县中有89个县出产土布，总产量为2398…     

近代温州商会兴起探析

晚清的重商主义让一直位居" 四民之末"的商人,一跃成为城乡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筹建新式商人组织成为时代之音.在此背景下成立的近代温州商会,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商人成为近代温州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探寻温州商会的兴起缘由,弄清近代温州商会的本来面貌和真实状态,对于当今新兴商会的发展、对于中国商会史研究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与时俱进的商会史研究——兼评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

近阅宋美云积多年之勤奋钻研而撰写的专著《近代天津商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 0 0 2年 8月出版 ,以下简称《商会》) ,对我国商会史研究的发展感慨颇多。 2 0世纪 80年代初笔者大学毕业后考取研究生 ,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研读中国近现代史 ,并参与整理编辑苏州商会档案。当时因完全不了解近代商会的情况而急欲参阅相关论著 ,但颇费周折也只查阅到为数极少的几篇涉及商会的论文 ,可见商会研究在此之前并未受到史学界重视。令人可喜的是 ,在那之后的 2 0年里 ,商会史很快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领域 ,取得了一…     

无锡商会与近代工商企业家的成长

国内外很多研究者把近代商会活动的中坚力量,概括为从绅士到绅商再到新式社会精英的演变发展过程。而事实上,所谓社会精英的主体和基础,乃是近代工商企业家。从无锡商会的发展历史,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到近代工商企业家成长及其对商会变革、发展的积极作用。本文试对此作...     

商会研究范式的回顾与反思

近年来,随着商会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研究范式也不断的被提出来。研究者不断跨越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惯性思维,分别从社会学、政治学、制度经济学、现代化等角度入手,来诠释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商会的一些具体活动。从而引发了商会研究的新的一轮热潮,也推动着史学研究不断进步与创新。     

中国近代商会法的演进与影响

清末以降,现代制度改革成为社会发展趋势。商会法作为民间社团组织法,其制定与发展演进在近代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民间立法到国家法律,为实现商会法维护商权之宗旨,全国各级商会与政府展开了权益博弈,最终实现了商会利益最大化。     

商会的性质:一个市场缺陷和非市场缺陷视角的研究

商会作为市场发达国家中协调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桥梁,其自身独特的性质,使其可以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弥补政府和市场各自固有的缺陷,这也是商会组织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十分发达的重要缘由.本文利用市场缺陷理论和非市场缺陷理论来论证商会的性质,并以典型国家商会实际的性质给予实证.文章最后从商会性质角度,结合中国实际,探讨了中国商会改革的方向.     

中国近代商人、商会组织研究的问题意识与阶段性特点

本文主要从不同的研究取向、阶段性特点和问题意识出发,对20世纪以来有关中国近代商人、商会组织的研究进行系统的学术回顾与反思,以期在全面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寻求理论与方法的发展空间。     

粤港商会发展比较及其对地方商会发展的启示

商会作为社会中介社团组织对广东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对粤港商会的基本情况、外部环境、内部治理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总结香港商会的发展经验和广东商会存在的突出问题十分必要,这对广东和内地地方商会的发展具有许多启示.     

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研究的初步构想

近代中国城市史通过对沿海、沿江有代表性的重要城市的研究,已经取得可喜的成果,为阐明近代中国城市发展规律提供了依据。但是,要进一步深化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还需扩大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围,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而对区域甚至对全国有代表性的城市作比较研究,对城镇体系、城乡网络进行整体的宏观的考察,由点及面地弄清城市发展的历史、特点和规律。因此,区域城市史研究亟应提上日程,并有若干理论方法问题需要探讨: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研究的对象、内容是什么?可以采取何种研究模式?有哪些值得研究的理论方法问题?我们拟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构想,向专家学者请教。     

论民初商会调和党争

关于民初商会调和党争的活动，在近代中国商会政治活动的发展史上，是一次值得重视的事件．但迄至目前，尚未见有专文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述。因此，本文拟依据有关史料，就民初商会的调和党争作一初步探讨。许多地区的商会在辛亥年间由热衷于立宪转为支持革命，壮大了革命力量，使清王朝更趋孤立而加速覆亡，从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为了尽快结束时局的动荡，恢复经济的发展，在革命派短时期内难以取得北伐胜利并统一中国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商会又与革命派分道扬镳，转而寄希望于控制北洋军权的强权人物袁世凯，并制造各种舆论帮助袁世凯…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年天津商会成立后,直隶商会组织直隶绅商参加和发起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在清末民初的直隶社会中扮演了积极活跃的角色.     

网络政治参与背景下的政府治理——评《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机制研究》

王金水撰写的《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一书以理性和战略的眼光分析了网络政治参与背景下现代政府的治理策略.文章首先借鉴西方有关理论论证网络政治参与的实践.应用凯斯·桑斯坦的理论分析了群体极化现象极易在目前我国网络上形成;根据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和罗杰·卡斯帕森的风险社会放大理论探讨我国网络危机分布的整体态势;基于"公共领域"和"议程设置"理论考察了网络舆论的形成与网络危机的产生和发展的动态过程;运用罗斯的社会控制理论,安东尼·吉登斯、刘易斯·科塞和塞缪尔·亨廷顿等学者的有关社会稳定和治理理论来构建政治稳定的有效机制.     

另一领域的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的政治学视角

本文以 1990年代以来浙江温州新兴的民间商会为个案 ,考察了我国现阶段的民间自治性组织与民主的关系。指出 ,温州的民间商会从产生、组织建设到日常运作 ,都体现出了现代民主的价值和精神 ,是温州民营企业家阶层自发进行的一场民主的实践。民间商会在企业、社会与政府之间构筑了一条行业和民营企业家 (企业主 )阶层利益聚合、表达的通道。根据对温州民间商会多年的观察和思考 ,作者从温州民间商会的行业组织模式、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及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三个方面 ,尝试回答了民主为什么能够在温州民间商会发展起来的问题。温州民间商会组织和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基层民主实践 ,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市镇社会变迁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华北铁路沿线市镇商会会员初探(1904—1937)

市镇社会变迁是市镇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尚无研究成果从商会会员这一角度进行研究。文章以存留至今的华北铁路沿线市镇商会档案为中心,通过对1904—1937年间华北铁路沿线市镇商会会员数量与行业、来源与身份、商会会员与市镇社会变迁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等多项内容的考察,试图为更深入微观地从市场个体身份以及组织建构来把握区域市场网络和乡村社会变迁这项研究奠定一个初步基础。     

直隶商会与乡村小农经济变迁

近二十年来,中国商会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综观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上海、苏州、天津等大城市商会,而对中小城市尤其是乡村集镇基层商会鲜有涉及。本文试图以直隶商会为个案,透视在直隶乡村小农经济变迁中,直隶商会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社会影响。     

商会自治权初探

商会自治权是一种与公权、私权并列的新型权力.它包括规章制定权、监督管理权、惩罚权、争议解决权.商会自治的效力集中体现在自治规章与制定法的关系上.为抑制商会自治权在运作过程中产生负面效应,必须对其进行规制,这种规制表现为立法规制和司法规制.     

试论网络作品对传统作品的突破

随着网络的广泛普及 ,人们在利用网络方便快捷的时候 ,正在不知不觉地侵犯着网络上传播的作品的著作权。因此法学界开始关注网络作品 ,特别是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增加了网络信息传输权后 ,网络作品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网络作品对传统作品突破的角度看 ,网络作品对法律保护有特殊要求。     

五四时期无锡商会选举风波

五四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震荡期,商会的发展演变也随之逐渐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首要表现是这一时期许多商会的换届改选出现了以往少有的新变化.透过无锡商会1919年的换届改选可以看出,在其他许多领域中普遍存在的所谓"新""旧"之争,在商会内部也开始有所反映.但无锡商会此次改选的结果表明,商会内部的这种"新""旧"之争有其自身特点,两派并非始终完全处于对立,最后是以新旧两派调和的方式结束纷争.这一时期某些商会的换届改选风波,虽在短期内影响了商会正常会务的开展和职能的发挥,但从长远看"新派"力量的增强却又使商会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因而也有不可忽视的正面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