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20年的中国现代性文论建构

从现代性社会转型视角回望20世纪初至20年代中国文论建构的历史过程,会发现其间埋设了规定着后来中国文论建构中国特色的重要历史线索,这线索由传统、当时国情和西方思想及文化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并具有巨大的历史延续力量.这段历史过程分为社会转型发动期与社会转型突转期.前一时期文论集中表现为政文一体、文道混乱及文学启蒙三个要点.政文一体出于政治虚幻,文道混乱出于文不及道,文学启蒙则在于疗救式诊断.后一时期文论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的批判传统与中国特色的张扬个性.传统批判的情绪性是当时社会理性的社会转型式颠覆,张扬个性则是尚无个性时代对于想象中个性的简单化张扬.     

人文主义旗帜的高扬与超越--转型期女性文学的二元对立研究

在社会的转型期,女性文学呈现出二元对立的现象传统与现代、沉静与浮躁、雅婧与欲望、含蓄与裸露;人文精神的张扬与个性和欲望的实现;平庸与超越,构成近年女性文学丰富而引人注目的景观.超越女性平庸的写作话语,创新女性文学的人文精神,应当是女性文学的发展方向.     

历史视野与美学视野的融合--建立当代文学文本解读学的理论构想

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文学接受理论的比较分析,认为,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现代的接受理论在探求文学文本意义上有着两种决然相反的思路一是对作者之本意的执着的探求,一是对读者在解读文本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的张扬,这两种理论都有片面性.由此提出了建立当代文学文本解读学的理论构想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指导,适当借鉴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合理的有价值的成果,加以整合,从而形成具有较大包容性与科学性的文学文本解读理论,即注重历史视野与美学视野的融合.     

中国古代文体学之内涵与文化内蕴

文体学是古代文论中的重要问题,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占有核心地位.传统文体学具有丰富的内涵,"文体"概念不仅突出文学存在的形式性相,更具有文学本体的深层意蕴.同时,古代文体学与传统文化关联紧密,具有深厚的文化内蕴.     

另眼相看中国传统文论——兼与《马眼中的骆驼》商榷

与西方文论相比,以“意境”、“气韵”这一类体现文学的生意和灵魂的范畴为其精髓的中国传统文论,更注重对于文学现象及其规律的整体性把握,可谓是一种“生命化批评”.这种批评风格的形成,反映出以先秦《易传》、魏晋玄学、唐宋禅学为标志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巨大影响.     

吴质与建安文学

在建安文士中,吴质是一位比较重要的成员。他积极参与文人游宴,积极进行创作,并和曹氏兄弟及诸文士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吴质的文、诗、赋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当时享有独特的地位,其创作较好地促进了文学的自觉。在文学理论上,吴质也有自己的见解;但在后期,他的创作成就较低,这是由其对文学的态度、其自身的品行及后期的遭遇决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吴质与建安文学

在建安文士中,吴质是一位比较重要的成员。他积极参与文人游宴,积极进行创作,并和曹氏兄弟及诸文士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吴质的文、诗、赋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当时享有独特的地位,其创作较好地促进了文学的自觉。在文学理论上,吴质也有自己的见解;但在后期,他的创作成就较低,这是由其对文学的态度、其自身的品行及后期的遭遇决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刘勰的创作主体论

刘勰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论文与论人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文心雕龙》中,他不同于传统文论大多从文学的社会功用价值方面阐述文学,而主要“是就作者之人而为言”。通过对创作思想活动、文学起源、主体修养、风格表现等问题的详尽论述,刘勰建立了他的主体性文学理论。刘勰在文学中强调主体性,就是强调主体精神在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强调充分尊重和肯定创作个性。     

论梁代皇族萧氏兄弟的文学对话

梁代皇族萧氏兄弟指昭明太子萧统与萧纲、萧绎,他们都富有文才,文学旨趣和而不同,互渗互融,周围聚集着许多文士。他们经常就文学问题展开坦率的对话,其对话风尚,在当时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渐渐形成传统,中国古代文论的诗话风尚受此泽溉,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冲突和调适--梁启超文论再评析

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既可以体现为审美(文学)现代性,也可以体现为启蒙现代性.从"现代性"的角度审视梁启超的思想与文论,启蒙现代性是其主导精神,但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冲突和调适也贯穿其始终.这使他既不同于恪守艺术自律性的王国维,又不像一些研究者所误解的那样,只是强调文学的政治工具作用,而无视审美与艺术特性.这种复杂性,正是作为中国现代性生成期代表人物的梁启超的个性所在.     

秦代文学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本文分析了秦代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认为秦代历史短暂,文化底子较薄,特别是秦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是秦代文坛寂寞的主要原因。作者同时又从历史文献及前人研究成果中挖掘出秦代文学的具体成就,指出秦代文学有其特色,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风貌的生动写照,各种文学形式在不同情况下步履艰难地发展着。实事求是地总结秦代文学的成就及其成因,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不无裨益。     

从《板桥杂记》看明遗民的文化创伤

清初余怀的《板桥杂记》是一部追思文人浪漫风流、记述青楼文化的笔记小说。作者大力铺写明季江南青楼生活的繁盛与优美,但在全心全意追叙旧事、体贴入微的揭示中蕴含着强烈的文化失落与文化创痛,体现出明遗民文化心理的连续性。     

游学与汉末政治

古代士人素有游学之传统,东汉时游学尤盛且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东汉游学形成了"处士山积,学者川流"的盛况。其政治色彩表现为两端:一是游学成为干谒手段,游学重在(交)游不在(求)学,士人为能出人头地,多以游学的名义结交名士、朝臣,以邀名利,此乃东汉中后期仕路日益滞塞和士人心态急功近利、日趋浮躁所致;二是游学助长了汉末处士横议式的清议之风及党同伐异式的结党之风,一方面是以游学的太学生为主体、以批评朝政为中心内容的处士横议,一方面是师生之间、同门之间的关系从荣辱与共到越来越带有政治结党性质,隐然成为与朝廷分庭抗礼、与宦官集团势不两立的政治集团,汉末的党锢之祸遂不可避免。     

论宋元之际江西遗民词人群之组成及群体关系

宋祥兴二年 ,陆秀夫负宋幼帝赵曰丙 蹈海而亡 ,赵宋 32 0年的皇脉断绝 ,同时也揭开了大批宋文人遗民生涯的序幕。身为遗民 ,“立功”一途受阻 ,他们更自觉地担当起“立德”、“立言”之任 ,在文字著述中寄寓他们的亡国哀痛和存续传统的苦心。而“诗词末技 ,存江山以不朽” ,于是宋元之际乱离易代的环境 ,既磨砺了一代封建士人的节操 ,又成就了一期遗民文学。宋遗民词即以其深刻的悲剧意蕴和文化内涵成为词在宋代发展的一个光耀而悲壮的终结。在宋末元初的遗民词坛 ,江西遗民词人虽没有如江西诗派成员一样的自觉的流派认同意识及共同尊奉的创作宗旨和词坛盟主 ,但他们因地缘关系、政治倾向、创作风格等方面的相近或相同 ,彼此间不仅有着密切的社会交往 ,同时也有着频繁的诗、词、文的酬赠活动 ,构成了一个以文天祥为轴心的相对独立的地域词人群体。     

焦竑《国朝献征录》的文献价值

焦竑是明代后期著名的学者,其史学著作《国朝献征录》,篇幅巨大,内容宏富,收录人物众多,对于明代史事和人物的研究,对于清修《明史》的考订、补充,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但由于清初的文化政策、《明史》的独尊地位以及四库馆臣的诋毁,《国朝献征录》流传很少,致使学人不能很好地认识和利用这部著作的学术成果和其独特的文献价值。     

清代李商隐研究热探因

李商隐及其诗文研究被宋元明三代冷落八百年之后,到清代出现了一个长达二百年研究的高峰期。究其原因有4个:清代整理总结传统文化的学术背景是其客观条件;清人诗学观念有了较大的变化,对惟情惟美的主情型诗人李商隐及诗文创作持比较宽容甚至赞赏的态度;李商隐诗文的独特艺术魅力、个性价值在全面研究中不断地被发现、被认识,又反过来激发后来学者深入探究的浓厚兴趣;跟清初学者对明代诗论家只宗盛唐、忽略中晚唐文人的做法不满有关。     

“歌者之词”与“文人之词”

从传播学角度而言,宋词的发展以宋室南渡为界,由口头传播的"歌者""应歌"向以书面传播为主、抒发个人情感和文人之间的酬唱应和转化,传播媒介除了歌者,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纸质媒体的书面传播,词学理论的成熟和系统化均成为南宋文人之词时代的主要特征。     

宋人籍贯观念述论

宋代士人的籍贯观念反映了他们的地域认同观念.宋代士人的籍贯观念分为官方户籍登记形成的户籍观念、家族长期定居形成的祖居地观念以及郡望观念三个层次.户籍观念尚未完全形成,以祖居地意识为主,郡望观念仍有残留,是宋代士人籍贯观念的典型特征.     

买地券、镇墓文研究及其语言文字学意义

买地券、镇墓文研究具有多方面意义,其语言文字学意义在于:保留了古代民间口语的原生形态,证明汉字新字体、新书体的出现都始于民间书写活动。     

论金代渤海文学

渤海民族文学自唐代到元初,有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出现了渤海国和金代两个黄金时期,尤以后一时期的成就为高,而它却是迄今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极有必要做专门的探讨。渤海民族文学在金代复兴的历史成因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两个方面。金代渤海民族文学最引人瞩目的特征就是它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在体质、文化方面融合的巨大历史功效和优势。王庭筠是金代最优秀的渤海作家,代表当时渤海文学的最高水平。李、张、高、王四大文学家族的出现,在渤海文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渤海民族文学是中国古代多元一体、优势互补的文学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