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恋理论视角下家庭暴力受害儿童的个案研究

依恋理论是探究家庭暴力受害儿童问题十分有潜力和实用的理论视角，本研究运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回答了家庭暴力行为产生的根源、家庭暴力带给儿童的影响、家庭暴力受害儿童的需求，以及在依恋理论指导下对家庭暴力受害儿童进行社会工作专业介入的可能性等问题。通过四个案例的深入剖析，研究发现：家庭暴力可能起源于施暴者自身的非安全型依恋人格；家庭暴力会给受害儿童的认知和应对方式、人际交往、情绪和人格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受害儿童存在安全和人际交往的需求。未来，社会工作可尝试通过重塑和修缮受害儿童的多重安全依恋体系来解决儿童家庭暴力问题。     

数字素养提升对农民内容创业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设备的使用在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缩小城乡差距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该文从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这一现实问题出发,以农民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数字素养与农民内容创业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数据表明,信息数据素养、创造数字内容素养、问题解决素养、职业技术使用能力相关的数字素养这五种数字素养的提升对农民创业意愿有正向影响,创业意愿这一中介变量对创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数字素养、创业意愿对内容创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鉴于数字素养的提升对农民通过内容创业进行脱贫致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针对农民数字素养的提升提出了几点建议.     

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研究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较低,明确表示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城市的仅占37.0％.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其流动范围、流动时间正相关,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不显著,经济收入、劳动合同签订、现住房性质、居住证办理、平时主要与谁交往对市民化意愿有影响,流入地类型、流入城市规模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农业转移人口在老家拥有承包地、宅基地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因素.为有序推进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增加农民工收入、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还需要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建立农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优先推进重点群体落户城镇,形成示范效应.     

对大学生公共环境意识及其影响因素的变量分析

本研究依据国内外关于环境意识的相关理论,构建了大学生环境意识的结构模型。通过问卷调查,运用SPSS17.0统计分析工具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LISREL8.7软件对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验证。发现：环境知识不仅和环境态度之间存在正向显著的直接影响,而且也和环境行为意愿之间存在正向直接的影响;环境态度在环境知识对环境行为意愿的正向影响关系中,扮演了关键的中介角色;环境态度最能够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意图。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社会成就归因?——基于社会公平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通过武汉市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SSR2014) 的数据,运用Amos23.0软件建立的基础中介模型与SPSS22.0软件的Process插件程序建立的控制中介模型,综合测量了社会公平感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成就归因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分别对社会公平感与社会成就归因中的个人因素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公平感对社会成就归因中的个人因素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家庭因素则发挥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公平感仅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成就归因中的个人因素间具有中介效应.政府应努力构建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逐步恢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的社会公平信心,使得其个人能力的效用发挥至最大.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SR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igration intentions of rural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在中国城乡户籍制度存在的背景下,什么因素影响农民工选择城市户籍,做出永久性迁移的决策,是本文关注的问题。研究发现,如果以是否愿意放弃土地作为行为性永久迁移意愿的指标,那么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是个体的迁移动力,是一个基于经济理性的选择;如果以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打工城市作为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的指标,那么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则相对集中在地域性因素和制度合法性压力上,是农民工寻求制度保障来改变城市生活境遇的社会理性选择。在不同迁移意愿的人群中,个体迁移动力与制度合法性压力作用是不一样的。     

代际流动与外群体歧视——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CGSS2005的调查数据,以对角线参照模型为分析工具,考察了阶层代际流动对城市居民歧视性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工作歧视和邻里居住歧视上,代际流动本身能够产生独立于流动者出身阶层与现处阶层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相对于出身阶层,流动者现处阶层对其歧视态度影响程度明显增强;进入社会歧视氛围更低的阶层能够显著降低流动者的歧视态度;相比向上流动,地位下降者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程度更高。研究指出,分层与流动研究不仅要考察客观社会结构及其开放状况,也要重视分层及流动对个体行为与态度所带来的主观层面影响。     

从职业发展到家庭完整性：基于稳定城市化分析视角的农民工入户意愿研究

本文基于稳定城镇化的框架,从个体职业发展和家庭完整性角度分析农民工入户诉求,并以一个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对此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入户意愿,不仅受其职业发展现状和未来职业发展规划影响,还受其家庭完整性因素的影响,如夫妻团聚（同城工作或生活）、子女教育以及住房状况等。相对于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群体入户意愿更高,且家庭完整性因素对其入户意愿的影响更显著。这说明,对农民工不能仅在经济上接纳却在社会上排斥,而应让农民工与市民在权利方面逐步均等化。同时,在长三角地区,改革户籍和促进民工市民化任务显得更为迫切。     

土地价值、社会保障与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基于江苏省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农村土地主要具有生产价值、财产价值、转让价值,农户家庭根据自身禀赋对土地价值不同方面具有不同的偏好,这会对其土地转出意愿产生影响。对生产价值、财产价值偏好强度较高的农户家庭,土地转出意愿较弱;转让价值提高会增强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提高农民土地转出意愿。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满足农户的土地财产价值要求、提高土地转让价值、提高非农收入所占比重、改革现有的农业生产补贴制度、提高农村居民社会保障程度,来增强农户家庭土地转出意愿,促进农村土地顺利流转。     

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历程及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城镇化被认为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但目前对我国城镇化水平的真实性及其对农民的影响存在着争议。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与农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包括农业纯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对提高农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具有显著影响,而工业化的影响均不明显,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联性很低。建议加强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性改革,更多地关注农民利益,加快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动力的工业化转移和城镇化、市民化步伐,促进城镇化、工业化的协调发展,使农民能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     

生命历程视角下乡城迁移老年人的市民化 ——基于甘肃省天祝县的调查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加速周边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与定居.在生命历程后期,农村老人以主动或被动的形式裹挟进城镇化潮流,从农村流入城镇,生活发生巨变.晚年迁移、 身份转型、 市民化等生命事件对农村老人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自身人力资本脆弱,农村老人进城即失业,加之难以享受城镇社会保障、 子女外出务工等,成为城镇新型贫困群体、 边缘群体和留守群体.农村文化对老人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他们在城镇复制农村生活模式,难以适应消费性的城镇生活.虽然老人在城镇生活实践中充满困境,但老人渴望扎根城镇,其市民化意愿与能力间存在张力.进城老人希望在城乡之间两栖流动,享受现代化成果的同时积累家庭资本以规避城镇生活风险.     

农民群体特征对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以黑龙江省为例

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需要了解目标人群--农民的群体特征对制度设计的影响.通过对黑龙江省四个市县484份问卷的调查分析,得出结论:黑龙江省农村地区对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强烈,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已成为列于"增加农民收入"之后.农民最想解决的现实问题;农民的个人特征(年龄、学历)、家庭特征(人均纯收入)、生产特征(承包土地面积)等群体特征的差异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及实施影响显著,应该列入制度改革的考量范畴;农民养老观念已经开始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政府机构的引导与宣传是影响农民参保意愿的重要因素.     

论作为一种农民市民化机制的都市农业——以金融危机下的杭州市茶产业为例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探索都市农业在城市化进程的作用,成为一个极具意义和挑战性的话题.都市农业的多功能性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将其作为农民市民化的一种机制进而讨论其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则是一个崭新的话题.本文以杭州市的茶产业为例,讨论了都市农业在推进农民尤其是城郊农民市民化中的作用,包括缓冲城市化资金压力,提供就业岗位增收减贫,促成新老市民交流机会,培养科技和生态等现代意识,培育城市社区文化和管理体制,提高老市民的接纳和认同度等.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提出了依靠都市农业推进农民市民化的政策建议,以期对中国应对金融危机下的城市化挑战有所助益.     

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06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讨了城乡居民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及其社会经济原因。研究发现,教育、职业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影响,并表现出性别和户籍差异。教育程度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男性,高等教育对农村户籍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城市户籍女性,技术类职业相比非技术非管理类职业,对农村户籍男性居民的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提前效应。在城市户籍居民中,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晚;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龄越早。对城市和农村户籍居民而言,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对儿子的初婚年龄均有显著的提前效应,而且对农村户籍居民的影响要高于城市户籍居民。     

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对天津市居民的调查分析,不同年龄、职业、婚姻状况和收入者生活满意度差异显著;回归分析显示,在与自评总体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的各因素中,城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最显著,其次是生活变化评价,再次是个人生活满意度,上述因素均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认知及意愿研究——来自赣中山区的实证调查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了解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认知及意愿,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的动员农民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本研究选取了赣中山区的一个县内300名农民作为研究对象,以问卷与个案访谈法搜集他们对新农村建设的认知及意愿。研究发现:受宣传方式的影响,在认知上,农民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本质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态度上,农民的态度是积极的,参与意愿较强;在评判标准上,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结果的重视高于投入。     

农民工、土地制度与城市化

农民工群体作为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之间的互动产物,对中国城市化的路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但在现实中,农民工市民化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另一方面,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就不再是纯粹的农民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不单纯地依赖于土地,职业的改变切断了农民工与土地的密切联系,农民工已经难以回到原先的乡村社会之中了.农民工处于被城市和农村"双重边缘化"的境地.农民工的"双重边缘化"处境不仅对农民工群体本身不公,而且也不利于中国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健康发展.追根溯源,这是由于对农民工与土地关系处理不当造成的.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必须进一步改革.只有尊重农民工对于土地的合理权利,才能解决影响城乡均衡发展的共同性问题.     

社区服刑人员生活适应状况研究

本文以对河北省某市166名社区服刑人员调查数据为依据,从居住情况、经济收入和人际交往三个方面描述了社区服刑人员的生活适应状况.同时,用六个变量分别与该三个方面做交叉表并进行卡方检验,发现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有无服刑经历和户籍对社区服刑人的生活适应有影响,性别与年龄没有影响社区服刑人员的生活适应.     

北京市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留京意愿探讨

本文采用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在京农民工群体进行研究发现,新生代已成为绝对主体,其流动方式以核心家庭成员整体流动为主,而父母基本留在农村老家;在京居住时间的长期化加剧了利益诉求,群体内部的就业身份和经济收入差异明显.绝大多数农民工有较强烈在京长期居住意愿,年龄、居住时间、收入、就业身份、住房情况等变量对居住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建议通过细化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提升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水平.     

年龄间的社会分化和农村家庭养老制度的资源困境

本文关注的是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村家庭中不同年龄和代际间的社会平等问题。文章描述了农村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状况,指出农村老年人群体性的相对贫困现状,以及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弱化与农村整体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认为农村以年龄和代际为界的社会分化业已形成。文章还通过对家庭养老制度面临的资源困境的分析,进一步解释了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是如何通过改变农村的家庭制度和家庭中的代际关系对老年人的生活及其权力和权利状况产生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