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与制度:洪武君臣关系的重塑与评论

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主要指向君主与臣僚间的权力分配与运作状态,双方互动方式及其牵涉的道德伦理观念。洪武一朝是明代君臣关系的生成期,关于君主身份合法性、君臣权力关系格局,以及君臣相处之道的形成过程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国家政治与政治文化,且与元明易代、明初封建诸王、废相等重大事件密切关联。梳理洪武君臣关系形成过程中的话语形态与制度推演,可见该过程主要指向两个维度:君主身份合法性的文化确认和君主集权制度框架的构建。此外,洪武君臣关系作为一种王朝早期历史记忆,在此后二百余年间,被士人群体反复评说,构成以君臣在国家体制中权力与角色为中心的不断反思,甚至发生对皇权专制极端化倾向批判的思潮。     

基层党委"门诊政治"的双重性及其改进

当前,在中国乡镇的基层党委普遍采用了一种"门诊"式的治理方式,即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当面听取公众利益纷争中的具体情况和诉求,然后提出解决的方法.不可否认,在过去一个时期这种"门诊政治"曾是速度快、成本低地解决人民群众一些切身利益问题的治理方式,在今后也仍将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治理方式也越来越凸现出其局限性的一面,而其最大的不足就是以个人意志代替组织制度.不可忽视的是,中国乡镇基层党委甚至一些地方党委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门诊政治"的思维方式,这在执政能力方面至少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一是重视个人的权力和权威,产生权力"差序";二是单个的政治方式,只能着眼于"政治零售",而不能从大局出发来解决"政治批发";三是具有病理政治学的视点,容易滋生"滞后效应".因此,应该相应地从三个方面采取对策:实现政治角色的转换,逐步走出"门诊政治"的怪圈;逐步规范"门诊政治"的议程设置,形成合理的退出机制;逐步将"门诊政治"转化为"代议政治".     

血缘文化和虚拟血缘文化与贪腐的关系——古代社会贪腐成因研究

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从宗法制度中培育出来的,从其出现开始就带有很强的血缘文化的特点。这个基础决定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官僚系统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圈子文化是血缘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官场上的圈子文化就是血缘文化或意识在官场上的镜像或放大,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科举制下的座师与门生的关系。血缘文化反映在朝堂之上就是朋党,以亲情、乡情和友情关系为纽带,官僚集团拉帮结派形成朋党,进而对皇权形成巨大威胁,历代最高统治者都对此痛恨不已。     

日本政官关系发展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

日本政党和官僚是日本政治系统的构成要素。"政治主导"还是"官僚主导"是日本政官关系的争论焦点,贯穿战后日本政官关系改革的历史过程。当前日本安倍内阁时期政官关系改革的方向、特点及其对国家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呈现出坚持"政治主导"的原则和方向,政党及其政治人物也会加强与官僚的合作,发挥官僚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官僚的特权地位,这使得政官二者协调统一于日本的政治决策过程中。     

以政治建设破解新农村建设的困局

当前新农村建设陷入了"形式化"困境.其根源在于缺乏政治建设的跟进.要破解新农村建设的困局,必须把政治建设纳入到新农村建设的议题当中,着力调整与完善与农村社会相对应的基层政治体制、政府运行机制以及以农民权利为中心的政治关系.新农村建设应该包括五大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而政治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和前提.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还权于民,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农民、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异化的范式转移——以中国“房奴”为例

异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其表现形式不同.早期有自然权力的异化、政治国家的异化和宗教的异化等理论,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异化劳动现象突出.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与消费的角色逐渐发生变移,从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转向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由需求消费变为欲求消费.在消费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很多人为追求符号与荣誉而消费,在享受奢华的同时陷入了偿付困境,消费异化现象凸现.中国现在的"房奴"就是异化消费的重要体现,它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消费异化"综合症".     

孔子法思想刍议

从国家制度上讲,礼是权力与权力之间正式规范,只对官员有约束力,官员通过身教来引导民间的人伦关系秩序;刑才是对民间的强制性规范.礼对官员的制约是主要的,刑对民众的强制是其次的.孔子并没有主张权力介入民间伦理的极权主义思想,相反主张为民众留下"宽"的自主空间.但礼制对官员的制约力在实践中流于主观化,因而礼会形同虚设,权力关系必然陷于紊乱,导致政治乱局.孔子讲的"无讼",是治理的结果,而不是治理的手段或工具;不是要人不打官司,而是希望社会少产生一些冲突.一个客观化运作的礼制(权力关系规范)是法律灵验运作的前提.做为"良官宗教"的孔学,其现代转型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而首要的工作是正本清源,还孔学以本来面目.     

"完全的权力"与"绝对的权力"——中世纪教会法理论对现代国家主权理论的贡献及其局限

"完全的权力"和"绝对的权力"是现代国家主权理论最重要的理论渊源.教皇和教会在政治和法律理论领域作出创造性贡献是出于激烈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教皇英诺森三世发明了"完全的权力"论证其权力的至上性,以便在与神圣罗马皇帝和诸王的斗争中占据政治和法理上的优势;教会法学家约翰·条顿、劳伦修斯作出了有力的推动;奥斯蒂恩西斯则创造出"绝对的权力"和"普通的权力"这一重要区分系统地阐释了"完全的权力",深刻地改变了西方政治观念的走向,现代国家主权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脉络中形成的.     

士人政治到革命型政党政治的转换逻辑——政党下乡的初期解读

在传统中国的士人政治中,士绅作为乡村社会权力载体无力遏制以社会资源掠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权力扩张,因而无力维持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的均衡状态.科举制废除以后,晚清的"派官设治"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使得权力配置进一步失衡,进而导致了反体制的革命型政党的产生并在双重压力下向乡村渗透,但政党内部时刻存在脱离乡村、向上垂直流动的张力,这种张力可能造成政党社会功能蜕化、权力性质改变从而形成新一轮的权力结构失衡.     

福柯微观权力的时空特点及其控制与应用

福柯把微观权力与时间空间联系起来,形成了他的微观权力观.微观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是生产的场域,时间和空间成为微观权力的特点和运作前提.微观权力以社会成员的身体为载体,将时间融入微观权力中,使权力呈现出可累积性、可连续性的时间特点;将空间融入微观权力中,使权力呈现出封闭性、效用性的空间特点.在此基础上,微观权力实现了对时间的控制即对时间的分解-序列化-综合利用过程;实现了对空间的控制即对空间的分割-单元定位-等级排列-形成表格过程.而微观权力对时间空间实施有效控制的重要条件是全景敞视建筑的出现,全景敞视建筑不但浓缩了微观权力运作的时空场景,而且成为微观权力和时间空间情境结合的最好例证,使得微观权力的运作方式趋于完善,也使得微观权力可以更好的控制时空以达到规训社会成员的目标.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集权演进与社会治理能力的双重约束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演进呈现出权力向职位和君主集中的双峰并置集权格局。官僚组织行政能力的衍射边界受限和官员自主性受制于君主偏好共同构成古代社会治理能力发挥的双重约束。古代社会治理事实表明权力集中与治理能力提升不存在直接关联。当代中国权力集中体现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其目的在于从宏观维度搭建起客观、稳定、系统性的治理规范。充分维护和调动基层政府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搭建政府同社会良善的伙伴关系对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也有着深远的积极意义。     

北京沦陷时期文化权力之争 ——以周作人为中心

周作人是北京沦陷真空期文化地位最高、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当时围绕其展开了文化权力的持续争夺.参与逐鹿者有后生晚学新势力、日伪官方势力与周作人嫡系弟子,他们或利用周作人名望上位,或意图取而代之,最后各方行动均告失败,周作人始终占据文化权力中心.文化权力运作机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无论沉默不语,抑或愤而反击,身在沦陷区的周作人都没能保全自我,无力挣脱权力控制,从一介文人蜕变成伪吏官僚.     

坚持“双百”方针 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

"双百"方针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坚持"双百"方针,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形成健康而活跃的学术氛围;有利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利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坚持"双百"方针,一定要正确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1955年体制的制度性背景及其基本特征

本文所述的 1 955年体制是指 1 955年形成的以自民、社会两党对抗为基本内容的战后日本政治体制。所谓政治体制 ,一般是指各个政治主体在政治过程中的权力和地位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作用。从这一定义来看 ,1 955年体制不仅包括政党政治 ,也包括行政官僚构成的政府、以财界为首的各种利益集团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本文所探讨的是 1 955年体制形成的制度性背景及其两个政治层面上的基本特征 ,即保守势力支配下的竞争性政党政治与行政官僚主导决策过程。一、1 955年体制形成的制度性背景众所周知 ,战后初期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军在日本进行了…     

公共权力监督的"软件系统"解析

公共权力监督"软件系统"中有权力特性系统、人性系统和政治文化系统等三个子系统.权力特性既存在于公共权力监督之中,又作为公共权力监督的对立物与公共权力监督彼此消长;人性是塑造权力特性的直接因素,而公共权力监督拥有引导掌权者的人性及其所支配的权力特性的巨大能量;同时,最有能力重塑人性并开拓监督空间的政治矢量当属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论日本人的交换模式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和"基本人际状态"理论分析日本人的交换模式,指出日本人的交换关系不是交易型交换,而是一种互酬式交换,即附带了信用、服从、地位、崇拜等情感价值的"等意义交换"模式.它具有非同时性、非等价性、非限定性以及根据投注感情的多少而形成若干个人际关系圈子的特点."身内"是一个感情最浓的圈子,适用"娇宠"法则;"仲间"是一个半感情、半计算的圈子,适用"义理"法则;"他人"则是完全不需要投注感情而能够实行公平法则的圈子."身内"与"仲间"两个圈子的高度转换性,是日本人交换关系与中国人的最主要区别.     

循环式国家：转型中国的符号式劳动治理机制探析

抗争政治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运动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本文通过对一组国有企业退休工人为维护退休金权益所展开的十年抗争进行过程事件分析,来勾勒国家在劳动治理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官僚场域。这个官僚场域由三个相互交叉的圈子所构成：信访办圈子、信访办与法院之间的圈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圈子。这些交叉的圈子所构成的国家场域一方面通过对抗争的制度化循环而拉长了工人的斗争时间,分散了抗争的空间,从而有效遏止了抗争的激进化,另一方面则通过抗争工人与国家代理人之间的叙事化互动促进了国家资本的激活与流通,从而实现了对抗争者的象征性支配。     

连带式制衡：基层组织权力的运作机制

本文揭示了中国基层组织在非正式或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内在机制及其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研究发现,村级组织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部分外部条件和压力,具有普遍性的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村级组织权力的运作则根植于乡土社会。乡村治理中,村组干部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带,主要通过利益和情感等连带方式来规制村民,以完成其治理目标,村民同样也将其需要履行的各种义务与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捆绑连带,并主要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组干部实行反制。正是这种治理中双向的连带关系使得干群之间的权利义务达到总体平衡,并保证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笔者将其归结为“连带式制衡”。乡土社会的不规则或规则的多元化是连带式制衡的社会基础,与西方有所差异的中国农民的“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则构成了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价值基础,两者共同支撑使得“连带式制衡”成为基层组织权力的常规化运作机制。     

宪政:价值、形态与表现方式

宪政的价值在于通过法律的形式界定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规范政治权力,从而达到维护和发展人的尊严和权利之目的;其政治形态表现为将国家领域的政治问题置换成法律问题,以制度化、程序化的形式解决谁来掌握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范围和限度、如何行使政治权力诸问题;而其常规表现则是政治问题的司法解决方式。     

统治风险与胥吏人事：官吏分途现象形成与持续的政治逻辑分析

本文试图论证，官吏分途从治理逻辑来看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制度安排，其形成与持续主要是政治逻辑支配的结果。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着朋党与官僚贵族化等官僚人事风险，导致统治者的人事权力受到侵蚀，危及统治基础。胥吏人事制度涉及各级政府如何安排僚属的问题，因而与上述官僚人事风险紧密关联。文章认为，官吏分途的形成是东汉以来官僚贵族化的结果，贵族与庶族的社会身份差异影响了正式官制的设置，造成官与吏在来源人群、等级地位与道德评价上的全面分途。官吏分途的持续则与后世统治者对官僚人事风险的防范有关。胥吏人事的合理化需要重新引入政治上风险巨大的辟署制，统治者宁愿忍受官吏分途导致的治理弊病也不愿变革。本文的研究拓展了“风险论”的视野，揭示了此前较少为人关注的官僚人事风险及其对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统治风险在当代依然部分存在，也受到中央越来越多的关注重视，并着手防范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