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马可波罗游记》比较研究

日本入唐僧园仁与意大利的马可波罗都是古代中外友好的使者.园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马可波罗游记》都是古代中外交流的珍贵记录.从两位使者在中国的活动舞台和两书的记述内容及在国际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方面探讨了两者的相同之处;从历史背景和史料价值方面探讨了两者的不同之处.     

空海携回日本的《悟空入竺记》及悟空行程

本文主要介绍9世纪初日本入唐僧空海抄本《悟空入竺记》在日本的流传状况,并对唐释悟空入竺及归国经行的某些地点进行了考证。     

台湾杜世杰《红楼梦考释》对“清世祖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的承袭

台湾杜世杰先生的《红楼梦考释》是继王梦阮、沈瓶庵、邓狂言、谌卢、潘重规等人的索隐派著作之后的一部篇幅最大、最具系统的红学论著。其中他给贾宝玉、林黛玉找到的所谓影射的＂原型＂是清世祖、董小宛,我们可以看作是早就有的＂清世祖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的继续;仔细分析,杜世杰的观点仅仅是对前此索隐派观点的承袭而已,没有什么学术性。     

论民国《衢县志》的文本特色与价值

民国《衢县志》,为衢县人郑永禧呕心沥血之作,成书过程中,得到余绍宋帮助良多。百年来,这部志书湮没不闻,价值不彰。事实上,这部纂修于新旧过渡时期的志书,深具风格。它征引繁博、考证精当、叙述详赡,既承袭了传统志书的书法笔意,又对近代社会进化之迹有所记录,因而新知旧识杂糅、开明的政治经济观与保守的伦理道德观互见。无论是志书文本还是纂者情怀,都对当下的地方文化事业与方志修纂有着重要的意义。     

《清通考·四裔考》中意大利部分的史源与书写——从马西尼教授的研究谈起

意大利著名汉学家马西尼(Federico Masini)教授对乾隆朝《清文献通考·四裔考》中有关意大利的部分进行了翻译和细致的研究。其贡献包括追溯文本史源,指出编辑的一些失误,对相关名物的解释,对与文本有关的资料的提示,对作者编写方式和意图的分析,揭示了文本在中意交流背景下的价值定位。借助马西尼教授的研究可以深入推进对《四裔考》意大利部分的了解,《四裔考》对《职方外纪》等相关内容的裁剪移置,反映了编者对传教士所言五大洲之说的反对,显示出清廷天下观念对当时历史书写的影响。     

“南腔北调”:语言和思想的分歧与沟通——从鲁迅《南腔北调集》谈起

鲁迅的杂文集《南腔北调集》是民国社会特定时期的产物,其“南腔北调”既是一个指涉参杂南北方音的名词,同时也是民国历史场域中一个具有更深层次内涵的文化思想隐喻.走南闯北的人生体验,汇聚成了鲁迅以多方言混合为基础的语言与思想观念,其语言和思想有诸多分歧,也有内在沟通,由此塑造出一个颇具民国性格的文人形象.从纷乱的语言到驳杂的思想,后者更为重要.鲁迅以杂文这一独特的话语方式,张扬生命个体的思想独立与自由,在民国文学天空中绽放出了璀灿的思想之花.     

人世参与及超世企慕的理想化构设——晚清《第一侠义奇女传》的侠文化透视

战国时期从士中分离出来的侠,大都具有自由的身份,逐渐演化成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他们不受社会政治力量的约束而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确立了自身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他们一方面追求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个性,另一方面又要安身立命于现实社会,以实现自己的社会人生价值.长期以来,侠在入世参与及超世企慕中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晚清<第一侠义奇女传>却对入世参与及超世企慕的侠文化进行了相互交融的理想化构设,在风云际会之中,赋予侠以仙凡两途的理想人生归宿.     

门槛与制约:清代医生的从业规制——以小说《壶中天》与《医界现形记》为中心的探讨

传统医家作为一个群体,在近年来医疗史研究中,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对于传统医家的训练,学者也做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并未对医家成名及其依靠的力量,给予充分的注意。本文试图通过《壶中天》与《医界现形记》中医家故事来看清代医家的入行门槛。本文讨论发现,清代官制中没有对业医者入行的规定。清代刑律中对庸医杀伤人的惩戒,对业医者业医行为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是作用有限,律制形同虚设。而依赖于冥报观对医家行为的制约作用亦非常有限。病家的择医术对医家的技艺有着非常高的要求,逻辑上起到推动医家加强自身技艺的作用,但是医家择病而医的策略消解了其制约力,因而,此种推动作用发挥亦有限。     

“礼崩乐坏”与“纳仁入礼”——以《论语》为中心的法理解读与现实思考

在当今“法治”语境下,关照历史与现实的社会问题,对《论语》做出的一个尝试解读和法理学思考认为：为维系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儒家所推崇的“仁”学乃是一个至大至刚的概念,历史地看,它始终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困境：一是“仁”的实质内涵难于明确昭示,二是“惟仁者宜在高位”的理想无由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制度。这也就是传统文化内在的失败：在一定意义上,历史上的“礼崩乐坏”的深层问题仍然在困扰着今天,这也是今天的法治建设不能回避的问题;并且,传统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秩序应当得到今天法理学的重视,传统文化的认同具有重要的法学意义和现代文明意义。     

毛奇龄《推易始末》与清代汉学之复兴——清学史源流的一个新认识

近人多以惠栋为清儒中首倡"汉学"概念者,但早在惠氏之先,毛奇龄已有论述.且毛奇龄通过对《易经》的研究,申说"推易"思想,对汉学予以重新发明,这对后儒复兴汉学作用甚大,堪称清代"汉学"的启蒙性人物.     

再论清代皇室之乳保

清代皇室乳母、保母属宫廷仆妇群体,是宫廷女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性别视角再研究清代皇室之乳保,详细辨析乳母、保母称谓及职责的不同;阐释了皇室乳保与皇子女之间存在的稳固的亲情关系和伦理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乳保群体在宫廷中身份地位的特殊性。她们充分利用这种特殊身份,突破自身的性别和阶级局限,提升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发展起以女性为核心的家族体系。在为自己家族带来“特权”的同时,乳保群体也对清代皇族的家事和国事产生一定影响。     

从和亲看玄宗朝东北边境问题

历来史学界认为唐代的边患主要存在于西北,其实玄宗朝更关注东北边境问题。玄宗朝公主和亲主要是联姻东北的奚、契丹。同时,考察当时节镇的设置、调整、兵力分配等,均可发现唐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的关注与防范程度。     

明清时期的礼生与王朝礼仪

本文以正史、政书、地方志等资料为基础,对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官僚体制中的仪式专家——礼生及其与王朝礼仪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考察。文章认为,在中国古代的王朝礼仪中,礼生扮演着受人忽视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从属于太常寺系统,主要职能是准备祭品、赞相礼仪、唱读祭文,是引导王朝礼仪的导演。他们在以王朝礼仪为核心的儒教仪式中的地位,类似于道士在道教科仪,僧侣在佛教科仪中的地位。本文详细分析了礼生与明清文庙释奠仪式之间的关系,认为礼生为整个礼仪过程,为主祭官与神明的沟通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框架,这个仪式框架是公开性的,并很容易被复制,这为王朝礼仪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清代科举与《文选》接受

清代科举在以经义为中心的总体框架下为诗赋考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这为<文选>在清代的接受提供了新的驱动力量.康熙十八年以诗赋为考试内容的博学鸿词科产生了巨大的"右文"效应,在这个历史机遇中.<文选>重新为举业群体所重视;到康熙中期,已经出现了"天下向风"、"家弦户诵"的火暴局面.乾隆二十二年开始的在各级考试中加试试帖诗的改革标志着文学考试的内容由制科走进常科;在此推动下,<文选>成为试帖诗考试的题库和人所争趋的举业宝典,<文选>的接受由此进入极盛期,历嘉庆而不衰.<文选>在清代刊刻和流行的基本情况印证了这一点.     

李林甫为相之久与唐玄宗父子矛盾之关系

李林甫居相位19年,其中任中书令长达16年,是玄宗朝担任中书令最久的宰相。李林甫之所以能够专权16年,这看似与玄宗玩弄平衡术的御人政策相背,实际上却隐含了深刻的原因。玄宗企图利用李林甫来牵制、扼制和打击太子,以维护自身皇权。其宁愿信任李林甫,也不愿信任自己的儿子。这是皇权斗争的残酷性所决定的。     

论海权的宪法保护——“海洋条款”入宪及海权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西方海权理论带有浓重的海洋霸权主义色彩。中国海权是海洋主权、海洋权利和制海权的统一,具有自卫性和有限性。由于我国宪法未设"海洋条款",海权的法律保护存在宪法缺失、立法相对滞后及体系不平衡等不足。通过宪法保护海权有其必要性,解决海岛及海洋争端和提升我国海洋执法的正当性也需宪法提供明确的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为"海洋条款"入宪创造了契机,海权的宪法保护路径在于:增设涉海条款直接保护和授权普通法律间接保护。     

谁能让小说“害羞”——以《少年天子(顺治篇)》为例漫谈小说的影视改编

本文从小说家刘恒改编并执导的电视剧《少年天子 (顺治篇 )》入手 ,探讨了文字功底对影视文化品位的影响 ,同时讨论了由小说改编为影视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尤其是对小说的冲击 ,认为小说在市场化的图文时代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是 :坚守体裁特色、重视文字打磨。     

北魏孝文帝崇佛之表现及其对佛教义学之倡导

北魏孝文帝元宏是中国古代一位具有重大历史影响与特殊地位的关键性人物.以往论者就其所推动的汉化改革和民族融合等业绩,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或褒或贬,可谓连篇累牍.不过,孝文帝之影响并非仅仅局限于政治与民族方面,而且涉及北朝社会思想文化诸领域.对此,近年学术界已有所关注.     

制度缺失与家国利益--晚清内务府腐败问题探析

晚清内务府以腐败著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制度设计及现实执行的种种缺失,即内务府管理的封闭性、监督机制的失效、内务府大臣整体素质的降低及皇室的奢靡与包庇。作为满洲特权的某种象征和代表,腐败不堪的内务府成为时人诟病清室的口实。随着清末民族主义的觉醒和立宪运动的展开,整肃、改革内务府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呼声,凸显了当时的满汉矛盾与家国利益冲突。而清室对于内务府腐败问题缺乏有效应对,也构成其丧失人心、走向覆亡的一个内在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