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政治进程中的“无为”诠释嬗变析论

既往研究多将“无为”视作学派属性和内涵外延皆清晰固定的概念，实际上其在北宋前期既可指涉不同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理想，又是用以建构君臣关系的思想基础，含义言人人殊。在《论语》“为政以德”章传统注疏启示下，太宗君臣整合道家的“无为”与儒家的“修德”，为北伐失利后的弭兵政策提供合法性。这一意识形态在邢昺《论语疏》中得到强化，但也受到儒生孙何的反驳。伴随真宗朝政治重心转向内政，以田锡和夏竦为代表的士大夫开始借“无为”建构理想君臣关系，虽遭到真宗抵制，却成为此后的必然选择。在改革声浪兴起的仁宗时期，孙复、胡瑗、欧阳修、刘敞通过重释“无为”和《论语》“三年无改”章，推动“有为”升格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产生广泛影响，预示着时代变革的不二方向。     

论"九流十家"的建构历程——从《天下》篇到《汉志》

《汉志》的"九流十家"之说深刻影响着历代学者对先秦学术思想的理解,但这一观点却并非是对先秦思想的忠实还原,而是基于其时代思潮与自身学术立场所作的理论建构.先秦学者多以人论学而不称家派,至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始以家论学,将诸子分为六家,并欲以道家统摄诸子.《汉志》又扩展为"九流十家",将司马谈口中的"道家"降格为"杂家",并以六艺统摄诸子,以"诸子出于王官"说为其羽翼.然据《庄子·天下》篇所论,六艺与诸子并非相互统摄的关系,由此可见《汉志》"以六艺统诸子"的观点是基于其时代立场所作出的理论建构.     

论“独尊儒术”思想的产生确立及其意义

论“独尊儒术”思想的产生确立及其意义张如珍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是中国思想文化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它镌刻着先秦以来百家思想争鸣局面的结束，也镌刻着一家思想主宰封建社会大一统国家统治历史的端始。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认识颇异，褒贬不一...     

王阳明之前儒家“良知”心性学说的历史考察——从孟子到陆象山

自从孟子第一次明确提出“良知”范畴以来，它就与先秦儒学的心性论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范畴。同时，“良知”也不是一个静态的、纯结构性的范畴。随着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的发展，随着中国传统的人性、心性学说的日益丰富、完善，“良知”范畴也不断拓展和深化着自身的理论内涵。因此，对“良知”的考察不能够只局限于静态的结构分析，还应该考虑到其动态的历史发生：循着先秦儒学的心性论一大乘佛学的佛性论一宋明理学、心学的历史脉络，可以考察“良知”范畴历史发展的源流正变，揭示王阳明心学之前“良知”范畴的历史内涵.     

“通国身”：“具身化”理论的本土想象

“具身化”是近年来身体研究的重要议题，它以超越身心二元论为立论前提，但在推理方向上却又难以消解二元论的痕迹，因而构成该理论的一种内在困境。本文借助汉儒“通国身”思想深入发掘本土“身心一体”观念中的身体理论资源，可以拓宽该理论的发展空间。其中，“通国身”蕴含着“治身”与“治国”之间相通的义理，具有以下两点重要参考价值：就突破理论困境而言，中国文化将“身”作为一个生命体验式的交感系统，能够进一步消解二元论中原本具有的身心界限以及心相对于身的优先性；就开拓本土研究而言，生物—社会融合的本土身体观构成了理解中国社会的基底，它能够从生物演化与社会存在的角度考察生物性的“人”与社会性的“人”，以此丰富“社会”的基本理解方式，是一种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重要资源，值得被重新发掘。     

《白虎通》中的忠孝思想研究

东汉的《白虎通》既体现了儒家的文化背景,又有着极其浓重的神秘谶纬色彩,其中运用了大量的阴阳五行思想来阐述“天”的至高无上与“天”“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理论的创建不是凭空出现的,其产生与发展必然有现实的社会基础,《白虎通》在对现实社会中的三纲六纪尤其是君臣关系进行大量“天理”论证的同时,还紧密结合社会现实,把“忠”与“孝”进行理论结合并融会贯通成为一体,“忠”以“孝”为基础,“孝”反过来为“忠”服务,这为后世延续近两千年的君权至上奠定了基调.     

温克尔曼的“诗画一致”论及其反思

温克尔曼的“诗画一致”论从诗画艺术的理想宗旨、本质、内容、形式、表现等多个角度阐发诗与画的同构性。温克尔曼从理论上建立起诗画艺术的联系，形成系统的“诗画一致”论，为莱辛的诗画异质观的提供了学理渊源。温克尔曼的“诗画一致”论也是诗画关系的一种理论形态和思路，为当下读图时代的图文关系研究提供着学理支撑。     

董仲舒“独尊儒术”背后的话语陷阱——儒家公共话语建构的可能进路

董仲舒大一统宇宙论的建构和君道理论的完善,标志着儒家政治哲学的成熟;围绕权力的来源、运行、制约,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然而家国同构、伦理与政治高度重合的集权政体中,政治话语实际上成为公共话语的主要内容。“儒学”经过政治话语的表达沦为“儒术”,理论层面的“君权天授”最终导向现实中的“独尊儒术”。近代以来,随着宗法制度的解体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儒家思想重新参与公共话语建构,获得了新的平台与机会。儒家道德伦理在公域、私域之间的密切关联,对解决当代不同话语体系对立所造成的困境,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与优势。立足心性修养与仁善伦理,提供具有本土意义的人文语境和经验智慧,才能塑造真正关怀人的文明话语和生活话语。     

论《左传》的历史观——兼论《左传》神梦巫卜及以成败论人的本质

本文认为 ,《左传》历史观是以“天德合一”为基础的“社稷无常奉 ,君臣无常位”。这一历史观包含三层意思 :一是历史变易论 ,即“社稷无常奉 ,君臣无常位” ,历史是不断的改朝换代史。二是历史不变论 ,即虽然朝代更替 ,江山易主 ,但统治思想和制度—“德”、“礼”却是永久不变的。三是神学目的论与道德目的论统一 ,即历史是天命神意为实现其”美善”道德而进行的有意识的活动。作者通过为其已知的僭主提供神学依据和道德依据演绎了这一历史观。而《左传》的神梦巫卜与以成败论人则是作者对其历史观诠释的必然结果。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的交集互动

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使用“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表达对中华国家建设、中华国族建构的主张，体现了对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的同步关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的“新中国”话语，先后有五四时期的“青春中国”“少年中国”、大革命时期的“真正民主共和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新中国”、全面抗战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单一型中华民族观——李大钊提出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为“新中华民族”(五四时期)、开放性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定义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中共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复合型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定义明确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全面抗战爆发后)。建立“新中国”与建构“中华民族”的“国”“族”互动体现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与实现中华民族解放是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新中国”是以中华民族为国族并统合境内各族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以“全中国”“新中国”为共同地域的国家民族(“国族”)。     

试析中江兆民前期国际政治思想

中江兆民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国际政治思想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兆民前期的和平主义思想是明治时代极有特色的国际政治思想。本文以文明观和其代表作《论外交》为切入点来探讨兆民前期的国际政治思想。文明观是兆民看待国际问题的出发点,他的文明观有别于主流的欧洲中心主义文明观,是批判的多元的文明观。《论外交》一文则基本体现了兆民前期国际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即以“道义”为旗帜,偏好于经济发展的理想主义、和平主义思想。     

中国儿童文学“性别地理”的生产与表征

理解儿童文学“元概念”是探究其性别地理议题的原点。“性别地理”是一个融合着“空间”“时间”与“身体”的社会学概念,三者的融合有效介入其贴合“儿童”内核的主体建构,以此超越儿童文学作为“亚文学”的套话认定,并在与儿童文学、成人文学的区隔中开启指向儿童性别地理的现代之旅。秉持“一体化”与“主体性”的辩证观,儿童文学性别地理议题参与了百年中国文学思想与语言现代化进程,并刷新了其内在结构与文学形象。     

先秦“象”论与中国古典美学

“象”既为中国古代文化基本符号的构成，又为中国古典艺术美学的基元范畴。中国文化和美学尚象重象，其哲学起点在《易经》的卦象符号，而先秦诸子哲学美学对易象符号意义重新阐释和精神超越，则形成有关中国美学的重要思路和线索，这就是由老庄“道”的哲学对“象”的阐释和重象外虚空、非言味象的思想所引发的意境说；以《易传》阴阳二元结构思想和“立象以尽意”、“现物取象”、“现象制器”等命题为基础的意象说；以孔荀、《乐记》为代表的象通礼乐、重政治教化但又不违艺术审美特征的“比德”和“言志”说。文章本着上述基本看法，还描述了“意境”、“意象”、“言志”说在后世美学中演进的大致过程。     

吠檀多派的“幻论”与佛教的“空观”比较

吠檀多派和佛教是印度思想史上的两大思想派别。“幻论”和“空观”分别是两派的主流理论。梳理两派中这方面理论的主要内涵和历史发展，比较分析它们的相同处和不同点，对于了解印度哲学的精髓或核心思想，认识东方文化的特色，有积极意义。     

跨国公司生产守则运动中的行动者及其权力结构

跨国公司生产守则运动中的行动者跨越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分布在市场、社会和政府三个领域。跨国公司生产守则运动中存在着纵向和横向两套权力运行体系。在国际（宏观）层面，横向权力结构表现为市场领域行动者的选择购买权和社会领域行动者的舆论监督权之间的博弈；在国内（微观）层面，横向的权力结构表现为跨国资本—企业主—外来农民工—地方政府的“四方机制”的权力博弈格局。     

论艾米莉·狄金森的“家园”诗学

狄金森以矛盾歧义的方式谈论“尘世天堂”“死亡家园”“天国异乡”,以超前的现代意识应对宗教危机与父权统治,建构起一个灵魂自主自治的“诗歌家园”和开放的“家园”诗学。其中“尘世天堂”观体现了19世纪美国世俗思想的萌芽,即从神性永恒到世俗永恒的蜕变;“天国异乡”观揭示了她对基督教“天国家园”观的继承、反讽与解构;“死亡家园”的诗意构建,被其诗歌叙事揭示为“不可能的故事世界”。这些“家园”在活的语言中诞生,构成了无限可能性的诗歌家园,印证了狄金森“家园”诗学的开放本质。     

论江泽民的辩证生态观

江泽民的辩证生态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理论武器。其主要思想体现在生态环境生产力论、人与自然和谐论、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论、科技进步依靠论、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结合论、教育法制互补论、“三位一体”系统论等方面。     

文化的超越与寻根——论贺麟的文化哲学体系

贺麟作为中国20世纪杰出的哲学家建构了较为成型的文化哲学体系。该文从文化本体论、文化方法论、文化理想论和中国现实文化观四个方面全面展示了贺麟的文化哲学体系，并对贺麟的文化形上学以及“中体西用”论的特点等问题作了深入的阐释和新的探索。     

社会保障的两种理论维度：“再商品化”互构论与“去商品化”权利论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再商品化”互构论和“去商品化”权利论的共同推动下不断演进，两种理论维度分别对应社会保障的市场原则和权利原则，市场原则和权利原则的平衡是社会保障的理论诉求和实践要求。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正在经历的理论与实践双重共识困境正是两个原则失衡的后果，究其根源在于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受制于资本逻辑，无法实现市场原则与权利原则的真正平衡。我国社会保障实践既立足于国情，又受到国际社会保障潮流的影响，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较好地满足了社会成员的基本社会保障需要。但我国以就业群体为中心的“职工—居民”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在均衡性、可及性、可持续性等方面仍面临挑战，其根本原因同样是市场原则与权利原则尚未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需要在超越西方资本逻辑的共同富裕思想指导下，建构“去商品化”共存共享与“再商品化”共建共享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基本生存保障制度、风险防范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支持三个层次实现权利原则和市场原则比较理想的平衡状态，克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突出问题，探索满足时代发展需要的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保障新实践。     

明清之际中国启蒙思想家的“君王论”

概览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变迁，君王向来是人们崇拜的对象，也是认识的对象。思想家们曾就君王的起源、地位、职责以及君王与天地臣民的关系进行过冷静的求索和有机的综合。从总体上，这些理论大都寄托着思想家们对理想君主的崇敬和热切向往，内涵着他们对君主至高无上性和君主专制统治的拥护和赞同。在政治运行过程中，它直接促进了君主专制政治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巩固和强化了君主专制统治。理论的逻辑行程必然要以现实社会的变化为最终依据。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高度发展和君主社会思危机的不断爆发，限制君权乃至对君主制度猛烈抨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