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字服务税立法的逻辑与展望

当前，数字经济十分活跃，但跨境数字服务却遭遇税收实践困境。用户与数据要素对企业价值创造贡献结构的重塑倒逼税收管辖权规则作出回应。对数字服务税立法的逻辑基础源于用户数据“对价—补偿”理论。目前国际社会对数字服务税立法作出了有益探索，也为未来我国构建数字服务税制提供了下列思路:适度扩展传统理论，回应新兴资源要素的价值创造贡献；审慎设计课税要素，明确税收基本原则依循与价值协调；深度参与国际立法，融贯与引领统一数字服务税制进程。     

“双支柱”方案视角下数字经济的税收确定性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国际范围内税收征管的不确定性,各国为应对数字经济税收挑战,或通过严厉的单边方案维护本国税收利益,或积极推进国际税收体制改革,如打造“自动化数字服务”双边方案样本等。然而单边临时措施和双边税收协定都不能彻底解决数字经济税收问题,构建统一的国际税收治理体系迫在眉睫。“双支柱”方案作为数字经济税收多边方案,是重构国际税收规则体系的重要一环。与单边和双边方案相比,其基于各国广泛共识解决数字经济税收挑战,有利于避免双重征税和贸易冲突,对于维护税收的确定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双支柱”方案也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如规则复杂模糊、税收争议解决机制的局限性等。中国应鼎力支持“双支柱”方案,积极参与国际税制改革和国际税收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推动国内税法与数字经济国际税收规则的有效衔接;在提高税收征管能力的同时,加强国际税收征管合作,减少税收争端和贸易摩擦。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改良路径

我国传统自然人税源管理制度和国际税收管辖权划分规则因经济数字化冲击暴露出既存缺陷。通过借鉴域外国家和国际合作组织的税制改革措施和提案，我国可尝试建立自然人数字税务账户，完善自然人纳税申报制度，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修缮配套税收征管法律。同时，根据国际税收环境的变化分别采取短期、远期方案构建数字服务税制，引入数据存在原则作为判别常设机构的新标准，并重新考量利润分配的要素权重，以防止数据价值流失，维护国家税收主权。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知识产权问题及其对策

<正>大。但是也存在数字规则与国际标准衔接不紧密、数字产权司法保障机制不完善、数字知识产权交易体系存在短板、数字知识密集型产业遭遇国外封锁等问题。最后从数字规则、产权监管、营商环境和知识产业等维度出发，提出中国亟需健全数字产权标准体系，完善数字产权保护执行和监督机制，提高数字贸易中知识产权的市场化水平，推动数字知识密集型产业提质增效等对策。     

欧美数字治理合作的影响因素及前景分析

拜登政府上台前后,美国和欧盟的智库、机构表达了加强数字合作的意愿,甚至提出需要形成对抗中国技术发展和应用模式的数字联盟,欧美就此发布了相关声明。基于此,本文分析了欧美数字治理及其合作的影响因素、现状和前景。地缘政治、利益基础与价值理念是影响欧美数字治理及其合作的重要因素,既具有推动合作的一面,也存在阻碍合作的力量。目前欧洲与美国在数据治理、人工智能治理、数字基础设施及相关技术政策、平台治理、数字服务税政策等方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既存在合作的机制和空间,也面临进一步合作的障碍。相较而言,双方合作的动力和空间更大,未来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平台共同谋取数字治理领导权。基于此,中国需要做好应对: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根据欧美数字治理实践,完善中国数字治理规范;加强数字治理的增信释疑和制度协调;进一步发展数字技术,不断扩大国内外市场,与相关国家加强合作,形成一定程度的抗衡效应。     

全球数字经贸规则博弈与中国对策选择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经贸规则体系逐步构建，目前已形成美式模板、欧式模板和亚太模板并存的发展格局。中国在规则制定领域仍面临严峻挑战，统筹推进国内数字经贸规则与国际数字经贸规则互鉴融合发展已刻不容缓。系统梳理全球数字经贸规则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全面分析中国数字经贸规则现状以及高水平开放过程中面对的挑战和问题，提出主动融入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制定体系的决策方向。一是以多边、区域、双边FTA为契机，加速对接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二是建立高效、畅通的规则共享机制，释放数字经贸规则红利；三是弥合企业利益与规则分歧，贯通规则创新路径；四是强化国内外数字经贸规则互鉴共赢与开放合作，提升我国与发达世界各国数字经贸规则博弈的“软联通”水平。     

数字贸易的全球规则博弈及中国应对

数字贸易是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产物,由于数据的价值难以量化、国际监管规则激烈博弈,融合发展新业态较难区分等制约因素,在全球范围内,数字贸易核算都异常困难.通过对数字贸易范畴梳理、规模估算及国际博弈的系统性研究发现,当前全球博弈焦点主要集中在数据自由流动、跨境税收征收、数字公平、隐私保护、知识产权和国际规则话语权等方面.提出应该从培育完善的数字要素市场体系、加强电子商务领域双向开放、积极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启动数字贸易统计体系建设,以及健全数字贸易发展生态系统等方面入手,推动中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     

数字政府的法治建构

我国政府从迈向数字化之际，数字技术运用就远远走在规则之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通过规划、意见、工作方案等规范性文件对各级政府、各行政部门提出数字建设要求，以内部行政的进路方式不断推进。但是，政府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流程再造”“模式优化”及重塑权力运行方式，而更多的是带来对既有规则的冲击。有必要通过区分内部行政与外部行政、重新界定权力与责任、跟进调适有关法律规则的方式，分别探寻数字政府法治化构建的基本路径。     

数字经济发展的六大趋势

数字经济驱动全球经济发展,呈现出产业融合化、技术革命化、投资成熟化、服务精细化、市场全球化、治理现代化等六大趋势。"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推动融合性业态形成,新兴产业和平台经济体兴起;技术创新蓄势待发,核心技术突破具有良好条件;投资为数字经济注入活力,引导未来发展方向;在大数据支撑下,服务与消费不断升级;海外并购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贸易战或将成为常态;网络社会正在崛起,数字经济相关的治理规则体系亟待建设。     

国外生态税收实践及对中国的启示

国外通过开征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资源开发税、噪音税、拥挤税以及环境关税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但中国目前尚未建立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生态税收体系,存在着主体税种缺位、相关税种环保因素考虑不够、生态税收优惠形式单一等问题。建议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借鉴国外经验,通过开征专门的环境保护税、改革相关税种、完善税收优惠等措施,构建以生态税收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新体系。     

构建“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发展保障机制研究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伴随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数字丝绸之路”赋予了“一带一路”倡议新的内涵，数字经济现已成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当前，“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依然面临着数字经济供需结构性差异、数字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跨境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亟待建立、地缘政治风险与网络信息安全风险等问题。对此，需要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技术核心竞争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和跨境数字贸易、建立健全数字金融服务体系、构建跨境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等方式，尽快建立起坚实有效的“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发展保障机制，从而在较为完善的合作发展制度框架下，使得数字经济更好地赋能“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超越国家汲取能力: 国际数字税实践的政治经济分析

税收是现代国家汲取能力的集中体现, 既反映了国家对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 更是现代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资源保障。 进入数字时代, 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赋予了税收新的政治经济意义, 数字税成为全球税制转型的重要议题。 国家间差异化数字税征收实践主要源于全球数字经济产业链中的角色差异, 而非国家间汲取能力的强弱。 对于积极推进数字税实践的市场国而言, 其征税逻辑则因资源汲取能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这源于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结构关系变革, 给汲取能力迥异的国家带来了不同挑战。 总之, 现代国家将数字税视为应对其在国内和全球两个治理体系中权威流失的一种解决方案, 数字时代的税收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超越资源汲取的政治经济意涵。     

从“数字嵌入”到“数字包容”: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进路反思

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乡村治理场域，实现了乡村内部各要素于不同层次和维度上的结构性重组，为有效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在数字化与老龄化不断提速的“双化”转型交叠期，由数字资源供给非均衡化和数字技术应用不平衡性等多重因素引致的“数字嵌入失衡”严重掣肘数字乡村战略的高效施行。作为古圣先贤“均平思想”在数字文明时代的新体现，“数字包容”为矫治数字嵌入失衡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调适进路，通过顶层设计、理念重塑、社会支持、多元投入以及权利保障等策略，建构集制度、价值、主体、资源、权能等要素于一体的数字包容体系，在对数字乡村发展价值理念和目标内涵形成有效回应的同时亦可促使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更为高效均衡、普及普惠。     

和谐社会需要构建“以人为本”的税收文化

“以人为本”的税收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和“依法治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治税思想等税收制度文化、征纳用三方涉税心理行为文化等方面分析了我国目前税收文化不和谐的现状及成因,提出通过明确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税收观念,规范政府部门的用税理念和用税行为;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依法治税”理念,保障纳税人权利;努力营造税收诚信的社会基础等路径构建适合和谐社会的“以人为本”的税收文化。     

新时代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经验、逻辑机理和完善路径研究

首先,总结了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在顶层设计、建设维度、技术支撑、平台建设、数据开放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其次,指出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的区域不平衡、信息孤岛、数字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在线政务服务不完善、数据安全风险日益突出等问题。最后,在分析我国数字政府建设逻辑机理的基础上,指出深化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字政府建设顶层设计,完善国家数字政府平台建设,重视新信息技术的运用,打造数字政府闭环,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政务服务,提升数据安全能力和监管能力是完善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路径。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反垄断应对:欧盟经验与中国路径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公平竞争成为时代潮流的现实背景下,如何实施反垄断治理,实现公平竞争,是数字经济时代必须破解的课题。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引发的垄断典型问题有价格平价协议、算法合谋、拒绝数据开放等。针对这些问题,欧盟形成了一些反垄断经验,包括制定反垄断协议规则、对算法合谋和数据开放进行规制等。借鉴欧盟经验,我国可以从以下路径出发进行反垄断治理:完善数字经济领域竞争政策、建立算法合谋识别机制、明确竞争要素数据的法律地位、加强对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     

从传统犯罪学到数字犯罪学的代际更新

在数字化时代，犯罪学的研讨主题从“城市吸引犯罪”演变为“网络吸引犯罪”，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成为全新理论要素，犯罪的平台治理模式崛起，看门人规则为之提供了体系化的制度依据。在域外，理论界明确提出数字犯罪学的学术标签，以犯罪学智识助力数字社会的秩序重建成为时代主题；在国内，数字犯罪学依循着基于平台生态系统的系统论路径，通过在线控制的信息论路径以及基于看门人规制的控制论路径风靡云涌。数字犯罪学研究有力回应了传统理论对新型犯罪解释乏力的失语困境，一跃成为当下最有活力的研究方向。今后，数字犯罪学应进一步重视对新型犯罪及网络黑灰产业的现象洞察、对传统犯罪学的传承与发展、看门人规制的适用及其问题、平台治理的价值权衡等重大理论问题。     

日本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方式、模板应用及启示

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促使经贸规则的重要性显著提升,日本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领域取得了较多成果,基于其规则制定的具体实践,通过文本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研析其制定方式与模板应用,讨论其中蕴含的积极启示。研究发现,日本以3种方式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即通过WTO等国际组织踊跃参与数字贸易谈判,在国际合作中重视数字议题,通过EPA和FTA在经贸协定中纳入众多数字贸易规则条款,使得日本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博弈中位居前列;基于不同数字贸易规则模板的特征对比,发现日本在EPA和FTA中融入数字贸易规则的三大模板,并根据不同缔约对象灵活制定数字贸易规则,既追求“美式模板”高标准规则,又融通“欧式模板”数字监管模式,同时接纳“东亚模板”的包容性条款。研究表明,可以借鉴日本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经验,积极参与多边数字贸易谈判,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挥中国力量;贯彻落实RCEP数字贸易规则,推广“东亚模板”共识;提升规则广度、深度,对接国际高水平数字贸易规则。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与就业质量

本文采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构建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并基于熵权法测度就业质量，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就业质量，并且该影响存在持续性。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促进劳动合同签订与保险覆盖等劳动市场规范性因素提高就业质量；分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城镇地区。中介效应分析显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就业质量提高的有效传导路径。因此，应继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提供更广泛的数字普惠金融相关培训和咨询服务，使更多小微企业和劳动者享受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激发劳动市场活力，实现高质量就业。     

我国房地产税改革与制度构建

自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日益依赖土地出让金收入。这种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土地财政"现象必须改变。我国台湾地区是世界上房地产税制度比较完备的地区之一,其房地产税在保有环节主要体现为房屋税和地价税。借鉴其房地产税模式的相关经验,应从征税范围与纳税人、计税依据与税率以及税收减免等方面来完善我们的房地产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