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三维向度论纲

正确认识乡村振兴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作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遵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以文明对接、城乡融合和中外互鉴作为基本导向,从历史、现实和比较的维度分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向度、实践路径和场景模式,并尝试回答乡村振兴“为何提出”“如何操作”“以何为鉴”等问题。中国乡村振兴具有自身独特的实践基础,必须在传统与现代文明对接过程中,合理借鉴乡村振兴的域外经验,坚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不断改善乡村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     

农耕文明融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逻辑理路、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

将农耕文明融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是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乡村篇的重要议题。传统农耕文明融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基于三个方面的逻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可以汲取丰厚的农耕文明滋养,传统农耕文明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打下基础,借鉴传统农耕经验以解决现代农业永续发展。传统农耕文明融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意蕴主要包括“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生态理念与“天地人稼”协调统一的生存智慧,节用适度、用养兼顾的永续发展观,因地制宜、农牧结合的农业生产系统,重农务本、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敦亲睦邻、守望相助的乡风民俗等五个方面。调查研究、宣传教育和文化赋能等环节,可以为传统农耕文明融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可参考的实践进路。     

“家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实践探索

乡村振兴不仅是乡村经济的振兴,而是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环境五位一体的全面振兴。而 “文化”建设乃是五位一体系统工程中的核心,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基石。现阶段美丽乡村建设升级过程中,应以“家文化”内涵建设（修身齐家、孝悌忠义、诚信友善、谦敬和合）为中心,以“敬老爱小”为抓手和切入点,以相关激励措施为保障,以乡土文化为载体,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有力推动新时代城乡一体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遗产与资源：乡村文化振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路径——以皖西乡村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它的乡土性与地方性,对乡村文化振兴具有文化传承、活跃经济与社会治理意义。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建设乡村文史馆、发展村落休闲旅游、复兴乡镇企业、发展生态休闲农林产业、发展文化研学教育、拓展休闲生活新方式等六个方面,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可行性路径。以遗产与资源的视角研究地方非遗文化的应用,一方面是为了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论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传承与保护非遗文化进行实践性探索。     

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党和国家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关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地方高校作为区域人才培养的主阵地、知识生产创新的主渠道,服务乡村振兴既是内在要求,更是职责使命。研究指出,探讨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个性、共性内涵,以及历史发展脉络,是理解地方高校“何以要”服务乡村振兴的关键;而探讨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以及实践经验,是打开地方高校“何以能”服务乡村振兴大门的钥匙。研究从内生逻辑、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四个维度,明晰了地方高校“何以要”和“何以能”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为地方高校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数字媒体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数字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数字技术嵌合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各领域，必然给乡村社会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数字中国”“数字乡村”的时空场域下，必须要充分利用数据媒体的应用场景，聚焦互联互通、立体交互、资源共享、应用体验等方面，通过打造数字媒体平台、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数字媒体人才队伍、构建涉农服务体系等措施，助力农村产业发展、文化振兴、社会治理、生态建设等，增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三重内涵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科学诠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概念内核是开展相关研究的基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可以解析为两大概念元素,即“中华民族”与“现代文明”,分别对应“如何传承本民族文化”和“如何吸收外来文化”两大问题,两者的结合走向概念的统一,从而对应第三个问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何在新时代实现系统性转型、实现创新性发展”。由此,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概念的三重内涵,即自信地传承本民族文化,开放地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创新地推动文明体系转型。根据马克思主义存在与意识关系的相关理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诸要素变动综合,无不需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过程相联系,只有通过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的概念解析,才能更准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历史经验。     

生存心态视域下乡村文化再生产的现实困境、理论耦合与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题中应有之义，对乡村振兴具有引领和推动作用。论文以生存心态为中间媒介，审视当前乡村文化发展困境，展望乡村文化发展愿景。以乡村生存心态的“生成性原则”与“区分化原则”于内强化乡民自觉能力、主体责任感和文化认同感，于外助力乡村文化生态平衡、文化资本产业化和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激活其内生活力、催化外在动力促进乡村文化繁荣与振兴，为乡村文化扬弃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贡献理论力量。     

感知、行为、表征三元逻辑：乡村振兴视域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主客互动与再生产

留住乡愁，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望是乡村文化振兴应有之义。现代化浪潮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出现碎片化与同质化、“量”与“质”失衡等矛盾，作为文化空间中的真正使用者，村民的互动实践赋予村落文化差异性、乡土性“质”的内涵，对村落文化空间的再生产意义重大。通过借助列斐伏尔空间理论及其三元辩证关系分析，结果发现：当地村民在文化空间的感知层面中将文化符号整理成地方性知识体系；在行为层面中通过对文化再生产的自主转场，跨时空对文化进行了重构；在表征层面中借助核心文化特质的知识权力对文化空间中的再生产实践进行规训。由此形成稳定的乡村文化再生产过程，重新赋予凋敝的乡村文化社会性意义，回应了乡村文化何以复振的议题。     

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逻辑与提升路径——基于“青田范式”的现实经验

乡村振兴在区域、本土发展上的不平衡十分突出，尤其是在文化内核和地方特色的挖掘上明显匮乏，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突出短板。在乡村文化共同体之中，传统的文化底蕴、村落布局、民风民俗，都凝聚成乡土乡亲独一无二的精神内核和后盾力量。广东杏坛青田村的“青田范式”，就是注重挖掘本乡本土的独特的精神内核和传统，通过乡村营造、社会策划、乡村治理三种方式，凝聚文化振兴的路径，挖掘乡村文化振兴的正确的价值引领，并契合社会治理所倡导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取向，推动我国乡村实现文化自信和乡村振兴。     

新时代重塑乡土文化自信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乡土文化自信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底气,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精神支撑。新时代重塑乡土文化自信,发挥着乡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乡风文明建设的“导航灯”、和美乡村社会构建的“黏合剂”、城乡融合发展的“连心桥”的重要价值作用。目前乡土文化生成载体的缩减、多元文化价值的角逐、传承主体的断代等困境,使重塑乡土文化自信面临严重挑战。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乡土文化多样性生成,深度挖掘优秀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引育结合壮大乡土文化传承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是重塑乡土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     

城乡融合视域下的乡村文化振兴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文化振兴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重要部署。在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既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在明确协调城乡文化发展关系和高质量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目标和原则基础上，构建“过程相嵌 资源共享 主体合作”的乡村文化振兴实施框架，以城乡党建结对共建、协同推进“两创”、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人才共育共享为抓手，以乡村文化振兴决策的协作优化机制、乡村文化振兴资源的动态倾斜机制、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多元合作机制、乡村居民文化权益的共同保障机制、乡村文化安全风险的协同防范机制为保障，全方位、全过程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路径、创新逻辑与实施要点——基于欧洲一体化乡村旅游框架的启示

西方国家既有实践证明,旅游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而2020年之前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制度框架、政策体系完善阶段。欧洲一体化乡村旅游(IRT)框架理论因系统性强、实践适应性广,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好的乡村发展工具,可为我国发展乡村经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活富裕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同阶段的发展侧重与协调重点。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创新必须尊重本土制度框架与文化逻辑,立足我国国情与乡村实际,走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点的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之路。论文因此提出3阶段创新方向为生态引领-上下共创、村民为本-内外共赢、文化为根-主客共生。最后,从整体性、地方性、维度性、阶段性、可测性、主体性角度归纳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框架与实施要点。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阐释——以推动文艺繁荣发展的方针政策演进为考察对象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底蕴和精髓，在新的历史方位确立了“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文化使命，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价值指向。从“两个结合”尤其是强调“第二个结合”来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经历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促进与价值引导，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普及和提高”的文艺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促进科学文化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新时代“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文化方略，从而促使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时代合乎历史机缘地出场。在党的文化政策引导和历史逻辑的合力作用下，新时代文化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越来越聚焦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担当。     

高校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宏观建构与实现路径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源泉。高校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应主动作为,且大有可为。在总结现有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借助社会网络分析理论,从文化认同、文化传承、文化创新和文化发展四个维度入手,搭建人们对于“乡村文化想象”的逻辑框架和支撑乡村社会发展、乡风文明进步、居民共同富裕的“文化共同体”宏观架构。以“保护式开发”方式盘活文化存量,以“种文化式”手段培育文化自觉和主体意识,通过以文赋能、融媒传播等途径,促进乡村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全面振兴,助力构建内生型的乡村文化。     

城乡融合时代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教师发展

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发展有助于弥合区域间学生文化资本的差距，有利于提升自身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有益于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有助于乡村文化的发展进而实现乡村的整体振兴。但是，当前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村落场域以及历史和文化传统相隔离，致使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发展不尽如人意，既影响了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质量，也不利于乡村振兴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更新。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发展需要转变发展理念，扭转城市思维，树立城乡融合观念；摒弃围墙思维，建立校村一体观念；去除旁观者思维，构建在场观念。在此理念指导下，明确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基于教书育人职责和教师身份基础上促进乡村振兴的“新乡贤”“公共知识分子”,以及沟通社会人士投身乡村建设的“中介者”的角色定位；并构建集政府政策支持、村校一体化发展以及地方高师院校专业引领的教师发展机制。     

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理路——“意识三态观”的分析框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乡村教育的积极作为。当前,我国不少地区的乡村教育陷入了“少乡土”“缺自我”“弱自信”的三重窘境,严重掣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教育摆脱窘境的必然要求和应然路径,须具备特色化与现代化的样态、开放的姿态、自信的神态。在“意识三态观”分析框架下,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一是须重视国家意识形态知识体系的培塑,并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与普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态;二是有益于赓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促进乡村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态;三是有助于塑造群体内身份认同,有利于实现群体间和谐共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意蕴探微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一个术语革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人的对象性存在为逻辑原点,沿着人与人、群与群、国与国、人与物的维度次第展开。它囊括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多元而丰富的思想理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不是向壁虚构的产物,而是中华传统文明扬弃性传承和突破性创新的结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立足中华传统文明的精神风骨和道德气韵,淬炼吸纳现代文明“民主”“法治”“权利”之精髓,实现了中华底蕴与现代品格的兼美。放眼全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是体现了普适性的世界意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摒弃西方文明的对抗式思维,秉持包容和合的价值理念,勾勒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崭新图景,拓展了人类社会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空间,引领了人类社会演进的人民立场,创造性地回答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应该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意蕴、根本遵循及实践路径探析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意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结果,是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精髓,是中华民族统一性的时代表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精华,是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文明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遵循,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路径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推进“两个结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社会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会上作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决议,为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发展提供了思想引领。一直以来,“三农问题”既是困扰我国农村建设发展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我国国民生计的根本性问题。目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农村经济建设发展与乡村社会治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自治、法治是当今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与城市化建设步伐都在加快,我国的乡村社会也呈现出了新的变化和面貌,原来的社会治理体系已经难以满足乡村振兴战略落实需求。对此,本文探究了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社会治理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