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国家"社会形态下的刑法话语——析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刑事法律的研究意义

对刑法的研究历来被置于国家制度的背景之下,中国历史以来作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古代中原政权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完全深入,为西南少数民族提供了一种“远国家”的政治生活,其刑事习惯法也获得了发展与成熟的契机。对西南少数民族历史上存在甚至至今留存的刑事法律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当前国家刑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践及深入展开有益的探索。     

刑法解释的社会相当性考评

社会相当性是德国学者提出的重要理论,自引入中国后便获得较大关注,在刑法解释中引入该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相当性自诞生之初便与法益难解难分,在德日刑法语境之下,刑法的本质在于保护法益,它是刑法解释的核心概念,是准确匹配事实与法条的前提,还是维系价值立场与刑法解释的媒介,而基于历史和社会的相对客观性,社会相当性成为理解和评价法益的重要依据。近年来,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饱受关注,本质是社会保护与自由保障何者优先的价值立场之争,然而涉及具体刑法用语,两大理论之间及其内部存在着价值立场相互矛盾的问题,而社会相当性理论则兼具社会保护与自由保障的双重价值,可以调和两大主张相互之间及各自内部出现的矛盾。结合刑法解释来看,对社会相当性的判断,可从社会性与相当性两大方面进行:社会性包括社会整体性、社会通识性与特殊性三个要素;相当性包括广泛性、常识性、与刑法的一致性三个要点。     

经学与传统史学(专题讨论)

编者按:经学和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显学,它们之间因缘颇深。一方面,经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学与史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有着重要的思想影响和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史学也为经学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历史素材,人们关于经义的探求不能离开具体的古今历史的发展变     

功能适当原则与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从美国"禁止咨询意见"原则开始

宪法解释应当以何种方式展开是中国宪法学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通过对美国1793年确立的“禁止咨询意见”原则的探究可知,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必须与宪法解释机关的功能相适应。虽然各个国家确立了不同的宪法解释模式,但基本上都体现了“功能适当原则”。中国现有体制下的宪法解释只能适用抽象解释的模式,宪法解释程序的建立也必须以此为前提。     

中国法律文化中的特殊现象——“引经决狱”

“引经决狱”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人提出的一种断狱方式。这种断狱方式要求司法官吏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以儒学经义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的根据,并按经义的精神解释和适用法律。所谓“经义”,即儒家经典阐述的关于人和社会的具体思想、观点。汉代“引经决狱”者常引用的儒家经典主要有《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尤以《公羊春秋》为主,故又称“引经决狱”为“春秋决狱”。“引经决狱”产生之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司法均有重要影响,本文拟对这一人类法律文化史上罕见的现象做如下分析。     

“解释学转向”，还是“解释的转向”?

本文通过对理解与解释的关系及科学哲学的历史进程的分析，对国内学术界一种流行的见解——科学哲学发展中出现了“解释学转向”——提出质疑，认为科学哲学发展进程中历史主义学派实现的并不是“解释学转向”，而是“解释的转向”。     

盗窃罪新论——以罗克辛归责理论为视角

中国刑法学界对盗窃罪主客观构成要件的解释存在形式化的倾向,没有从刑法规范的保护目的出发,对盗窃罪主客观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无法合理地说明实践中出现的一些疑难案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国刑法学家罗克辛教授所提出的归责理论是一种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的理论,可以为中国盗窃罪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论中国古代的“九品文化”

“九品文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几乎无处不在。以“九”为模式的文化源远流长．大量史料说明，“九品文化”发端于远古夏禹时代．“九州”的划分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也使“九”深深植根于华夏民族思想意识中。班固以九品叙录古人，陈群立九品官人法，“九品模式”开始形成强大的辐射力，影响涉及中国古代文化、文学、政治等各个层面，形成了中国古代以“九”为大．以“九”为最的“九品文化”。     

阐释·诠释·解释·说明

阐释学内部主要包括四个概念，即阐释、诠释、解释、说明。“阐释”在于表明一种不饱和的整体性非封闭展开状态，即“思的开放”。“诠释”是在确定、收敛、统一中将“看”的行为实施出来，同时在“看”中确定“作什么”。“解释”是“再通过讲说加以昭显”,即将“共置”或“端呈”之物的内部结构展示出来。“说明”在于对经过确定、解构、分析、显明之后的对象的功能及其要素之间的关系予以言说与揭示。四个概念依次递进，即从抽象到具体。倒转过来，则意味着从具体到抽象，同时标识着阐释学发展的四个阶段。     

Textualism,structuralism and originalism： the art of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Basic Law

本文分析了香港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三次解释中所采用的法律解释方法,包括文本解释、结构解释和立法原意解释等。文章强调“人大释法”在娴熟地采用这些法律解释方法时对法理学说的运用。文章指出,在居港权案中,特区终审法院与人大释法在法律解释方法上的分歧主要在于确定体现立法原意的权威本文的过程中,究竟是采取程序主义的形式审查,还是实质主义的意图推定,这不仅是法律解释方法的不同,而且是法理学说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在此基础上,文章批评了立法者不适宜解释法律的流行偏见,呼吁将基本法纳入列国家宪政体制中来理解。     

中国传统词法研究的虚字阐释形态

如果说西方古典语言学在脱胎于经典阐释和哲学思辨后不久就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那么中国古典语言学则将由经典阐释母体带来的阐释形态一直保持了下来,以至于我们今天考察中国古代语言学的每一个领域,都要从它的阐释形态中探寻其发展轨迹。这种阐释形态古人称之为“训估”。据唐人的解释:“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①中国古代对语义、语形、语用的研究,都离不开这种“解释之义”。从语法学的发展来说,其体系正是在“训诂”中成其规模的,因…     

“治水社会”和中国社会——兼评K·A·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

本文以中国古代史籍中有关地理、气候等历史记载为依据,认为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所提出的“治水农业”不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史实,他的东方“治水社会功能导致专制社会”的立论在事实上和理论上也都是站不住脚的。作者认为,造成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深层原因,是以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族社会组织和结构为内因,以抵御外敌和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侵扰为外因,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还就如何历史地评价中央集权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特征以及中固历史发展道路的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中国古代建筑的文化折射

中国古代建筑不仅仅是中华民族赖以起居生存的实用需要，也是民族审美趣味、自然感情、宗教态度、社会风尚、心理气质以及价值观念等文化意识的艺术表现。“使物质经由象征变成相似于精神生活的有关环境”①。由于建筑是人类文化意识在环境条件、经济状况等积极作用下，通过行动而得到的产物，并且“始终是为人类行动所决定，所关连，或为人类观念所启发”②。因此，建筑艺术的发展风貌与人类文化观念密切相关，互为影响。一、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演变总体上说，中国古代建筑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历史阶段。自封建社会开始…     

王阳明之前儒家“良知”心性学说的历史考察——从孟子到陆象山

自从孟子第一次明确提出“良知”范畴以来，它就与先秦儒学的心性论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范畴。同时，“良知”也不是一个静态的、纯结构性的范畴。随着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的发展，随着中国传统的人性、心性学说的日益丰富、完善，“良知”范畴也不断拓展和深化着自身的理论内涵。因此，对“良知”的考察不能够只局限于静态的结构分析，还应该考虑到其动态的历史发生：循着先秦儒学的心性论一大乘佛学的佛性论一宋明理学、心学的历史脉络，可以考察“良知”范畴历史发展的源流正变，揭示王阳明心学之前“良知”范畴的历史内涵.     

洗劫南海，西沙海底文物被盗之殇

这些“水下海盗”不仅有海南当地渔民，还有来自境外的盗捞者。据海南省文物局介绍，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新情况，有周边国家存在蓄意破坏中国南海水下文化遗存的嫌疑，意在销毁中国有关南海主权的历史证据。西沙是南海美丽富饶的岛礁，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由于珊瑚礁盘密集，有众多古代商船触礁沉没于此，形成了丰富的海底文化遗存。这不仅具有重大的考古科研价值，更是中华民族世代在南海活动的重要见证。     

"天人合一"观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制约

“天人合一”观给予中国文化以深远的影响,也使得中国古代科技领域呈现着重实用、善综合,主客体混融一体的思维特点。在19世纪末叶以前,中国的科技思想理论始终被制约在传统“天人合一”观的藩篱内,从而抑制了中国古代科技向近代的发展。     

何休历史哲学理论探析

儒家历史哲学理论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主导形态。何休作为东汉时期最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他关于历史发展的特征、规律之认识同样系统而深刻，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在于将《公羊》“张三世”说与“通三统”观点加以新的整合与融会，首次提出了以“衰乱——升平——太平”为中心内容的社会发展模式，强调“大一统”“夷夏一体”、“天下远近小大若一”为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从而使儒家的历史哲学理论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探研历史宗教地理学的一部力作——评《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佛教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印度，而其发扬光大却在中土。大约在西汉末到东汉初，印度佛教传人中国，后经诸多高僧大德不懈努力，佛法深入人心。在佛教东传两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不仅翻译了大量梵文经典，而且形成了众多佛教宗派。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存留有大量的佛教石窟造像、寺塔建筑等文化艺术瑰宝。虽然佛教在中国历史上曾遭遇多次“法难”，甚至灭顶之灾，但这些文化遗产却始终没有泯灭。     

中国古代传统地缘政治的思想评析与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偏重于实践,主要包括：北守南融、以藩为屏、以夷制夷、合纵连横、屯垦戍边、富国强兵等。中国古代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服事观”确立了中国古代地缘政治层次的治理模式,其对维系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大一统”格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认为,中国古代传统地缘政治思想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中国中心”的地缘观逐渐演变成一种狭隘的世界认知模式;重陆轻海的地缘观导致海权观念淡薄、海洋权益丧失。当代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理论应在继承古代传统思想的同时,对其进行再造和升华。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在实体价值层面的最大特色是司法的宗法伦理理性。“经义断狱” ,充分体现了儒家之礼对中国古代司法活动的影响 ,礼治主义成为中国传统司法的最高原则 ;“德主刑辅” ,着力提升道德在中国古代司法中的重要性 ,深刻反映了传统司法的德治主义精神 ;“御笔断罪” ,形象地表现了皇帝对司法的控制 ,透视出中国传统司法中皇权至上的实质和鲜明的人治主义色彩 ;“和谐与无讼” ,代表着传统中国人对诉讼司法目的的理想追求 ,是中国传统司法文化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和最高的价值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