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百县千村”之“整村调查”数据

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顺应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基于“河南省‘百县千村’人口流动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在乡镇、县城、省辖市、省会和三大都市圈等多种空间类型的就业分布。从整体看,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分布呈现出两端多、中间少的“U”形特征,省内则以郑州市区和各县县城为主要就业地点。受教育程度、就业信息来源等个体因素,家庭人口规模、家庭抚养比等家庭因素,村庄区位和经济基础等村庄因素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选择均有显著影响。     

珠三角地区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城市融入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四个维度,农民工社会资本划分为个人关系、组织参与、政策制度和社会关注四种类型。基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调查问卷数据,通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四种类型社会资本都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显著影响,但作用强度不同;高中以上学历农民工,主要依靠个人关系型社会资本促进其城市融入,高中以下学历农民工,个人关系、组织参与和政策制度三种类型社会资本共同作用促进其城市融入;政策制度对高中以下学历农民工心理融入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社会资本、同群效应与社会距离关系的实证分析

缩小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增强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实现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根据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所得的数据,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可以发现,以社会距离为中介变量的社会资本、同群效应等因素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起着不同的强化作用。在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因素的影响下,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其身份认同呈现显著的正向强化作用,而同群效应对其身份认同呈现显著的负向强化作用。因此,应从缩小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入手,增强其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本,避免同群效应在其城市融入过程中的负向作用,从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序进行。     

农民工的“城市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河南省“百村调查”的数据分析

通过河南省"百村调查"数据,能够分析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数据分析表明,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打工地点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年轻的、文化程度高的、收入高的、在省内打工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城市梦"。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应充分尊重农民工的进城意愿,分类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重点关注青年农民工群体,促进该群体融入城市;完善产业集聚区配套设施,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就近城镇化。     

社会网络变迁背景下进城农民工社会资本构建研究--基于2010年CSSC贵州项目数据

基于2010年CSSC贵州项目数据，以网络结构观和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为理论关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发生了变迁，主要是由作为人情网的“强关系”和作为信息桥的“弱关系”共同构成。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网络的作用形式突破了以提供人情为主的方式，有效地加强了信息的传递作用。而有效拓展和推动进城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变迁，增加其在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本，将有助于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助推中国的城镇化。     

城市农民工弱势地位的成因及其对策分析——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城市农民工是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由于自身社会资本的薄弱,成为社会的一个弱势群体.社会资本是人们在社会互动中有目的地建立或由于其他活动而逐渐形成的社会资源存量,它对于农民工来说意义重大.目前,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本处于全面塌陷的状态,因此必须增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使其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公平、合理地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     

强关系型和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就业有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利用来自江西地区534份调查问卷的数据,比较了利用强关系型社会资本实现就业和利用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实现就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异。结果显示,大多数农民工都是通过强关系实现就业的。通过强关系实现就业的农民工就业的满意度更高,通过弱关系实现就业的农民工在收入、就业正规程度等客观就业质量方面更高。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大建设专门服务农民工的劳动力中介机构,建设多种形式的农民工服务体系,农民工自身要不断学习,积极融入城市,拓展社会资本。只有通过政府和农民工自身两方面的努力,才能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留城务工或永久返乡: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老年农民工抉择的影响

当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主流时,第一代农民工中的老年、高龄群体是该退出劳动力市场,还是继续留城务工,是他们必须面临的问题。研究发现:虽然老年农民工人力资本明显较弱,但相比青壮年农民工,他们累积了更多的城乡社会资本;在以退出劳动力市场为前提的返乡意愿上,那些流出地社会资本越多、流入地社会资本越少的农民工返乡意愿越强烈;对于永久返乡的老年农民工来说,流出地乡村社会资本对其有决定性影响。农民工群体在"生命周期论"和"历史决定论"之间寻找平衡,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意愿上,乡土社会所具有的社会关系格局和"落叶归根"情结,对其永久返乡有强烈的吸引力。     

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基于对1393名农民工调查的分析

运用进城打工农民就业变化与市民化调查(2013)数据,从横向职业地位的静态比较和纵向职业流动的动态发展两个维度,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放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建立职业地位、职业流动和职业升迁度三个基础模型。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首次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中"去体力化"这一上行流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农民工中精英群体通过努力,边干边学,进入中高端职位上行流动的可能和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职业的上行流动,是他们通过获得和运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特别是前者实现职业地位上升的过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个体背景特征各因素,对于农民工职业"去体力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影响存在差异,应该更多地从流动农民打工经历中人力资本能力的形成、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与顺利转换、农民工家庭迁移水平的提高三个维度进行政策设计,促使农民工实现职业"去体力化"上行流动。     

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居留和落户意愿的影响——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生计资本理论,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5个维度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居留和落户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居留意愿远大于落户意愿。二者影响因素的共性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的状况,差异体现在农民工自身长久利益的驱动等方面。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作用体现在经济条件优越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有更强的居留和落户意愿。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体现,城市公共服务的有效保障和社会资本的累积会增强农民工的落户意愿。作为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家承包地和宅基地的生计保障功能可以让农民工安心在城市工作生活,但不利于其在城市落户。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保障农民工的自然资本以促使其安心落户城市,提升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实现其安居乐业,改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增强其城市生存能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以实现其在流入地的心理社会融入等。     

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入的能力建设——基于森“可行能力”视角

当前,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入问题已发展到应对融入者能力本身进行关注的阶段.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透视当前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能力建设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聚焦于“可行能力”视角的意义就在于对主动融入的强调和对融入目标性的关注.为了更加明晰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的需求及其融入方向,制定一份尽量全面体现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入需要的可行能力清单是非常有必要的.基于体能、技能与智能三者的统一,构建了包括健康能力、学习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参与能力在内的可行能力清单.并从自身、社会支持、制度三方面探讨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可行能力匮乏的原因及其可行能力建设的路径.     

社会资本、村务管理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村级数据的研究

文章分析了社会资本及村务管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通过利用了6省的村级数据,构建了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社会资本、村务管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变量对农民收入产生了正的显著影响。村务管理变量中,县乡政府干预村务管理的变量对农民收入产生了负的显著影响,村民接受技术培训人数变量却未对农民收入产生显著影响。     

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与失地农民城市适应性——基于江苏省469户失地农民的调查数据

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性不仅关系到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成败,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对江苏省469户失地农民的调查数据显示,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性受失地农民拥有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人力资本严重短缺、物质资本较为薄弱、社会资本尚未充分构建,是导致失地农民城市适应性较差的根本原因。失地农民人力资本的高低取决于其受教育程度、通过培训获得的技术以及干中学累积的经验,失地农民物质资本与其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有关,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由其业缘关系网络、财务支持网络和政府推动网络构成。为提高失地农民适应城市的能力,政府应在技能培训、就业指导、资金扶持、住房保障、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医疗和养老服务等方面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和扶持。     

家族企业社会资本融合度调查研究——基于广东家族企业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

以公司成立时间长短和公司规模作为企业发展阶段的初步计量,对我国家族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关系资本的融合度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从整体上来看,家族企业发展阶段与各种社会资本融合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村基层选举——基于A村的实证研究

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在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同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血缘关系网络为中心的宗族势力的恶性膨胀,姻缘关系网络嵌入血缘关系网络之中,社会资本的动员手段日益多样化,诸如通过金钱投资(买选票和换票)、请客送礼、利益承诺等方法拉拢选举人。为此,就需要不断提升社会资本存量,发展以信任、互惠和合作为核心的公民自组织。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发展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合力",进而促进村庄整体的发展。     

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贡献水平与空间溢出效应的分析

在界定社会资本与区域社会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分结构、关系、认知三个维度构建测度体系,采用2007—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西藏自治区)数据测算中国社会资本分阶段分区域的贡献水平和空间溢出效应发现,中国社会资本作用日益增强,地理边界更加明显,同时表现出一定"引力";发达地区社会资本对当地的经济增长贡献更大,但对其他区域的带动性不强甚至形成虹吸效应,而欠发达地区社会资本对其他区域的溢出效应为正。未来应更好发挥社会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提升社会资本在西部区域的贡献水平,同时注意防范可能存在的区域不平衡问题。     

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中介效应的分析

儿童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状况会影响居民成年后以至整个生命周期的幸福感水平。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证明并揭示了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能够产生正向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通过居民成年后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男性居民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城镇居民大。从生命历程视角看,儿童期是提高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时期,因而可以通过完善儿童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强教育扶持力度、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等途径,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高。     

失业者再就业经济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保定市失业者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调查

根据韦伯职业分层的三个标准,认为再就业经济地位（收入）是衡量失业者再就业职业地位的一项重要指标。通过对保定市300名失业者的实证研究,着重考察了失业者拥有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其再就业经济地位所起的作用。结果显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集中在嵌入的网络资源）对失业者再就业经济地位有显著影响,而人力资本却出现“失灵”现象。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保定市在正式制度“缺位”的社会结构转型期须重视社会资本对再就业经济地位的效用与局限性、应进行正式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加强再就业培训等人力资本的更新。     

OFDI对国内资本形成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OFDI对国内资本形成存在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利用2003～2009年我国15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OFDI对我国国内资本形成的影响。在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及其他相关社会经济变量后,计量分析结果表明,OFDI每升高1%会导致国内资本显著增加0.164%,即OFDI对我国国内资本形成具有正的挤入效应。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资源寻求型OFDI的持续促进、第三产业OFDI的崛起以及技术寻求型OFDI的发展。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性别差异的作用机制解析——基于人际关系网络调查样本的实证研究

不同群体的人力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关系的重要资源,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寡会影响不同群体的行为选择。基于2021年人际关系网络调查数据,依托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较少的群体在金融与交通等市场化程度较高领域倾向于动用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较高的群体在医疗与教育等市场化程度较弱领域倾向于动用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能够相互“借力”为其所有者提供收益。在构建社会资本动机方面,“男女有别”的特征尤为突出,男性更愿意进行同质化的情感投资以维系其社会资本。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社会资本的工具性价值越来越弱,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对营造高质量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越来越重要,这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