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运作逻辑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以合同契约的形式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建立起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并将社会组织带入基层社区治理场域。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参与社区治理过程涉及到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两个层面,结构嵌入体现在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之间的结构特性及其资源获取能力,关系嵌入体现为不同主体的互动策略。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的实质是社会组织依靠专业技术能力进行资源动员与自组织培力的过程,是社会服务网络建构与社区治理共同体打造的现实基础。政府购买服务以项目制嵌入到社区能使社区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三社联动"的运行更加良性、社区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最终使"嵌入—互动—合作"图景得以建构。     

农村互助养老社区组织化的实践逻辑——基于全国农村互助养老案例的分析

提高农村社区的组织化程度是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解决农村养老困境的有效途径。基于对全国农村互助养老案例的扎根理论研究，探索农村互助养老社区组织化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农村互助养老组织化是组织化的过程、结构和基础的有机统一。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运行依赖“熟人社会”环境、集体经济和基层自治的底层逻辑，政府和社会推动组织化需建立于其上。促进互助养老的可持续运行的关键在于建立互惠均衡、权责明确的契约关系，提高个体与组织的关联程度，激发个体的参与动机。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松散、基层自组织薄弱、服务存在单向性、治理主体的权责分配失衡制约着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运行。农村互助养老应当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导向，与村庄的资源禀赋相结合；重视底层逻辑建构，培育老年人自治组织；优化治理主体间的合作结构；创新互助养老运作模式，提高社会关联程度。     

社区托育服务共同体的系统审视与建构路径

社区托育服务是实现普惠托育服务扩容，提升托育服务可及性的重要思路。社区托育服务共同体是有效供给社区托育服务的重要载体，可以从价值、功能与结构三个层面进行系统审视。在价值层面，社区托育服务共同体呈现出促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增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包容性、完善全面三孩政策配套性的三重价值意义。在功能层面，社区托育服务共同体综合需求整合、资源落地、空间建设和组织管理等功能于一身。在结构层面，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社会企业、基层社区等构成社区托育服务共同体的基本结构要素。社区托育服务共同体的建构路径可以从功能层面资源共享、结构层面服务共建、价值层面责任共担三方面入手，促进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城市基层社会的“重层结构”:从概念到社会治理实践

“重层结构”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形态，它因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而产生，兼有国家性与社会性的双重性质。在新时期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重层结构蕴藏着丰富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机制、运作方式和经验性、社会性的行动模式，治理禀赋的特征十分明显。从重层结构中发掘治理资源并应用到治理实践是实现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应有之义。为此，需要从重层结构的特征入手探讨其内在的治理路径和实践逻辑，以推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整体性建构。     

社区物权治理的政治逻辑

社区物业治理绩效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我们认为源于关联物权的关联密度是影响社区物业治理绩效的更为根本的因素。关联密度=所有关系强度+空间距离+共同体价值+组织连带,这样一种关系式衍生出两重逻辑,即所有关系衍生的制度逻辑: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即业主与业委会之间、业委会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空间距离衍生的议题逻辑:影响分布不平衡。这两重逻辑同时嵌入共同体和党政体制之中,产生连带责任。基层政权此时需要根据问题的来源:双重委托代理衍生的合作与冲突、嵌套统合机制衍生的依附与自主来界定现实情境,即根据物业治理主体的四种关系形态:依附—合作、自主—合作、依附—冲突、自主—冲突,来具体决定何时和如何干预,总体上,形成一种自主性吸纳的干预方式。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基于“情感—关系—行动”解释框架的分析

基于“情感—关系—行动”逻辑的治理共同体解释框架，以G省拆迁安置S社区社会工作实践项目为案例，运用参与式行动研究和反思社会工作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研究发现：社区情感倦怠、主体关系异化与集体行动缺失制约着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围绕共同价值生产、主体关系再造和集体决策共识的社会工作实践破解了上述制约，激活了社区共同体建设活力，强化了基于平等的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和行动协同；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以“完全在场—选择在场—隐形在场”的行动逻辑推动社区逐步形成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的局面，赋予社区内在的治理潜能和治理动力，推动社区形成稳定性、持久性、独立性和常态化的治理模式和结构，回应了社工机构撤离后的社区治理成果巩固难的问题，推动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保护型经纪: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色实践

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具有官民二重性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对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有着特殊的功效,充当了政府与社会双重代理人角色,发挥了保护型经纪的功能。作为支持型民办非企业性质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不失为强政府弱社会格局下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也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类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规范化自主运营、专业化实体服务、能动性个体与团队是其保护型经纪功能发挥的重要机制。     

文化转型视角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

社区文化治理体系是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议题,建立健全社区文化涵养体制机制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抓手.基于文化转型理论视角,以N市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为例,考察文化强国战略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送文化"与"种文化"导致的基层社区文化供需结构失衡是文化治理转型的内生动因,L社区通过积极开展文化阵地建设营造新型社会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大力培育文化志愿服务创新文化营造的社会协同机制,通过有序引导多维主体共治实现社区文化营造的共建共享机制.因此,从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的主体、规则、效能三重逻辑,以及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实践经验来看,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必须激发农民主体意识和内生动力,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送种并举",又必须在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强化政府统筹和行政规划.另外,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亟待整合多元化社会资源,强化基层社区文化治理合力效应,提升文化治理效能.     

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政党整合逻辑

党组织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关键主体与核心力量。以江苏省Z社区为考察样本,从“政党整合”的角度出发,探讨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行动逻辑。“政治整合、组织整合、资源整合、技术整合”是网格化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主要表现：在政治整合上,通过方向引领与规则制定营造网格治理运行的政治生态;在组织整合上,通过柔性嵌入、服务吸纳与党群协同的方式统合多元化的组织力量;在资源整合上,通过赋权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建引领的方式促进部门协同与属地资源共享;在技术整合上,通过信息的智能化采集与归类处理重塑行政治理手段并再造城市管理流程。本质上,“政党整合”的治理逻辑是对基层社会秩序重建的一种创新实践探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回应基层治理危机强大的调适能力,有助于推动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并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基层治理理论体系。     

统合治理与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基于县域议事协调机构的经验分析

当代中国基层的统合治理,是以党组织的领导权威为基础,依托党政体制的组织架构,实现对“条条”与“块块”的整合协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合治理模式,既克服了科层制的弊端,又超越了西方整体治理、弹性治理等理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独特优势。近年来,随着中心工作的多元化,一方面,县域统合治理的需求大量增加,县域党委政府频繁启动政治动员,建立议事协调机构,基层各层级、各部门都被卷入政治动员体系之中,使得基层治理体制刚性化;另一方面,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日益增加,但统合效能并未得到同步增长,统合治理出现“内卷”局面。诸多议事协调机构只具有形式、象征意义,而并未发挥实质性的统合功能,催生了大量的“软协调”。大量软化的议事协调机构的出现,成为基层形式主义的重要表现。     

找回居民：新时代基层治理价值重塑与深度转型

当前，基层治理创新如火如荼，“居民都去哪儿了”却成为一个时代之问与不解之惑。科层压力与政绩驱动使基层治理成为中心工作，但由于群众工作式微，产生了“政热民冷”和“治理悬浮”的困境，找回居民成为打破困境的必然选择。新时代的基层治理首先要回答“为谁治”“谁来治”“如何治”的理论命题，找回居民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塑基层治理价值以及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举措。然而，找回居民不仅要注重服务居民，更要注重组织居民，激发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能动性和主体性，提升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其重点是要在关键领域发力，着重在关系重塑、项目治理、技术应用、基层自治和志愿服务中找回居民，进而正确处理好政府、社区(村)和居民的结构性关系，助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价值驱动、结构优化与主体赋能：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基层治理共同体是基层治理主体通过合作参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建构基层治理共同体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建构基层治理共同体，需要建立价值驱动，使治理主体明确责任并筑牢信任与尊重的基石，增益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性；实现结构优化，厘清治理主体间关系与利益结构，以完善的规则体系保障合作参与，增进基层治理共同体的规范性；进行主体赋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民主要素融入基层治理，创新合作参与的协商机制，提高治理主体的治理效能感，增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持续性。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再造社会组织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从行政性管理向“社会性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再造了大量的社会组织承担社会服务,这类再造社会组织在实际运行中所形成的社会组织与国家的合作方式,具体表现为政府提供资金,民间组织提供服务的委托经营模式.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体现了社会转型期间国家社会化治理的尝试,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贫民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但这一类政府再造的社会组织运作过程中依赖政府,成为政府部门的延伸,表明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官办社会组织的合作提升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技术,进而促进了社区和谐.     

秩序再造：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

过渡型社区是由传统村落向现代社区的转型样态,具有“亦城亦乡”特征。过渡型社区居民面临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空间适应,空间形态重构推动治理模式转变,因此基于“空间—治理网络”分析框架,研究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一方面,过渡型社区空间重构包涵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转变过程。另一方面,过渡型社区治理转型以“主体-策略-关系”的内在逻辑,一是通过治理主体重组形式,重塑治理权威和整合治理资源;二是运用网格化治理,重视居民服务诉求,提升社区治理效率;三是加深社区治理关系,形成具有居住空间同质性和社会交往需求性为特征的“微共同体”。过渡型社区治理应以提升居民生活满意感为重点,构建新型治理共同体,再造社区治理新秩序。     

网格化管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运行逻辑与实践特征——基于N市Q区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兴起的网格化管理完善和优化了我国以社区制为核心的城市社会治理体制,同时也影响了城市基层的政治社会结构,形塑了秩序整合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和市场间的关系及其制度与组织表现形式。它通过划分网格重构了基层社会治理单元,下沉党政资源的同时激发了社会和市场资源。网格化管理构建起了一种刚性与弹性并济的目标责任制,并通过考核评定来保障其有效实施。此外,网格化管理还创新了基层党政组织的运作方式,增强了党政系统对社会利益诉求的回应与满足,从而有利于秩序稳定。但网格化管理也表现出了"科层化"倾向和"压力型体制"的特征,导致了国家的"内部分化"以及国家与基层社会联结的"非均衡性"与"不稳定性"。这使基层政府无限承担了社会治理责任,却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同时制造了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     

“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的转换逻辑及实现路径

“三社联动”面临“四个不够”问题，“五社联动”应运而生。从“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的转换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这种转换不仅是一个数量的变化，而且也是治理逻辑的深刻变革。其在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资源四个方面都有所变化，由此形塑的社区治理模式也有所深化。深层次看，“三社联动”秉持二分逻辑，是“国家-社会”关系的产物，目的是促进政社互动。“五社联动”秉持三分逻辑，是“国家-社会-个体”关系的产物，注重激发居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能够更好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解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目标。为实现两者的有效转换，需着力解决好“联什么、怎么联、如何动”的问题，关键是要利用治理技术完善联动结构、健全联动机制，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     

“创熟”：激活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模式——“结构—行动”框架下F市T社区的实践分析

“创熟”的实质与核心就是通过激活和整合社区治理的各项存量资源和要素,实现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创熟”工作有效实施的背后在于遵循了一条可适的“治理共同体”逻辑链条,即“情感—利益—组织—命运”框架,该框架有效打通了“结构与行动”及“资源结构与规则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以情感、利益、组织、命运等社区资源结构为逻辑主线,以情感沟通培育、利益矛盾化解、主体合作共治、思想文化塑造等行动策略及其相应的情感联结、利益协作、组织保障、文化引领等结构化机制为内容体系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一体两翼”模式。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情感支持、理性治理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价值定位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具有情感支持与理性治理的价值定位;随着多元化主体的参与,二者呈现出情感支持理念理性化、理性治理理念情感化的交融状态。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有情感支持理念强、理性治理理念弱,理性治理理念强、情感支持理念弱,情感支持与理性治理理念均弱化等发展方向;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需要协调情感支持理念与理性治理理念。文章认为,作为应对策略,可以通过强化家庭养老的理性治理理念、健全上门服务中的情感反馈机制,以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的标准规范;通过智慧养老设备与情感支持理念的融合、大数据服务技术与情感支持理念的融合,以加强养老服务技术中的情感支持;通过对社会服务机构是否盈利进行分类,均衡其情感支持理念与理性治理理念,以规范社会服务机构的价值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