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扁平化改革与企业经营绩效

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是促进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轨道的重要抓手,国家财政体制和财税政策对此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从纵向省以下政府间财政体制的视角出发,基于财政省直管县这一典型的财政扁平化改革,构建微观企业面板数据,利用不同县域改革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评估了财政扁平化改革的微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与非改革县（市）相比,试点县（市）企业的实际产出和实际利润分别下降了约2.97%、7.47%,资产回报率下降了约3.29%。进一步分析表明,改革后税收分成比例的提高和地方政府官员短视预期导致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强化了试点县（市）收入激励,提高了税收征管力度;改革后财政体制下协调难度的增大、区域竞争的加剧扭曲了试点县（市）的财政职能、损害了纵向与横向间的合作,导致财政支出增加和财政压力加剧,对企业绩效提高产生不利影响。     

财政分权下的土地问题

当前,城市非理性扩张,房价不断攀升、土地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日益凸显,这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土地市场行为.大多数学者在财政分权制度下分析土地问题,通常关注的是地方政府间横向竞争对土地问题的影响.本文关注的是中央与地方纵向财政竞争下的土地问题,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优势来对分权的边界进行事实上的调整,通过体制外收入扩大了自己的财政份额,来弥补中央政府所确定的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重新对财政权力进行分配,将非正式资金纳入到国家正规的税收体制中来,使得地方政府进一步寻找新的体制外来源化解中央的压力.正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导致地方政府依赖非正式资金体系来获得可支配收入,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土地逐渐成为地方政府获得非正式收入的最重要的渠道,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土地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是当前严重土地问题的深层次的制度根源.     

工业机器人、技能结构升级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机器人应用在引发企业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变革的同时,将如何重塑生产要素分配格局?为此,文章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了工业机器人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理,并利用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提高了制造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支持了该结论。基于学历和岗位双重维度的机制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主要通过技能结构升级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技术人员占比低的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小的行业、中西部地区和有政策支持的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财政调整收入分配格局问题研究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收入分配是财政的主要职能;财政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政策手段。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财政应从自身职能出发,完善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制度体系,促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调整。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总收入、劳动收入份额、管理层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高技能和高学历员工占比、风险承担水平,并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表明数字化转型具有产出增长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风险加剧效应,从而可以对企业的收入分配产生增加收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拉大内部薪酬差距等多维度影响。此外,管理层权力增强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和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对科技型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比非科技型企业更强。分位数回归显示,数字化转型要在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促进企业收入增长,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趋于增强,而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趋于减弱。因此,应在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合理约束管理层权力,利用数字化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研究——基于城投债的证据

在严峻的“财权事权不匹配”形势下,地方政府债务压力逐渐增大。本文将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地级市城投债为例,通过理论梳理和实证分析,检验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是推动地级市城投债规模激增的重要驱动因素。“省直管县”改革导致已改革地级市的发债概率、发债规模和单次发债金额均比未改革地级市高。“省直管县”改革强度越大,相关地区城投债的发行概率及规模也越大,“省直管县”改革引致的财政自给程度下降显著促进了城投债的发行。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财政分权通过土地出让收入、财政赤字与固定资产投资影响地方政府城投债的发行。     

房地产税、土地财政是否有效增加了公共品供给——基于1999-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9-2011年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构建公共品供给综合评价指数,运用两步系统GMM估计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房地产税显著提高了非经济性公共品的供给,而土地出让收入则更多地投入到了经济性公共品领域.进一步研究发现,房地产税和土地出让收入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房地产税显著增加了东部的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但对西部影响有限;土地出让收入对中部地区的经济性公共品影响最大,对西部的影响则不显著.我国地方公共品的供给主要依赖地方政府投入,去“土地财政”以及构建以房地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收体系是我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要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改革财政分配体制,提高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从基尼系数变化看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保持着上升趋势,在当前收入分配政策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构建ARMA模型可以发现,我国基尼系数将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并在2020年达到0.568的水平.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进而降低基尼系数的有效政策工具,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征管效率和收入规模的现状制约着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发挥.基于基尼系数的变化,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取向应该是:实现向综合所得税制转变、适当考虑负所得税、加强税收征管、提高个人所得税比重并采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     

财政分权、环境管制与污染治理

财政分权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改革,环境管制是推动企业污染治理的关键因素。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对于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权衡取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各有不同。地方政府作为环境管制的具体执行者,在政府间以经济激励为核心的竞争机制下,具有与企业"合谋"牺牲环境质量换取经济利益的动机。为激励地方政府更好地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约束政企合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向企业和地方政府支付信息租金和征收罚金,建立环境管制的激励约束机制。中国环境管制的实践具有加强中央集权模式的发展趋势,环境管制分权化的程度主要受企业减排成本差异、地区间发展水平和环境监测技术三方面因素的影响。现阶段,中国应转变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强化经济激励手段,提高政府补贴,积极开发环境在线监测技术,加大对环境违规的惩处力度,科学审核环境成本,增强公众的环境教育,以改善财政分权的合理性,提高财政分权体制下环境管制的效率。     

财政分权、税收竞争和地区税收转移

财政分权使我国地方政府实际上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财政自治,地方税收转移违背了来源地的征税原则,完全相悖于受益原则,这就需要我们建立税收的横向税收分配机制和纵向财政转移机制.总的原则是,由政府定价背离市场价格而产生的地区税收转移,应逐步通过资源性产品的市场化价格改革予以解决;清晰的、可识别的地区税收转移应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商,通过横向税收分配妥善解决;不清晰的、难以识别的地区税收转移则应由中央政府掌握,通过纵向财政转移机制进行解决.     

和谐社会视角下收入分配调整的财政对策

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收入分配调整为切入点,本文全面陈述了我国社会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均、财富差距过大的现状,指出收入差距过大造成社会的不和谐。国家财政对收入分配的调整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和责无旁贷的责任,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使社会收入形态逐步向“橄榄球”型转变。     

从分税制看土地财政的产生和解决——兼与美国地方政府财政之比较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确定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税收划分办法,财权向中央集中,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为了缓解财力紧缺,地方政府采取了被称为“土地财政”的措施,内容包括高价出让建设用地、低价出让工业用地以招商引资、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和扩张、土地抵押融资等.这些措施造成了剥夺农民利益、土地资源浪费和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等负面影响,因此必须从重划中央和地方财权、改革土地出让金分配、增加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等方面着手加以解决.     

财政压力如何影响技术创新?——基于技术创新投入产出双视角的研究

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关期,技术创新是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核心驱动力.分别从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的视角,分析了财政压力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内在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了静态和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财政压力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压力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激励和抑制双重影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为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制度、提高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收入公平分配的政府职责及其定位

体现公平原则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义，是服务型政府建设所要实现的一项基本公共理想追求。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实现收入公平分配已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因此，必须正确定位政府在实现收入分配中的职责。深化收入分配领域改革、合理调节收入分配，以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化。     

政府治理视野中的阳光财政建设——广东的经验及其启示

当前中国阳光财政建设存在的主要障碍包括;财政收支行为的规范化不足;财政体制的稳定性较差;税收政策调整过于频繁;地方政府政策缺乏必要的延续性。通过对广东“阳光财政”改革的考察可以发现,广东的经验为中国政府治理结构的重塑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在地方政府层面上可以推行“三步曲”式的预算规范化改革进程,以最终实现政府治理视野中的中国阳光财政建设。     

全球化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文章以省级数据为样本,从全球化视角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回归结果显示,在全球化的两个要素中,FDI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对外贸易的扩大也未能实现提高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预期。此外,二元经济结构和人力资本以及国有企业改制引起的国有比重下降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负向影响。随着"库兹涅茨拐点"的到来,只有切实重视劳动者利益的政策调整,扭转FDI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反向关系,发挥出口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促进作用,才能在充分利用全球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提高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比例,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基于要素贡献度的要素收入份额的确定

通过建立要素贡献率—要素收入份额的一体化框架,对我国目前的资本和劳动的要素在GDP中的贡献率进行分析,从而确定资本和劳动在我国收入分配体系中的合理份额。结果表明,我国劳动收入的合理份额为33%左右;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自然规律;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应当为它快速走出"低谷"步入上行通道创造条件。     

增值税“扩围”改革中税收收入分配问题探析——以地方财政现状为透析视角

当前,增值税“扩围”改革中的税收收入分配是影响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重大问题,能否合理解决成为本次增值税“扩围”改革成败的关键,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的法理意义.在目前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应以此次增值税“扩围”改革为契机,健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体系,努力使各级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从源头上缓解地方政府财政紧迫的窘况,完善税收体制,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更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财政运行研究

提高基层政府财政保障能力,逐步实现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十二五"时期的重要目标之一。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逐年上升,财政自给率低,财政运行高度依赖中央补助收入、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债务、土地出让金收入的模式不可持续,并直接影响了地方财政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也使得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偏好不合理。要破解地方财政运行困局进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以政府层级的扁平化改革为基础,以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为重点,并加快落实地方政府的"一级债权"和"一级产权"。     

被绑在选举战车上的台湾财政

当前，台湾财政失衡严重且不断恶化，岛内财经专家指称台湾进入“财政黑暗期”。所谓财政失衡，通常指政府入不敷出，衡量标准是政府预算出现赤字、债务增加及税收占GDP的比例不断降低。所谓财政恶化，则是财政赤字成为常态，债台高筑。陈水扁上台执政短短3年，财政赤字与负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