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一个分析框架

县域是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从县域社会学的角度，这源于乡村振兴以县域全面振兴为前提，也源于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流动的特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变革要求城乡相互打通，充分尊重农村的主体性，具体涉及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公共服务、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四个方面的变革。从实践来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有两个问题需要避免：一是避免劣质城镇化；二是避免过度“经营”村庄。     

县域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实践张力与路径选择

不同于既往以村庄为乡村振兴实施单元的传统模式,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加快县域城乡融合、促进县域共同富裕与完善县域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囿于国家介入有限与基层行为偏差、城市发展偏向与乡土卷入风险、工商资本嵌入与公共利益缺失等实践张力,县域乡村振兴面临着多重阻力。应通过规划引导、机制转型、治理重塑与要素支撑等途径,完善县域乡村振兴规划,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打造城乡治理共同体,增强县域内生动力,以全面推进县域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与农村农业现代化。     

县域经济发展：双重驱动与“三农”底色——兼论“县域经济发展有限”

县域经济发展是促进区域间、城乡间平衡发展和推进县域居民过上日益美好生活的重要支撑,亟须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提质增效。然而,有学者认为县域经济成长空间很有限,尤其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县域经济必然导致县域经济发展不起来,地级市被拖垮的问题。其实,国家正在推进的乡村振兴、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等发展战略为县域经济发展激活了新引擎,释放出新活力,并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县域经济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可以依托国家推进乡村振兴和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机遇期,以及国家重视“三农”问题解决的利好政策,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乡村振兴与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要素双向配置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资本等随着要素单向流动的城镇化而不断向城镇转移,使农村发展失去生产要素的有力支撑,乡村衰落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将乡村与城市确立为并行发展的两个主体,实现乡村与城市有差异化的发展,使城乡要素在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下双向流动、优化配置。现阶段在旧的制度障碍尚未完全消除、新的制度供给还不充足的背景下,囿于资本等要素的逐利性,完全依靠市场实现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会对农村发展和农民福祉产生何种影响尚难下定论,需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这一顶层设计下探索城乡共建共享循环系统等要素双向配置互动发展机制,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等举措切实降低城乡要素流动成本,引导要素向乡村集聚,带动乡村产业振兴,实现城乡互促共融。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动态演进及其驱动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先后指出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型城镇化”建设。在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加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能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稳健发展,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以“三农”以及城乡发展不平衡为抓手。乡村振兴战略本身便蕴含着城镇化产业、生态、文化等元素,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也离不开乡村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的支持。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认识思考与对策建议

推进不同类型乡村振兴是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城郊融合类村庄的基础上延伸出的“城乡融合型乡村”,具有独特的内涵、特征和功能价值。作为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典型案例,成都市新津区在城乡要素互通、产业融合、空间重塑、农博引领、共建共治、数字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城乡融合引领乡村振兴取得显著成效。在此基础上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认识并进行理论概括,在实践中应注意政府的参与要适时适度,提高乡村居民的参与度,激发乡村人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内生动力,激活资源要素和破解金融困境,着力提高人口双向流动程度等。     

大庆市增强县域经济推动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县域经济是连接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关键纽带,县域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支撑,探索在县域层面整合城乡资源,增强县域经济实力辐射带动乡村及农业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合理选择。分析大庆市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短板,解析县域经济短板对乡村振兴构成的制约,进而探索增强县域经济以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探索与重点突破

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为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简要梳理已有新近代表性文献成果和回顾近20多年来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立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之间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提出我国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突破在于立足国土空间“四大板块”和特殊类型区发展基础,瞄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要求与面临的突出问题,以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建设海洋强国等国家战略为引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促进不同战略间的协同融合,加快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支持性制度设计,推动城乡区域在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不同区域间分工协作、发展机会均等等重点领域取得渐进突破,并辅之以一系列长效体制机制实现城乡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县域城镇化发展的战略优势与路径探析

走新型城镇化的道路是十八大提出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膨胀、环境恶劣、交通拥挤、就业岗位稀缺、社会秩序混乱等一系列的问题，而县域城镇化发展在空间、成本、资源及潜力等方面均具有其独特优势，应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认知与实践误区及其矫正

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是2017年,乡村振兴实践则存在于较长的历史时段。百年来,经历了民间自发的乡村建设、国家进场围绕土地制度的乡村建设、国家主导下从汲取到反哺的乡村振兴三个阶段。当前乡村振兴中存在割裂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乡村振兴滞留于外在的物化层面、乡村建设忽视区域的分化与差异性、乡村发展走的是依附型道路、将乡村振兴理解为乡愁的寻找和打造等认知和实践误区。总体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在全面理解其系统性、战略性、时代性的基础上审慎推进,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走自主性、内生性、普遍性、差异化的道路,处理好乡村振兴中人才"所用"与"所有"的关系,注重土地使用制度的创新与协同。     

中国式现代化下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加速和内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县域经济在中国的地位逐渐凸显。首先,县域经济承载更深刻内容,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发展特色产业的落脚点、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关键点和保障粮食与生态安全的根本点。其次,基于县域经济的新内涵,县域经济在空间上表现为区域性和综合性、在内部上表现为非均衡性和农村性,呈现出发展地位更具可重塑性、发展动能更具可培育性、市场需求更具可挖掘性、供给质量更具可提升性的新特征,形成了特色经济、农业产业化、县城带动、生态经济、“全域城镇化”等新模式。最后,基于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原则,未来县域经济需要更为明确和细致地理解县域经济发展的特性和挑战,重点关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推进、发展环境的优化、人才瓶颈的突破、乡村振兴的深化和财政管理机制的健全等方面,以促进县域经济持续、稳定与健康的发展。     

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制约与突破

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指县域城镇化进入发展质量较高阶段并呈现出集约高效、包容共享、绿色低碳、特色鲜明、治理现代等特征。推进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推动国家整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践行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客观需求。当前中国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受到产业升级难、创新创业低、高端人才少、体制机制僵的制约,亟须从产业发展、创新培育、人才育引、体制变革等方面推进。     

县域城镇化视角下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差异研究

第一代农民工返乡问题揭示了中国农民工最终走向的一个可能。“家乡”的边界因务工经历和资本积累发生了拓展,超四成第一代农民工愿意返回老家地级市、县城或中心镇,“城里有房、老家有地”成为第一代农民工的普遍追求。他们返乡决策差异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受教育水平较低、经济能力较弱、社会融入较差的第一代农民工选择返回“村域乡”;而年龄相对较小、教育水平越高、经济能力较好、社会融入能力稍强的第一代农民工会选择返回“城域乡”。身份认同、城市住房、乡村土地共同影响着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决策差异。构建良好的县乡关系,提升和完善县域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发挥县域“国家—社会”“城市—乡村”纽带作用,是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重背景下第一代农民工“软着陆”的关键。     

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的战略协整

为探讨我国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所在相对微观区域城乡经济的深化互动发展，本文从系统共生视角出发，构建了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之间“点域系统”战略协整的框架理论和水平测度模型，并运用典型实例做进一步深入分析和论证，结果表明：因地制宜采取“目标因素”与“资源因素” 不同层次系统进行双向战略协整和协整创新演进，能够创造点域系统共生的异质性价值品牌，借助该品牌的价值动力可以推动该区域城乡经济整体联动、协同发展和竞争力的持续。此外，战略协整的协同性、适应性与竞争一致性，也决定了这不仅利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对所属县级城镇、近距离都市圈及远距离小城镇与新农村进行辐射的承接和传导，也会促动反向产业链的专业分工合作及市场梯度培育，成为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一种根植性途径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实践及反思——基于H企业的个案考察

逆城镇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之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受益于高度城镇化的溢出效应、乡村市场化的内生驱动、“公司+基地+农户+市场”的组织模式，H企业带动了人口、资金、技术、投资、消费的逆城镇化实践，整体上展现“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的实践逻辑。当代中国城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逆城镇化实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基于H企业的个案考察，可以发现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不是对工业化、城镇化、市民化的挑战与反叛，而是新型城镇化的调适与顺应，与主流城镇化战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生共存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母体之中，进而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农民城市化视角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机制研究

农民城市化是推动城乡关系演变的重要动力,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推力.基于山西L县的田野调查经验,以农民家庭就近半城市化实践为视角,考察县域空间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形态与实现机制.研究发现,就近半城市化的农民家庭双向嵌入城乡社会系统,具有生产方式工农兼顾、居住格局城乡分布、城乡生活稳定可逆等特点,是城乡要素融合互动、优化组合的重要载体.而高农业剩余对劳动力的在地化吸附,发展型社会对城乡资源的双重依赖,回应型政府的政策供给,构成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主体基础、实践动力和制度保障.乡村活力有序、农业繁荣发展和县域经济活跃、城市特色凸显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效果.L县的实践经验表明,"三农本位"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立场,农民需求和村庄发展需要是城乡关系演变需要回应的基本命题.     

中国乡村振兴的测度、格局与逻辑

本文采用2010至2019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乡村振兴指数,利用σ收敛、绝对β收敛以及莫兰指数研究我国乡村发展规律。研究发现：（1）从空间演变规律来看,乡村振兴具有地域聚集性,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等东部地区乡村振兴指数呈现高-高集聚的空间正相关,而生态功能区为主的西部地区呈现低-低集聚的空间正相关;（2）从时间演变规律来看,乡村振兴水平在稳步提升,而且区域之间呈现收敛趋势,但“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并未改变。据分析,我国乡村演变规律与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地理区位相关,据此提出乡村振兴两个逻辑：乡村振兴要与区域发展战略相融合、乡村振兴要与新型城镇化相融合。     

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若干重大关系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目标,迫切需要理清乡村产业兴旺与国民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和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等之间的关系。乡村产业兴旺,并不意味着乡村产业要为当地经济增长作多大贡献,但应进一步提高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增强当地主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为农民持续较快增收创造更多机会和条件,各地为此要做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确定合理的乡村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同时,作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产业兴旺应与新型城镇化相互促进,协同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发挥作用,是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乡村产业兴旺要靠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提供动力和支撑,靠惠农强农政策提供支持。     

乡村振兴战略:新时代“三农”问题的破解与发展路径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我国城乡关系由"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不过,"重城轻乡"与"城乡分治"的现代化建设逻辑导致了乡村社会长期落后,城乡差距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中后期持续拉大,形成了严峻的"三农"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维护城乡空间正义、激活乡村社会功能,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蕴含了农业现代化转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村落文化现代化重建、乡村治理德法并用、发展成果城乡共享等极其丰富的理论意涵。新时代要以"三农"问题为靶向,以盘活资源效率与重建文化价值为关键,继续释放制度红利、破除生产要素流动障碍、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推进文化复兴与融合,以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土地利用的政策供给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开启了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新征程。农村土地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突破口和重要途径,新时代农村土地政策供给改革对乡村振兴具有多功能制度价值,农村土地利用政策供给改革通过补足发展要素短板和增添多重提质效应助推乡村振兴,并带动城乡全地域系统功能提升。新时代农村土地政策供给改革需要建构农村土地利用政策与各类相关制度的联动效应,明晰乡村振兴和统筹城乡发展对农村土地政策供给改革的正反反馈机制,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农村土地政策供给改革举措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性、适应性和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