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诸子学兴盛与文章发展史观的变迁——以章学诚、刘师培文章史观的接续与发展为例

中国古代文章理论观念的提出与变化,往往有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基础和推动作用,诸子学的影响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清代诸子学研究逐渐兴盛,章学诚、刘师培身处不同时期,二人自觉将诸子学与文章学的思考结合起来.章学诚明确提出战国文章在文章发展史中的地位问题,刘师培则承接章学诚,明确阐发了战国文章的价值,这一论述直接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散文史研究;章学诚围绕战国诸子对文章体貌流变的论述略引端绪,之后刘师培则站在文章发展史的高度,由“辨章学术”从而梳理文章发展之源流、规律,这是当代研究值得借鉴的新视角.     

章学诚论辨

本文围绕关于章学诚的评价问题进行论述，指出学术界有人对章学诚的学术和人品贬抑太甚，有悖客观事实，必须辨明。文章强调：章学诚的治学精神和学术贡献不仅不比考据学派逊色，反而更胜一筹；他对同时代学者的批评能中其要害而非挟私泄愤，根本不存在缺少史德的问题；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不可动摇     

论清代浙东学派的历史地位

在清代的学术文化中，最突出的有二个中心：一为脱离现实的朴学系统，它以顾炎武、戴震、高邮二王、孙诒让等为首；二为结合现实的史学系统。这个结合现实的史学系统就是以黄宗羲、章学诚为首的浙东学派。“浙东学派”为中国文化史上“最有光彩”的学术流派［１］。清代浙东学派“近承蕺山之绪，远绍永嘉之风”［２］，与南宋时期的浙东学派前后相辉映，精神上一脉相通。本文试图从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贡献和对社会历史的影响两个方面来探讨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论清代浙江的经学研究

浙人对经学的研究在宋元以来,不绝如缕,大凡著名学者都通此学问。进入清代之后,经学研究的风气达到极盛,出现了所谓“汉学”思潮,即主张以训诂名物考据的方法治经,推崇汉儒经说,反对宋明以来以义理说经的风气。这股思潮在乾嘉时期风靡整个学术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学(主要指汉学)之发祥地及根据地本在江浙。”又说:汉学“最后之壁垒”亦在浙江。汉学思潮在浙江极富代表性。     

雷学淇及其《竹书纪年》研究

雷学淇作为清代嘉道时期的学者,由于其宦迹不显,著述流传不广,学术成就一直淹没不闻。但他在清代学术研究史上第一次辑录、校订古本《竹书纪年》,并极力为其正名,肯定其史料价值足以弥补《史记》等书关于三代古史记载的缺陷。雷学淇治学态度严谨,且颇具怀疑精神,是清代嘉道时期一位值得重视、其学术研究成果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重要学者。     

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考察

在清代"汉学"兴起过程中,汉代的伏生与郑玄两家《尚书》经说重新受到重视,先后形成了以"宗郑"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一派和以"师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一派,两派之间发生了多次交锋,可称之为清代《尚书》学中的"伏郑之争"."伏郑之争"涵盖了《尚书》学的文献层面、 经说层面及相关经说史料的性质归属层面等,其产生原因与清代经学重视师法家法的整体风气及今古文经学背景下学术风尚、 学术背景改变密切相关.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不是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历史重现,而是清代学者在新的知识背景及历史语境下对两汉《尚书》学的阐释与重塑,其背后牵涉到的学术背景、 政治环境与现实诉求都与汉代迥然不同.     

陈亮事功之学的基本特点

陈亮,字同甫,号龙川,浙江永康人。他是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陈亮的事功之学,以“知学孔子”、明“六经之大旨”为治学的脉络,并由此形成了它的基本特点。本文想就这个问题作些粗浅的分析。力排汉学宋学,主张经世致用研究儒家经典,历史上有所谓“汉学”和“宋学”这两种脱离实际的学派。汉学热衷于文字考据,繁琐而不着边际,陈亮向来不赞成。他在《经书发题》、《传注》、《类次文中     

评仓修良、叶建华著《章学诚评传》

评仓修良、叶建华著《章学诚评传》刘连开刘连开，男，１９６５年生，史学博士，杭州大学历史系教师。（杭州３１００２８）清代章学诚的学术影响早已越出国界，他已成为一位世人嘱目的国际文化思想学者。关于这一点，几乎无人予以否认。但是，事实的另一方面也不容置疑：...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传承与创新一例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记录于1908年,但是直到2008年才出版,因而是非常宝贵的新的研究资料.章太炎是汉语言文字学承前启后的大学者,这部《说文笔记》鲜明地体现了章氏学术的传承与创新.本文从“孔”、“好”互通的例子出发,讨论章氏于汉语言文字学的传承与创新.“好”与“孔”通假,《尔雅》以下皆发之,而章氏谓“孔”亦与“好”通,则发前人所未发.章氏此说,解决了以下问题:1.“孔”字嘉美义的来源.2.程度副词“好”、“很”等的来源.3.补足辞书编纂.     

章学诚从“经世”、“明道”到主体史观的思想演进

章学诚是清代著名的历史学家 ,其史学理论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章学诚的史学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经世”、“明道”到主体史观的思想演进过程 ,以及由“史意”而“史评”而“史学”的主体意识完善的过程     

首部浙东学术发展全史──读《浙东学术史》

首部浙东学术发展全史──读《浙东学术史》华剑作为专门术语的＂浙东学术＂一词，实指历史上宋元明清时期曾出现过的＂浙东学派＂。自从清代章学诚率先提出＂浙东学术＂这一概念后。在本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分别出现过两个研究热。何炳松先生的《浙东学派溯源...     

关于《浙东学派问题平议》的商榷——兼论邵延采的史学思想

香港大学何冠彪先生撰写的《浙东学派问题平议》(刊载于《清史论丛》第七辑,以下简称“平议”),对于上自清朝章学诚、下至当代陈训慈所论述的清代浙东史学的源流提出不同的见解。笔者拜读之余,对其引证之博雅、行文之犀利甚表钦佩,但对其中心论点不敢苟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值得商榷,一、所谓浙东学派的“家法互相传受”之说从何而来?二、章学诚对浙东学术的总结是否符合历史科学?三、邵廷采应否属于浙东学派?试分述之:     

章学诚与浙东史学

章学诚承浙东史学之绪,系统提出“六经皆史”说。他强调道不离器,理不离事;反对空言,崇尚实用;并针对乾嘉考据学自矜博雅而不能汇通大义的弊端,“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成就了开通风气的学问。“六经皆史”说剥去了六经的神圣外衣,还原为史,并以史学代替经学,这在清代经学鼎盛时期是不随流俗之见。     

学科融合视域下张载“旁求合道”的治学路径探微

张载创立的关学,是宋代以降关中地域文化中最为璀璨的奇葩,是儒学的分支、宋明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创始人多学科融合下“旁求合道”的治学路径密切相关。多学科融合能够促进理论创新,“旁求合道”需要“愚公移山”的精神及成就“远器”的志向,从而成就宏阔的学术理想。在张载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都能博采诸家学说,其学术转向过程中的“所弃之学”与后转之学具有内在关联,其中的鉴式功能与阶式功能共同推进张载的学术理论创新,尤其是阶式功能在“旁求合道”的多学科融合中发挥了独创性作用。从而造就了张载阔达、深邃的学术思想和家国情怀,创立了具有全国乃至世界性影响的关学。探寻张载“旁求合道”的治学路径,对当下多学科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试评乾嘉以来学者论清代浙东学派

素称“文物之邦”的浙江,不仅是我国古代吴越文化的发源地,而且到南宋时期,曾经成了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十六世纪前后,江浙一带又是资本主义萌芽发生较早的地区。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使浙江在我国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东汉时期的杰出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就是浙江上虞人。宋明以后,浙江更是人才辈出,学派林立,学术思想异常繁荣活跃。所谓“浙东学派”,从大范围来说,应当包括南宋以来浙东各个学派在内,其中有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及明代中叶的王阳明心学(姚江学派)。但历代学者,也有把“浙东学派”理解为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学派,这实际上指的是清代浙东学派。清朝乾、嘉时代著名学者章学诚     

求真、善疑、创获:梁启超的学术态度观

20世纪初,梁启超针对中国学术界存在的学问利禄不分、笼统、因袭、武断、虚伪的弊病,提出学问之价值在于"求真""善疑""创获"。"求真"为学术之魂,在价值观层面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本位观,以获得知识、探索真理为至高追求。"善疑"为学术之本,意味着学者能独立思考,摒除成见,不受前人或他人思想蒙蔽,并在疑的基础上有所抉择,既破"他蔽"又破"自蔽",合理质疑。"创获"为学术之用,提醒学者要以自身所处的社会为前提,意识到所肩负的时代使命,挖掘潜能创造力。在实践操作层面,这三者又要通过学者以诚治学、严谨治学和专精持恒来实现。     

也论邵廷采的学术成就

也论邵廷采的学术成就钱鸣一、邵廷来的学术基础与治学风格邵廷采的学术，是否属清初浙东学派，学术界一直有争议。我以为邵廷采是清初浙东学派的一员。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邵氏学术的渊源，二是邵氏学术的内容倾向，这是我们判断邵氏学术归属所持的两个基本标准。邵...     

论江泽民价值观与真理观相统一的思想

价值观与真理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两个重要范畴,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产物,又是衡量各项工作的价值标准,因而实现了价值观与真理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作出的重大贡献。     

National learning （guoxue国学）： national identity and disciplinary reflections

近代以来,中国“国学”概念的提出并由此引发的讨论,是受到日本思想界同类概念的影响。中国近代学者提倡“国学”,首先是与“民族国家”概念的引入有关,承载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目标。因此,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世界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其次,“国学”观念也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学术制度和学术观念的冲击时,反思、理解传统中国知识体系的一种努力。由此,应将“国学”视为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它可使人意识到学术传统的独特性和中国自身价值立场的重要性,但这不意味着拒绝西方的学科体系。同样,国家的认同强调,也不应视为对于人类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