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危机情境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是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在危机情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体现在全国一盘棋下的以人民为中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并在民主、法治与科技支撑保障等基础上,借助顶层设计的决策、凝聚合力的执行和多重保障的监督这三种机制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与融合。进言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顶层设计的决策机制包括共识性的防疫目标、整体性的防疫部署和全局性的资源调配;凝聚合力的执行机制包括响应性的工作制度、系统性的防御措施、落实性的执行力度、创新性的技术支撑和多元性的社会参与;多重保障的监督机制包括规范性的法律法规、约束性的问责机制和广泛性的社会监督。通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析以探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能够为危机情境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     

治理资源对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价值功能及其有效配置路径

社会治理系统的有效运作离不开治理资源的有力保障,创新社会治理体系需要对治理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有效配置。社会治理体系下的治理资源包括治理制度、治理文化、治理平台、治理信息数据库。治理制度是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保障,治理文化是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内驱力,治理平台是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具体实现理路,治理信息数据库是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配套载体。而对治理资源的挖掘与完善程度,影响着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进程。对治理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有效配置,要立足于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求,从以依法治国为指导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建设、培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内核的公共治理文化、完善和扩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平台、建立健全大数据支撑下的社会治理信息数据库、构建治理资源协同配置的运行机制五个层面进行。     

构建合法性维度下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发展与完善政府绩效成果考核评价体系是在客观认识国家治理状况前提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为背景,从合法性的制度维度、有效维度、参与治理维度、治理多元维度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进行分析,并针对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实践中存在的绩效评估目标设定偏差、指标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不足、评估中的公民参与沟通不充分等问题,从利益整合、大数据支撑、扩大公众参与、建立制度化的操作机制等四个方面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使其真正成为政府治理行为有效性与否的"晴雨表"。     

共识凝聚与要素衔接：粤港澳大湾区应急管理共同体建设研究

积极践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战略，形成跨区域的应急管理共同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应急管理共同体是维护社会系统稳定和高效运转的重要基础，对跨域整体性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应急管理共同体建设，是粤港澳大湾区向纵深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探索。以府际关系理论为基础，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理念、制度、体制和机制四大要素切入，分析推进应急协同中的管理症结与协同落差。围绕凝聚共识、对接规则、整合资源和融合利益等提出优化路径，丰富中国情境下跨区域应急协同治理理论，为推进应急治理体系和应急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目标靶向和路径参考。     

党政统合治理何以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升?——基于陕南Z县的实证考察

乡村治理有效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乡村处于国家行政权力与基层自治权力的结合部,决定了乡村治理在实践中呈现为一种超越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超常规治理方式。基于陕南Z县党建引领“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实践案例,本文从党政互动与组织协同、任务发包与压力下沉、力量动员与资源整合等维度构建党政统合治理的分析框架。通过强化党委和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统合关系,运用领导小组机制、指挥部机制、中心工作机制等治理手段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升。研究发现,党政统合治理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具有高位推进下党政部门虚实结合与权威嵌入下组织机构条块统合的组织优化逻辑、“办组系统”结构下治理资源跨层级整合与联席会议制度下治理要素跨部门协同的资源协统逻辑、压力型体制下党政干部组织动员与政治激励机制下基层群众社会动员的激励约束逻辑。这为重新认识党委和政府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角色与解释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的实践样态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视角与研究理路。     

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乡村治理框架研究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加快实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有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动力。我国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面临治理主体权限模糊化、治理内容复杂繁琐化以及治理方式刻板形式化等多重困境。为实现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相契合的乡村治理机制创新,运用PDCA循环理论,建立以“状态分析-机制构建-机制评估-机制改进”为主线的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计划阶段明确由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以及村民协同参与的现代化治理主体职能结构,依托“一建五治”模式推进治理创新;实施阶段积极优化基层体系结构、产业发展布局和集中建设布局打造党建“红色引擎”,通过平台建设、秩序重塑、信任机制和领导协调四方面形成多层次资源支撑保障机制,同时设立乡村现代化治理的差异化调整机制;检查和处理阶段强化绩效评估结果反馈的应用,加入公众参与的视角,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重评估路径,满足乡村社会村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结合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治理框架的实施,提出乡村基层应继续推进多元协调治理,正确处理社会内部矛盾冲突,以“五治融合...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制度逻辑与实践路径

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内容,也是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并不断取得重大成就,开创了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新型制度,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新的发展阶段,推进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有效供给,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意识、涵养制度精神,培育良好制度生态。     

利益集团对国家治理的负面影响与规范路径

利益集团是参与国家治理的有形主体与基本力量之一,其消极行为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巨大阻力。其表现为:利益集团俘虏国家治理主体,腐蚀国家治理规则,破坏国家治理绩效。规范利益集团应该着眼于国家治理主体:政府、政党与公民个体;着眼于国家治理规则:国家法治制度、国家制度供给与治理文化;着眼于国家治理绩效:国家公信力、国家治理资源与国家治理机制。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具有多重向度。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诸多障碍。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权力规制、权利保障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籍以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     

社会组织界别协商：分层建构与多层互动

社会组织界别是指政协体系中以社会组织名称命名，以社会组织身份的成员作为主要来源，以社会组织本身及其关注领域的问题为主要协商议题的界别类型。社会组织界别及其协商民主的发展对于优化政协界别结构、扩大统一战线、增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组织界别协商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应遵循“循序渐进-重点突破”“协同发展-区别对待”“双向推动-多元支撑”的辩证性发展逻辑，本着“深层改革-基层创新-中层搭建-顶层设计”的路径稳步有序推进；在分层逐步建构基础上，通过各个层级之间资源对接和条件共筑，从而形成上下层级相互促进的中国特色社会组织界别协商发展局面。通过多层协商民主体系以及各层之间畅通互联机制的构建，可以进一步促进各层次各领域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为健全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有效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研究

基层党建引领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是实现中国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的有效路径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积极探索基层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治理新模式,需要不断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通过构建复合型协同治理机制、整合社会资源精准嵌入公共服务、打造"党建+互联网"治理云平台等举措的实践,推动党建的政治功能、组织功能、文化功能与社区治理有效衔接,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制度保障。     

发达地区率先实现社会管理现代化研究

发达地区社会管理实践明显滞后于其经济发展状况,必须把率先实现社会管理现代化作为发达地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核心目标,这既是区域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需要,又是夯实社会现代化基础的支撑,更是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关键.在推进过程中,需要全面关注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基层自治与公民参与、社会整合、政府社会管理、资源保障水平六个方面,突出制度建设、利益协调、资源动员、网络社会管理等关键领域,以此促进发达地区党委政府在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目标导向、治理机制、管理方式等环节的根本性转变.     

思想政治工作助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路径构建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内容实施的关键场域.不过,当前基层治理却存在着民众法治意识较为淡漠、治理法治化水平不高、社会组织参与不足及与民众需求不相适应等诸多难题.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政治优势及最主要形式.因此,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切入点,强化思想政治宣传教育提升基层民众的法治意识,加强教育培训提升治理主体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并通过构建良好的基层治理法治环境,完善基层民众参与机制切实保障民众的有效参与,这不仅有益于构建基层价值认同与相互包容的共识,而且还有益于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     

制度变迁与社会共识的分析框架——基于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基于社会共识视角审视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为推进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制度变迁与社会共识存在相互作用、动态演进关系,通过交易成本的负向效应,社会共识在制度变迁的“收益—成本”动态平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制度变迁引致的制度环境变化通过“个体认知—群体共识—社会共识”过程反作用于社会共识。另外,《土地管理法》修订（修正）历程表明,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社会共识经历了“匮乏—显化—强化”三个演化阶段,新发展阶段下,深化改革共识持续发酵。基于此,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应从事前、事中、事后环节逐步突破改革社会共识中存在的困局,凝聚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巩固制度改革思想基础;推动行动共识,破除制度改革利益藩篱;逐步形成一般化的制度共识,强化制度改革监督保障,为深化改革提供有利的共识基础。     

结构再造、秩序整合与价值共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对“五社联动”案例中的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社会公益慈善资源，以及社区间的运作过程、内在机制进行全景式描述，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会自发生成，而是通过结构再造、秩序整合、价值共创实现治理共同体构建。党建引领下的结构再造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政治保障，政治权威和资源整合能力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条件，价值共识是治理结构再造、秩序重组的现实基础，这对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逻辑并探寻治理路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的逻辑框架：制度环境·主体类型·实践方式

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是推动养老服务多元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基于参与式治理理念,可从制度环境、主体类型、实践方式三个方面构建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的基本逻辑框架。从制度环境看,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具有宏观制度环境开放鼓励、微观制度环境渐趋宽松、制度执行环境模糊约束的含混性特征,需要进一步优化制度环境才能更好地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从主体类型看,参与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主体类型可以划分为养老服务供给型社会组织和支持型社会组织,分别强调其专业服务优势和多元资源支持。从实践方式看,社会组织主要通过承办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营机构养老服务、开展志愿养老服务、组织互助养老服务等直接方式,以及政策参与、资源动员、行业自律等间接方式参与养老服务建设。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宪法叙事:规范阐释与实现路径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高等教育自身逻辑与外部环境影响其发展模式和路径，高等教育与国家的精神关联体现为个体与共同体的精神互动。基于宪法视角，阐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宪法内蕴、实质价值和规范结构，确立高等教育系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阐明高等教育“基本权利——国家义务”的动态调适机制。通过宪法成因剖析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难题，从高等教育实质精神的制度融合、高等教育公平需求的制度回应、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制度保障三方面，提出构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的实践路径，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人才基础。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定位和实现路径——以四川省L市为例

本文以S省L市为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问题，提出市域社会治理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市域社会治理既不同于基层治理，也不同于平安建设。市域社会治理不能包罗万象，应聚焦于社会治理层面。市一级在中国行政体制中具有承上启下地位，因此市域社会治理就是将矛盾、风险控制在市域范围内，确保不外溢、不扩散。广泛的群众参与是推进社会治理顺利进行的保障，先进的科技支撑是推进社会治理顺利进行的有效条件。当前市域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是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社会治理资源不足和能力有限，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高。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不少地方社会治理的顽瘴痼疾充分暴露。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设区的市应充分运用地方立法权、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智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治理。尤其重要的是，以法治化为引领，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是一条关键路径。     

制度建设何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从价值功用到建构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要求。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社会稳定直接关乎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团结,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讲,通过制度建设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是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优良治理的最佳策略。制度体系因其结构特征和构成逻辑所显现的耦合效应、嵌套关系、吸纳能力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治理实践的现实需求,使其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之中。制度建设之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价值功用主要体现于:制度建设不仅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而且可以形塑社会秩序基本样貌。也因此,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制度建构应该着眼于:以制度创新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聚政治信任、以制度资源推进认同整合、以制度吸纳促进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参与协同治理。这既是化解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性策略,也是充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建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