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谢灵运对赋的认识

谢灵运重视赋的创作 ,他的赋论散见于各篇赋中 :一是自觉的分类意识 ,把赋与其它文体区分开 ,又对赋本身进行分类 ;二是在发生论及本质上 ,强调感发作赋、赋以“通神” ;三是在风格论上不求华丽 ,“去饰取素” ,与六朝诗赋欲丽的审美倾向相悖 ;四是在价值论上 ,作赋是不朽之事 ;五是在鉴赏论上 ,作赋“托之有赏” ,鉴赏的意味更强     

刘熙载的风格论

刘熙载《词曲概》根据中国词曲的阴阳两大风格及其特征,评价了风格不同的词的高下问题通过对词人词曲的大胆品评,试图更正人们过去那种重婉约派而轻豪放派的观念。     

简评《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

正赋是一代之文学,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特体式。与诗、文相比,其研究相对冷落。文学史著作中除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大家的赋作外,对其他赋家少有提及,关于赋体文学的专著也相对较少。关于赋体文学通史,较早的有铃木虎雄《赋史大要》(1942)、马积高《赋史》(1987)、郭维森、许洁《中国辞赋发展史》(1996)等,采取赋文体史的编著方法,但在赋体创作的复杂性等方面研究得并不充分;此外,龚克昌《汉赋研究》(1984)、姜书阁《汉赋通义》(1989)等著作则从汉赋入手,基本完成了汉代赋学体系的构建。在各类赋作研究中,赋学批评研究起步更     

中国古典词学批评中的正变论

词的正变论是中国古典词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其一大特色。它经历了从本色论、从词体论、从自身流派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延展到清末及近代 ,随着词家们对自身词学理论反思的加强和整个时代词学批评内涵的深化 ,最终发展为词的审美意境论正变。传统词论正变理论显现了它漫长而繁复的历史消长过程及其演化特征。回顾和梳理这一词学历史的脉络 ,对词学理论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源于诗”与“属于诗”——赋学批评的政治内涵和诗学维度之发覆

在中国古代赋学话语中,“源于诗”是一个经典的赋源表达,从班固的《两都赋序》一直持续到清代末年,历代赋论者无不如此。亘古不变的叙述凸显出赋的讽谏和颂美情怀,大多非关赋的起源的文体阐释,而更多焦虑的是赋的政治地位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诉求。魏晋以来的体性之辨,尤其是元明两代,赋论者多认定赋“属于诗”,瞩目于赋的“诗”性面相,开启了赋学批评由政治内涵向诗学话语的嬗转。除却唐宋以来的辨体批评这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元明两代的崇骚重情的时代氛围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论明代赋学批评之演进

明代赋学,出于对唐宋以来辞赋创作浮靡风气的反省自拯,以及对元代祝尧等赋论家重情说的继承,复古重情成为当时的理论倾向,且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即明初重儒思想下的复古赋论,以前后七子等为代表的明代中期的复古赋论,后期复古派与反复古派的赋学论争以及对汉魏六朝赋的归依.虽然新义不是太多,但在反对前代唐律赋以律束情、宋文赋以理掩情的基础上,提倡“祖骚宗汉”以与时文相抗衡,引领了清代古体赋学的繁荣,在赋学批评史自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功绩与赋史价值.     

历代赋集与赋学批评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一明显的现象,即评论家往往　通过对作品的整理以表达其批评思想,作为文学批评分支的赋学批评也不例外。历代赋论家　编纂了大量的赋总集、选集、别集（专集）,尤其是到清代,赋集编纂风气炽盛,成果汗牛充　栋,成为中国文学史与批评史上均值得重视的现象。从史学观来看赋集的编纂,表现出与古　代赋学批评同步发展的情形,而从批评观来看,则赋集编纂也包括了赋的文体性质、赋创作　分类、古赋与律赋、赋作家群体研究以及对赋话产生之影响等丰富的理论内涵。     

汉宣帝赋论发微——兼论其在赋论经学化中的导向作用

宣帝赋论拉开了汉代赋论序幕,论及了汉赋研究的主要问题,如汉赋的源流、汉赋的讽谏与认识功能、汉赋的语言艺术特征等等,引发了汉人关于汉赋的深入讨论,将汉赋研究导入经学领域,并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年来的汉赋研究。汉宣帝的简短赋论既是对目益繁荣的汉赋创作总结,也是对后世赋创作的理论指导,在汉赋研究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唐宋元赋学论

唐、宋、元三代是中国赋学史上的低潮期,研究赋的学者及其成果均不多,但对赋的认识评价曾出现褒贬两种不同意见。由于唐代科举考试需要,唐宋两代出现过专谈律赋创作声韵格律的赋格书。元代问世的祝尧《古赋辨体》是中国赋学史上一部很有价值的赋学代表著作,该书辨析古赋体制源流、评注历代赋家赋作,值得引起赋学研究者的重视。     

论建安时期的赋学批评

建安时代 ,文学开始摆脱名教的束缚而转向抒情言志的风骚传统 ,事功不朽与文章不朽成为建安文人追求的人生理想 ,“诗赋欲丽”成为这一时期最响亮的口号。建安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三曹七子 ,在赋学批评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则是曹丕、曹植。     

范仲淹的赋论与赋作新探

历代赋论赋话对范仲淹赋作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探讨本事,比如对《灵乌赋》、《荠赋》的评论,即属此类;二是观察用意,比如对《金在熔赋》、《水车赋》、《用天下心为心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三是赏析佳句,比如对《自诚而明谓之性赋》、《天道益谦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范仲淹由于早年于赋体文学用功甚大,因而在其他文体尤其记序文类写作时常常带有赋体笔法,采用了首尾是文,中间是赋的结构方式。这一现象,应该引起跨文类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     

论永明时期的赋学批评

永明时期,是赋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江淹复中有变的辞赋观与其拟古而不泥于古的创作倾向完全一致;谢月兆所谓的“欲申之赋颂,得尽体物之旨”,则体现了陆机“赋体物而浏亮”这一说法的深远影响;而沈约的声律说及其对“文体三变”的总结,则集中体现了永明时代的文学观念。     

民国赋学批评新史学观念影响论

进入民国,因辞赋创作所依托的旧学体系被冲击,以及清代考校律赋的科举制度乃至整个封建制度的结束,赋体彻底失去了现实创作的需求,而成为历史性的文学标本。因此民国时期对赋体的研究,既是文学的研究,也必然地含有历史研究的要义。而民国时期也是中国社会整体从漫长而封闭的封建状态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阶段,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历史研究也都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治学思维与研究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本文试从历史研究层面去探讨民国赋学与古典赋学在方法论上的区别。     

刘熙载《艺概·赋概》体系与范畴

刘熙载《艺概·赋概》是继《文心雕龙》后又一部重要的赋学论著,它以物色与生意摩荡产生赋为核心,建构了赋叙物以言情赋本质论,尚品求真的赋鉴赏论,在同诗文词曲对比中寻找赋的特质。     

统论《文选》赋设目与编次——兼谈萧统的赋学观

《文选》将赋按照题材设为十五类目,即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其中每一类目的编排次序是固定的,这既反映出萧统明晰的辨体意识,更重要的亦是集中体现了他所持有的赋学观念。     

清代赋学繁兴原因论

清代是中国赋学的集大成期,是对历代赋学的总结与发展。清代赋学繁兴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外部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二是赋体自身的更化。本文主要从当时的科举试赋制度,尊体意识与乾嘉学术的影响等三个层面作出简要的论述。     

由刘熙载引出的若干思考──《刘熙载与中国古典美学的终结》前言

本文对历经１０年而著成的《刘熙载与中国古典美学的终结》一书的基本思路和理 论框架进行了总体反思和梳理,并借助中国文化“百年回眸”的契机和当代精神谱系的微妙调 整,对书中若干观点进行了参证、校证和补证。本文认为,本世纪以来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 也正如对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一样,过分依傍西方学术范式,或许在某个地方丢失了“钥匙”,但 中国美学和艺术精神不会泯灭,而会在当代条件下重新发扬光大。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     

中古赋论批评形态之类型、特征与影响

中古赋论论题广泛、内涵博赡,以重"情"尚"丽"迥别于两汉赋论的依"经"立论。而且,中古赋论批评形态也非常丰富。在汉代批评形态甚为单调的情状下,中古出现了诸如赋序、史传、笔记、选本以及赋学专论等形貌各异的批评形态。它们呈显状貌繁富、表述随感漫议、行文外呈骈俪、内蕴情感,存在状态渐显独立品格的特征。尤其是赋序批评、笔记批评及选本批评的演进历程表明它们在古代赋论批评形态学史上具有示范作用与生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