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学”境域的新开拓——关于《鲁迅与日本文学》

我国关于鲁迅的研究工作,到今天已经是被称做“鲁迅学”的了。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推溯起来,应该很早。如果数典而不忘其祖,那么,在鲁迅本人还在世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罢。早在一九一九年的十一月,也就是他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从而又“一发而不可收”地发表了大量作品的一年之后,吴虞先生发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的《吃人与礼教》一文,能不能算是它的“不祧之祖”呢?我看是可以的。 到了一九二四年以后,报刊上涉及到鲁迅和评论他的文章就逐渐增多起来(?)延至(?)十年     

“某君”、“某公”、“某姑娘”

鲁迅书信中,有时还出现“某×”之类的字样,情况不一,有的是忘其姓名,遂用“某君”代之;有的故隐其姓名,遂用“某公”代之。鲁迅在二九二一年七月十三日致周作人信(《鲁迅书信集》误署八月十三日)中说:“《时事新报》有某君(忘其名)一文,大骂自然主义而欣幸中国已有象征主义作品之发生。然而他之所谓象征作品者,曰冰心女士的《超人》、《月光》,叶     

鲁迅为斯诺找人作插图——对《斯诺与鲁迅的交往》一文的一点补充

读了《学术论坛》载熊光荣同志写的《斯诺与鲁迅的交往》一文(1980年第一期),这里我再补充一点史料。一九三四年初,斯诺在编译《活的中国》时,曾托鲁迅代找左翼美术家刻几幅木刻插图。(参看《鲁迅书信集》500页致姚克信)当时,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上海进步木刻团体相继被摧毀,一些木刻作者被捕入狱,一些木刻作者为了生计走散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后来找到一个只能笔画的魏猛克(在上海编《曼陀罗》美术杂志,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为“左联”成员)。《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载:“为施君托魏猛克作插画。”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得猛克信并插画稿五幅。”又同年四月三日,“寄姚克信并魏猛克画五幅。”(姚即姚莘农,还有杨刚、萧乾协助斯诺在北平编译《活的中国》——本文作者注)。     

女媭非屈母——与龚维英同志商榷

龚维英同志《女媭为屈母说》一文(《贵州社会科学》82年第三期,以下简称《屈母说》),力排众议,令人耳目一新。读后于其中数事,尚未涣然,窃陈愚见,就教于龚君。一、《屈母说》以为,“姊”之古义,既谓“女兄”,亦以言母。“《北齐书》的《后妃传》及《诸王传》载,称生母及乳母均为‘姊姊’”,宋高宗亦称其母韦太后为“大姊姊”,又《说文·女部》“姐”字注,蜀谓母曰姐,王逸注:“女媭,屈原姊也。”“姐”与“姊”今已无别,故女媭当即为屈原之母。按“姊”乃王注,非《离骚》本文,不能混为一谈。《屈母说》以为只要能证成“姊”有“母”义,就可得出“女媭”即“屈母”的结论,这样做其实是隔靴搔痒,文不对题。王逸作《楚辞章句》,时在东汉,系统地阐释六书的《说文解字》亦作于此时,《说文》中并无姊兼母义之说,而母字则赫然见于女部。可见     

“拿来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初探——从《摩罗诗力说》到两个《艺术论》译本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一文虽然写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但他“拿来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的萌芽却是很早的事,应该从《摩罗诗力说》算起。鲁迅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拿来主义”的榜样。但是,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有人对“洋货”发生恐怖;也有人对“洋货”顶礼膜拜,鼓吹“全盘西化”。近来有人提出要引进外国文化,而一些人则感到震惊,认为技术、资金才能引进,文化怎能引进?因此,现在来探讨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非多此一举。     

欧阳修文道并重的古文理论

从欧阳修所说的“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及在古文家中扬韩抑柳看，他是提倡先道而后文，充道以为文的。但“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又非以道代文，实为有前提的文道并重观念。尤其是他提出传记文写作的“事信”与“言文”两大基本要求，并对骈体文有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更可看出他的文道并重观念     

魯迅的詩歌和書信

“鲁迅的詩歌和書信”一文指出魯迅先生在这兩方面的文学成就。     

“齐天太圣”解

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致杨霁云》的信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太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胡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六一二页。) 鲁迅这段话中的“齐天太圣”一语,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对此语的注释是: “齐天太圣”原作“齐天大圣”,即孙悟空。孙悟空翻如来掌心的故事,见《西游记》第七回。这条注释说“齐天太圣”原作“齐天大圣”,认为是鲁迅写信时在“大”字上多写了一点,形成了笔误。其实不然。查鲁迅书信手稿,原信上写的确是“齐天太圣”,此四字并加有引号,清晰可辨,可见是鲁迅有意如此写的。     

“新”字新解

“新”字 ,常作“新鲜”解。但《说文·斤部》云 :“新 ,取木也。”段注 :“取木者 ,新之本义。”然则“新”之新鲜义从何而来 ?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页 6 6提及“新”的新鲜义来自“汛” ,然未考证。今试证之 :《说文假借义证》 :“新 ,取木也…借信。”“新”、“信”音同 ,“信”是“新”的假借字 ,“新”的新鲜义可从“信”中寻。《说文通训定声》 :“讯 ,又为之误字。泛滥之义或借为信亦通。”《汉语大词典》中“”有“洒”和“浸溢”等义。“”又作“汜” ,即泛滥的泛字。“汛”与“”形似 ,许多经籍传抄过程中常误为…     

鲁迅佚文三则

在阅读解放前出版的书刊时,发现有几则文字,初步觉得象是出自于鲁迅手笔,试谈一下我们的浅见,以供进一步研究。 一、《第三种人》 这则短文发表在1933年10月15日出版的《申报月刊》第2卷第10号的《新辞源》专栏内,属于新名辞解释性质,署名为“文”。全文为: 第三种人 现代文学上有所谓左右翼作家, 其意味和政党之分左右翼相同,是区别 思想较为积极的作家与思想适与背驰 的作家的,自此以后,文学作品就有 了两个对峙的营垒,而站在对峙的两方 之外的作家,或其他同样情形的人,就 是所谓“第三种人”。其实严格地说, 事实上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 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 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文)     

“悠悠我思”=“百年”=“世纪”

鲁迅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致钱玄同信(《鲁迅书信集》第19信)中,提到一位“悠悠我思”。周作人著的《知堂回想录》中已说明,“悠悠我思”即陈百年。陈百年,名大斋,百年是他的字。浙江海盐人。早年留学日本、德国。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撰稿者。我们知道,鲁迅是喜欢而且很善于给别人起外号的。但为什么称陈百年为“悠悠我思”.却还值得作些考证。按,“悠悠我思”句出《诗经》,凡四见。《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郑风·子     

柔石在狱中对鲁迅的称呼

新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对鲁迅的作品,都据手稿或初版作了认真的校勘,是较为令人满意的版本。虽如此,但亦偶有疏忽之处。如《南腔北调集》所收《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所引录柔石狱中致冯雪峰信中的三处称鲁迅为“大先生”,刊误作“周先生”,却未据鲁迅手稿校正,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疏漏。查1961年8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选集》,三处“周先生”均作“大先生”。我又托上海鲁迅纪念馆杨志华同志,核对了柔石在狱中致冯雪峰信原件和鲁迅抄件的复制件,也都作“大先生”,可知鲁迅在撰写《为了忘却的     

论时代文学与趋时文学

鲁迅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复年青作家的信中,曾提出艺术创作“不必趋时”的重要见解。他说:“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这里,鲁迅显然不赞成文学艺术的趋时倾向,反对某种意义上的趋时文学。但是,当我们全面地了解鲁迅的著述时,却发现,鲁迅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趋时文学辩护。他在《趋时和复古》中,反对林语堂讥笑进步文学为“趋时”,反对抬出刘半农作为打击“趋时”的神牌。鲁迅指出,刘半农在青年心目中所以有地位,并不在于他的“复古”,而在于他的“趋时”,他正是一个以“趋时”而出名的人。五四时期他作为一个“文学革命阵营中的战斗者”时,有一部分人“毁之为‘趋时’”,后来时代前进了,这谥号也随之消失,而他自己变成干干净净的名人,于     

“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

一鲁迅先生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致许寿裳》信中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日作的《小杂感》中又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更值得注意的是:《故事新编》里最后作的三篇历史小说,其中有两篇:一是《出关》、一是《起死》,均作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为讽刺老子的“徒托空言,大而无当”;一为嘲笑庄子的“认真不象认真,玩耍不象玩耍”。鲁迅在这两个被道教奉为“太上老君”和“南华真人”的“祖师爷”的鼻梁上,不敬地抹了几笔白粉。     

橘林信太并非姓橘林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记云:“下午得内山嘉吉君信,并成城学园五年生橘林信太木刻一幅。”《鲁迅日记·人名索引》就把林信太误作“橘林信太”。其实,这个“橘”字并非是林信太的名字的组成部分,《鲁迅日记》在林信太的名字前冠一“橘”字,是另有寓意的。这里先要从《鲁迅日记》中提到的内山嘉吉说起,内山嘉吉,是鲁迅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弟弟,一九三一年来中国,通过内山书店与鲁迅相识,并为由鲁迅发起主办的上海一八艺社研究     

对馮文炳教授论“阿Q正传”一文的意見

馮文炳教授在东北人大学报1957年第2、3期合刊上,发表了研究“阿Q正傳”的文章。这篇論文的基本論点我認为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馮先生对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意图,就做了曲解。冯先生論文第一节就企图指明鲁迅在什么思想情况之下写“阿Q正传”的。他說“鲁迅写‘阿Q正傳’,     

说“崪”、“嶀”、“(山虖)”

“崪”,一作“崒”,《说文》收。“嶀”、“(山虖)”,《说文》无。《广韵》等收“嶀”,而“(山虖)”不见于古今字书。《说文》:“崒,危高也。从山,卒声。徐铉注“醉绥切。”段注以为大徐反切误,当从《广韵》作“慈恤切”。段注又云:“《释山》曰:崒者,厜(?)。厜(?)亦作嵯峨。按《小雅·十月之交》笺曰:崒者,崔嵬。是郑所据《尔雅》‘厜(?)’作‘崔嵬’也。惟土山戴石,故易崩     

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出处的初步考证

列宁在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五日俄国布尔什維克机关报“涅瓦明星报”第十七期,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一文,对孙中山底一篇論文加以評介。据解放社譯者注:这篇論文系“指孙中山的‘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該文先发表于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一日此利时布魯塞尔社会党报紙“人民报”,繼由同期“涅瓦明星报”予以轉載。“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是列宁对孙中山当时政治思想的一篇重要評論文章,是研究孙中山和中国近代革命史的一篇經典性論文,但遍寻各种版本的孙中山全集和有关文献,都找不到这篇論文的中文原稿,而“涅瓦明星报”和“人民报”的全部譯文,一时也不容易窺見。     

《左传》标点质疑一例

(一)《定公四年》;“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五战及郢。”杜预注:“奔食,食者走不陈,故不在战数。”(上海人民出版社《春秋左传集解》,一九七七年版第1629页) 此条错误有三:(1)“奔食”连读(系从杜注),殊误。当作:“奔,食而从之。”“奔”者楚师,“食而从之”者吴人,皆蒙上文而省主语。传谓楚人将为食,吴人追而及之;楚人不暇食而溃逃,吴人     

关于史記三家注的关系問題——讀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迁的生年”一文以后

“文史哲”一九五七年第二期,登載了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迁的生年”一文。程文主要是从史記三家注互有結合的看法,来証成王国維的司馬迁生于景帝中五年(前145)的主張。关于司馬迁的生年,目的主要有兩种說法:一为王国維“景帝中五年(前145)說”;另一为郭沫若、王达津等先生主張的“建元六年(前135)說”。前者主要根据为史記張守节正义:即史記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正义云“按迁年四十二”推算而得。后者的主要根据为史記司馬貞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