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天会十年的皇储之争

关于金天会十年的皇储之争,正史《金史》讳莫如深,凡有所记者多为时宋朝人的撰著,且不为世人所重,故治金史者很少有人论及,成为金史研究中的一大悬案。 考载有金天会皇储之争事的史著有多种,虽记述简少,但颇说明问题。兹引如下: 《金史详校》引《神麓记》记,金天会八年,谙班勃极烈完颜果死后储位久虚;十年,太宗拟传位其长子宗,于是引出一场激烈的皇储之争。完颜宗盘“称是今主之元子,合为储嗣”,而按金太祖的原约和女真族传统的继承制度,太祖长子完颜宗干也“称系是太祖武元长子,合断原约做嗣君,”这样,在金统治集团的最高层太祖一系与太宗…     

有关完颜宗弼(兀术)生平和评价的几个问题

完颜宗弼即兀术,是宋金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由于《金史》的疏略、文字资料的缺乏,以及史料记载中的谬误,遂使这一重要人物的生平事历至今尚存在多处歧异;对其评价不尽相同,则在其次。这表明了我们在宋金史研究中的某些不足之处,亟须改变。本文所考求探索的,即其中几个主要问题,愿以此就正于宋金史学界。一、兀术是否为“四太子”的问题在宋人史籍中,在后世演说宋金史事的小说戏文中,兀术一直被称为“四太子”,这似乎早成定论,没有人     

《溱洧》句读一得

《诗经·郑风·溱洧》两章诗中有五句重复出现的男女对话:“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圩且乐。”自汉迄今,治《诗》者大都把三、四、五句理解为诗中女子所说。仔细推敲起来,这种理解显然是欠妥的。不能正确地句读这几句诗,又势必不能完好地理解全诗的意境。先看汉代经学家郑玄是怎样为之作笺的:“女曰观乎,欲与士观于宽闲之处。士曰已观矣,未从之也。女情急故劝男,使往观于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宽大又乐也,于是男则往也。”这里郑玄第一个定调认为“且往观乎”和“洧之外,洵圩且乐”都是女子的话,是为劝诱男子再往而说的。唐朝孔颖达进一步解释说:“女谓士曰观于宽闲之处乎?意愿与男俱行。士曰已观乎,止其欲观之事,未从女     

论《春秋繁露》是纬书的起源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巳矣。子曰:“吾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以上所引孔子的话,并未见于《论语》中。故司马贞的《索隐》说:     

诔辞初探

中国古代祭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诔辞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门类。 诔辞,又称诔文,简称诔,它是古代祭文的一个大类。《周礼·春官·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郑《注》:“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主为其辞也。”《春秋·(左)传》曰:‘孔子卒,哀公诔之。’”《礼记·曾子问》:“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郑《注》:“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     

“赋、比、兴”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最常用的基本表达方式

“赋、比、兴”是前人总结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创作经验而提出的一组概念。最早见于《周礼·春官》 :“太师……教六诗 :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颂”。又见于《毛诗大序》 ,但有所不同 ,《毛诗大序》改称“六诗”为“诗六义”。经学家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说 :“风、雅、颂者 ,《诗》篇之异体 ;赋、比、兴者 ,《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 ,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用彼三事 ,成此三事 ,是故同称为义。”理学家朱熹也认为 ,风、雅、颂是“三经” ,是“做诗的骨子” ;赋、比、兴…     

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的水

《孟子·离娄下》载: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这一段落的描述并不孤立,孔子把水视之为理解人类行为准则的方法而对之兴味盎然,这点是有大量史实为据的。《论语》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夜。’”(《子罕》)他还讲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话。而且,据《孟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本义发微

《论语·泰伯》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现存对此语最早的注释是何晏《论语集解》所引包咸的《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邢昺《疏》:“此章记人立身成德之法也。兴起也。言人修身当先起于《诗》也。立身必须学礼,成性在于学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既学诗礼,然后乐以成之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中又有语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道者孝悌,说之以义而观诸体,成之以文德。”据此,后世学者便普遍认为此语说的是修身所学三门课程的先后顺序,以为其意是说“学《诗》之后,即学礼,继乃学乐”,“把音乐作为他的教学工作的一个最后阶段。”研读再三,总觉此解于理难安。孔子讲授课程也许真象《大戴礼记》所言,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此语却未必是陈述讲授课程的顺序。疑之者有四: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歌曰”之源头与流变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歌曰"体现了对屈原、宋玉赋的沿革。渲染音乐情境的"歌曰"源于《招魂》《大招》中对音乐场面的描摹,并在乐器、歌舞题材赋中成为一种创作模式,且渐有作者情志之寄托;对话体及代言体的"歌曰"源自《讽赋》《登徒子好色赋》,其作用在于抒写主人公心志和实现赋中角色的互动,这类"歌曰"往往有较为明显的角色感,南朝宫廷赋中则出现了代言女性心志而无角色感,使赋中情境与抒情主人公相融无间的"歌曰";以"歌曰"、"诗曰"、"谣曰"、"重曰"等形式出现的双重乃至多重总领心绪语是由屈原赋中"重曰"、"少歌曰"、"倡曰"、"乱曰"等发展而来,南朝假设古人作赋情境之赋,也可视为对屈赋双重或多重总领心绪语创作模式的延续。     

《九歌》考索二题

一、《九歌》篇什考 《九歌》十一篇,而非九篇,然而名之曰《九歌》,古今学人进行了许多探发,然尚不能尽意。余不揣疏漏,大胆为之考索,以求教于通人。 朱熹认为。“篇名《九歌》,而实有十一章,盖不可解。”① 清代蒋骥认为:“《九歌》本十一章,其言九者,盖以神之类有九而名。两司命,类也。湘君与湘夫人,亦类也,”②蒋骥把《大司命》、《少司命》、《湘君》、《湘夫人》分别合并为一类,其意在凑成“九”,用以说明《九歌》是由祭祀九种神的诗歌构成的。“九”是确定的篇目数字,因而蒋氏这个“类”的概念之不能成立是显而易见的。《九歌》中《湘…     

王阳明的中庸思想

一、王阳明与中庸之道中庸思想在儒家学说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以圣学正传自诩的王阳明,自然也非常重视中庸之道。他面对当时政治腐败、士风日下的现实,慨然叹道:“呜呼!圣学晦,而中行之士鲜矣!”(《王文成公全书·湛公墓表》。下引本书只注篇名)因此,他在毕生的讲学生涯中,竭力提倡中庸之道。中庸的“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范畴。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中者,天下之正道”。朱熹曰:“中者,无过不及之名。”(《四书集注》)陆九渊曰:“中之为德,言其无适而不宜也。”(《陆九     

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

先秦诸子中道家的老聃是一个史官。《史记·老子列传》说老聃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马贞《索引》谓:“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又《张苍传》: ‘老子为柱下史’,盖即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可见,老聃学说的渊源,跟他担任周代藏书室之史应有直接关系。 老聃做的是史官,也是管理藏书的官。当时的藏书不外乎以史官作的《春秋》为大宗。此外,如《诗》、《书》早已公开传布。《庄子·天下篇》所谓“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足见这些文献并不一直在官府,已有些人 “多能明之”。至于《易》原…     

打脸、唾面及其他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有这样一则记载:“Οστο(?),ραπιξειει(?) τηνσεξιανσιαγονασον,στρεφοναντωκαιτηναλλην”[“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 (旧译文);“假如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让他打吧!”(现代中文译本的新译文)。在我国,《尚书大传·大战》中太公曾说:“骂汝勿叹,唾汝无干”。关于唐代的娄师德,也有这样一则记载:师德“其弟守代州,辞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絜之乃已。’师德曰:‘未也,絜之,     

《礼记》之正名与中国姓氏文化之关系

姓名 ,仅仅是人类社会交往中的符号吗 ?《礼记》言 :“名者 ,人治之大也 ,可无慎乎 ?”故姓名学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历史中同具体的历史人物已形象化了 ,当姓名代表着人的存在时 ,名字已经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了 ,而中国古代之姓氏一开始就与治国安邦相联系 ,故《礼》之为定名之法曰 :“不以国 ,不以官 ,不以山川 ,不以隐疾 ,不以牲畜 ,不以器帛” ,所以如此者 ,诚如《左传》之言 :“以免以国废名 ,以官废职 ,以山川废主 ,以牲畜废祀 ,以器帛废礼。”姓氏者人伦之纪 ,文明之根也《广雅·释亲》曰 :“姓 ,子也。”王念孙疏证 :“姓者…     

满族翻译家达海与满文

据《满洲源流考》记载:“肃慎之世纺律结绳,夫余礼教渐兴,会同俎豆之仪,同于三代,百济、新罗文采蔚焉。与隋唐使命往来,兼擅词章之美……。至字书则百济、新罗、渤海沿用汉字。金初尚用契丹字,至金太祖始制女真字,颁行天下。熙宗又制女真小字,用以译经史、试科举。至蒙古字行,而女真字遂中辍。明秘阁书目尚载有女真字母一书,今已失传。……我太祖高皇帝创制国书,精详简括,虽语言与旧俗不殊,而文字实不相沿袭云。”《金史》:“完颜希尹本名古绅,太祖     

论吴越的民俗

句吴与于越同属古越族,有共同的民俗,表现在衣、食、住、行、婚、丧、喜、庆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现分别谈一谈。“断发文身”是吴越的重要习俗之一。记载吴越“断发文身”的材料颇多。首先就句吴讲,《左传》哀公七年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断发文身,示不可用。”这是讲太伯、仲雍到吴地后,跟随吴越人的习俗,也“断发文身”,《论衡·四讳篇》云:“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太王竟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所以《风俗通义》云:“裸国,今吴郡也。被发文身,裸以为饰”。《论衡·书虚篇》云:“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可见,吴地的土著本来就有断发文身的习俗。正因为如此,故句吴立国后,就把它作为“国俗”。凡是投顺吴国的入,都必须服从这种“国俗”。《左传》昭公三年载:“吴灭徐,徐子章禹断其发,……     

关于“太史公曰”的几个问题

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经常以“太史公曰”的形式,或对各种历史事件进行评论,或对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予以褒贬,或对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某种说明。由于“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直接作出的论述,所以更能反映出他的思想和观点。“太史公曰”是研究司马迁思想的重要资料。长期以来,研究者大都重视对《史记》五体结构的研究,而对“太史公曰”却缺乏应有的注意。即使有些史家涉猎了“太史公曰”,也都是在篇章结构或表现手法上下功夫,并不理解“太史公曰”所蕴含着的丰富思想,不能认识“太史公曰”的价值,甚至还发出种种的不满和斥责。至今,在《史记》的研究中,对“太史公曰”也还存在着不少混乱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太史公曰”做一番考察。     

戴震《声类表》简述

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是清代著名的音韵学者,对上古音颇有研究,写有《声的考》和《声类表》两书。前者是有关音韵学一些问题的论述,是一部韵学通论式的著作,后者是一部表现上古音系的等韵图,是他进行古韵分部工作的总结。据戴氏的学生、著名的文字音韵学家段玉裁在此书的序言中说:“丁酉(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一七七七年)之五月,师又自著书日《声类表》,以九类者谱之(按:戴氏初分上古音为七类二十部,后来改订为九类二十五部),为九卷。一曰歌鱼铎之类,二曰蒸之职之类,三曰东尤屋之类,四曰阳萧药之类,五曰庚支陌之类,六曰真脂质之类,七曰…     

《书》类文献篇题的称引及其文体称名意义

《左传》引《书》,或径称篇题,或以“《书》曰”“《书》云”“《国名+书》+曰”“《国名+书》+有之/有之曰”的形式引入,可反映春秋时人对《书》类文献的称引习惯。《书》类文献篇题的确立应不早于春秋时期。《书》类文献篇题中的“诰”“告”“誓”“命”,原先都应该是表示行为方式的动词,后向文体称名转变,已有“以体命题”的意味。春秋战国时人对《书》类文献的称引,愈加巩固“诰“”誓”“命”作为文体称名的意义,文体命名观念也得以进一步走向成熟。     

《文心雕龙·神思》篇“杼轴献功”说辨正

《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有“拙辞一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这样一段话。过去一般认为是讲的文章写成后要修改润色。如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曰:“此言文贵修饰润色,拙辞孕巧义;修饰则巧义显;庸事萌新意,润色则新意出。”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和作为部定教材的郭绍虞、王文生主编的 《中国历代文论选》,对此说提出了新的见解。王元化指责黄侃旧说云: “如果内容本身是‘庸事”,那 么光在形式上进行修饰润色,也不能 使它萌生‘新意”。如果内容本身就已孕有‘巧义’,那么也用不着以诡 丽的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