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京派小说都市叙事的"他者化"

20世纪30年代京派小说的都市叙事并非一个独立成形的叙述总体,它的建构总是从京派的乡土生命理想出发,始终把"都市"作为一个异己的对象加以"他者化"."他者化"叙事成为京派都市小说的本质特征,并由此提供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启示.     

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感觉化叙事方式

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叙事方式的基本特征是感觉化,具体表现为叙事语言的感觉化,叙事节奏的感觉化和以感觉为叙事结构中心,由是与中国现代小说既有的叙事方式区别开来,使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更准确地捕捉与表现了中国新型都市的现代生活。     

"都市民间"与当代叙事的现代性

“都市民间”理论的提出,表明1990年代以来文学“无名”格局中的知识分子参与中国都市小说叙事的一种新的观照方式。知识分子的审美分析与精神启蒙构成当代都市叙事现代性追求的核心。     

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及其空间表征

20世纪30年代文学受制于当时中国的京海社会结构和时代动荡,一方面以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反现代性的浪漫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等视角,绘写同一时空中国乡村世界的不同政治与文化、文学与审美的地理空间,塑造了不同的乡村和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对北京与上海代表的都市中国,从政治、革命、性别和文化视域,揭示和形塑都市中国的文化地理空间及其色调,使摩登的上海与古都北京既呈现出现代与传统的不同内涵,又使不同政治与审美立场的作家笔下的同一都市,具有复杂多态的空间意义及其表征符号。文学叙事中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其实呈现和蕴含非同一性的多个中国的形象及价值空间特征。     

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城/乡”之于“心灵”的意味

文学是人类的心灵呈现出来的其所感知的世界的样态,小说的书写则是对于现代世界的一种特定的"心灵赋形"活动。基于中国"城/乡"结构形态的特殊性,汉语的现代小说在空间维度上主要呈现为"移植性"摹仿的都市叙事形态与融入自然的乡土叙事形态两相并置的形式样态,"乡土"小说叙事是现代中国文学贡献于世界文学的最富有独特意义的"空间形式"范本。但在"心灵-世界-形式"的一般结构模型中,现代中国小说还远没有达到真正成熟的程度,中国文学自身的创造性活力仍然有待于更深层面的激发。     

张爱玲小说都市民俗叙事的女性视角

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张爱玲的出现犹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照亮了整个上海文坛,她的作品以小说为主,代表作有《红玫瑰和白玫瑰》、《金锁记》、《倾城之恋》等。本文从张爱玲的女性视角入手,探寻其小说都市民俗叙事的独特性,将张爱玲的小说放置于她所生活的上海都市空间中,在分析作品都市民俗叙事的女性视角时,也指出女性群体幽闭的生存状态。     

由"讲述"到"展示"——政治文化语境下的文体矫正与20世纪30年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加世纪30年代,对政治文化影响下小说文体进行"形象化"矫正的追求,使中国现代小说开始重视并发展以"展示"为特征的叙事手法,推动中国现代小说情节发展方式由"概述"到"场景",叙事风格从"热"到"冷"的转变,并由此玉成了新的小说亚文体,促进了短篇小说文体的成熟.从文体矫正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小说在加世纪30年代的叙事模式转变进行分析,可以揭示现代文学文体形式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因素,有助于丰富对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     

晚清狭邪小说与中国都市文学滥觞

晚清狭邪小说尽管饱受诟病,却成功扮演了中国都市文学始作俑者。其一,晚清狭邪小说有着鲜明的都市性主题和表征;其二,晚清狭邪小说整体上建构了完整的都市形象体系,展现了人与城、私人性与公共性、性别与政治等深层现代关系;其三,晚清狭邪小说充满浓郁的现代性隐忧情绪和批判意识,这种情绪和意识一直贯穿在中国都市文学的发展中。因此,可以说,晚清狭邪小说开启了中国现代都市想象的先河。     

试论新感觉派小说的流派特征和个人风格

新感觉派小说指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出现的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小说流派。其作品以现代都市人的生态与心态的描摹为重心,在感觉印象的捕捉与深层心理的发掘方面见出特色,标志着新文学中现代主义思潮从诗歌领域向小说园地的延伸,与当时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都市小说一起促成了中国城市文学的崛起。     

法国都市文学、日本新感觉派对中国都会主义小说的影响

一对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都会主义小说流派的产生起到榜样作用的是以法国作家保尔·穆杭为代表的都市文学和日本新感觉派。法国都市文学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出现,它与未来主义的兴起有较力直接的关系。未来主义站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上,赞美机器、力、速度、运动等现代情势,其代表人物马利涅蒂曾说过:“我们心里想象把电车声、汽车声、马车声和人群的嘈杂声组合起来,就会比听例如《英雄》交响乐或牧歌时得到大得多的满足。”因为现代工业文明只有在现代都市中才发展得最为成熟和完全。因此未来主义所赞颂的也常常是都市     

新生代都市小说的价值与局限

上世纪90年代一批作家创作了一批都市小说。这批都市小说自出现到渐成气候,评论界的反映一直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本文试图从这批都市小说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文本体现的人文思考、叙事技巧以及小说的局限等方面对其进行整体的评价。一、文学史价值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在鲁迅、老舍、茅盾、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等作家笔下,出现了一大批色彩斑斓的“都市文学”佳作。但是,建国后,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对文学观念和文学队伍的构成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的小说占据了文坛很大…     

反抗与拯救——先锋小说创作的叙事学分析

19世纪末 ,西方现代哲学开始了由认识论向语言论的转向。背靠这种世界性的哲学背景及其相应的文学转型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于 2 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出现了以形式实验为特征的先锋小说。先锋小说的形式实验一方面表现为叙事策略的变革 ,一方面表现为语言秩序的改造。由此进行的文化拯救使先锋小说的语言革命获得了“警世”性的叙事品格     

寻找与迷失——新都市小说叙述视角探析

新都市小说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创作现象,它有着不同于其它文学类型的艺术品格,即着眼于特定的都市社会环境,以都市人的欲求和生存为出发点,力图多视角、多层面地展示中国现代都市的人文景观。而其中追寻与迷失这个似乎悖论的都市人生现象,又成为新都市小说多视角叙述的一个聚焦点。     

一个“传奇”的创造——论张爱玲《传奇》叙事选择的背景因素

张爱玲对于生命和时代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文学理念,在具有失落者心态的出名情结的驱动下,她回避了“五四”的“宏大叙事”,有意识地迎合现代文学生产以及文学阅读的市场化要求,选择“传奇”作为自己小说叙事的基本模式,为现代都市文本写作确立了一个成功的范式。     

从小说界革命看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指向

近代"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及其彰显的小说文体个性,一再标示着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缘起与走向,不断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生成之际新旧夹缠的复杂情形。困扰中国传统小说的问题在"小说界革命"之际并未真正消退,而且以改换问题的方式继续发生或隐或显的影响。近代"新小说"理论带来的文学重构首先在于重建政治理想、呼唤历史转型,而非在一个"众声喧哗"的历史语境中确立文学自身的话语本性。按照"新小说"理论家们的设计,获得解放后的小说并非成为了一种自足参与意义重建活动的独立叙事形式,其叙事对象、叙事题旨、叙事策略以及叙事功能实际上都要受到特定的规约,而规约的主要原则便是小说功能与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之间的直接对应。     

都市的"风景线"与"狐步舞"——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公共空间与现代派的文学想象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都市文化是现代派文学产生的土壤。大街、交通、舞厅、影院、城市公园和咖啡馆等公共空间是都市文化的表征,它们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派的文学想象。     

经济叙事与现代左翼小说的偏至

左联时期接受党派政治思想的现代左翼小说家,在小说中以独特的经济视角来剖析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经济及其性质,其经济叙事在真实层面与社会经济事实之间存在一定距离.现代左翼小说中的经济题材作品,不论是以都市动荡为背景还是以农村破败为母题,其经济叙事的偏至特征明显.这一特征与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文化战线性质、意识形态批评、左翼作家群体形成模式以及存在的阐释有效度与倾向性问题等皆有密切关联.     

性别、民族与半殖民性:刘呐鸥、穆时英的都市风景线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半殖民地语境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现代派——新感觉派。在刘呐鸥、穆时英声光魅影的都市风景线中,女性形象成为喻说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叙事图景。新感觉作家们正是通过"现代尤物"的形象构型,表达了对都市的疏离与困惑,完成了身处在西方殖民主义视阈下的知识分子对民族想象的寓言。     

时间维度下现代小说叙事艺术变革

时间作为现代小说叙事艺术的重要一维,对现代小说的内容、形式、结构等均具有重要影响。中国现代小说在其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过程中,蕴含独特时间形式与审美意义。从现代小说时间观念变革新方向、文本时间设置与叙事功能、时间形式的叙事意义等方面,可以透视出现代小说家们在其文学实践中的时间艺术策略与小说文本的独特审美旨趣。     

大众传播与20世纪90年代小说文体

本文对 2 0世纪 90年代小说文体与大众传播关系进行了考察。 90年代以后 ,小说叙事在公共空间建构中的突出地位逐渐为大众传播所取代 ,小说叙事的独特性开始从公众接受的视线中变得模糊。以新闻为代表的大众传播的叙事产生的压力 ,激起了小说叙事向新闻与大众传播叙事的倒转。影视的传播强势也导致了小说文体对自身追求的放弃和对影像叙事法则及生产逻辑的屈从。文体实验则旨在划清日益模糊的文学与新闻、大众读物、影像传播的界限 ,形成了文学书写面对大众传播的话语强势的拒绝和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