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女儿诔》中“人神相恋”的悲剧意蕴

《红楼梦》中《芙蓉女儿诔》一文继承了楚辞《二湘》人神恋爱模式的祭歌传统,实现了由凡人相恋向人神之恋的转化,其人神相恋悲剧所表现的是整个现实社会的悲剧,无论从模式结构还是从意蕴内涵上看,诔文都是对楚辞的拓展和超越。     

明清婚姻自由的社会思潮与《红楼梦》

曹雪芹自云《红楼梦》“大旨谈情”(见第一回).这种提法,显然有掩饰其中所描写的“伤世骂时之旨”的作用,但他确也在这部小说中花了大量篇幅在“谈情”——主要是描写了各色各样的恋爱和婚姻悲剧。“开辟鸿濛,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见第五回)从这一支曲中,我们可以体察到曹雪芹对爱情和婚姻问题的深沉思考,对封建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爱情和婚姻悲剧的深刻同情。而《红楼梦》对爱情和婚姻问题的描写,不论在广度方面,还是在深度方面,确也达到了我     

论高鹗对《红楼梦》悲剧意蕴的深化

我们通常所说的《红楼梦》,一般指的是经高鹗续改过的一百二十回刻本系统的《红楼梦》。它是近两百年来《红楼梦》的通行本,自1791年问世之后即风行海内,各种有关《红楼梦》的其他艺术形式如曲艺说唱、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等都从它脱胎而出。可以说,《红楼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乃至世界小说史上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之所以被王国维推为“悲剧中的悲剧”、“彻头彻尾的悲剧”,之所以具有强烈的悲剧感染力,是直接有赖于高鹗续改本之功的。在一百二十回的高鹗续改本行世之前,《红楼梦》的基本定稿只有前八十回,称《石头记》,主要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少数人中间传播,然而如俞平伯先生所说,“自从乾隆壬子程伟元刻的高鹗本,一百二十回本行世以后,八十回本便极少流传”(俞平伯著《红楼梦辨》第8页)。八十回本的《红楼梦》是一部未完稿,其后面的部分一说被“迷失”,一说本来就没有写成;不管怎么样,我们从前八十回原书的伏线和后人的考证、“探佚”,是可以了解后面几十回的大致情况的。     

《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

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学术专论《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的表征。她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评点和考据《红楼梦》作为间接诉情文本,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给了我们一个解构其人其文的新视觉。     

试谈惜春的悲剧美

王国维说:“《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红楼梦评论》)莱辛认为:“悲剧是一首引起怜悯的诗.”(《汉堡剧诗》)如果说整部《红楼梦》是由一首首人物命运悲剧小诗组成的长篇悲剧组诗,那么惜春的悲剧则为其中一首独有特色而又不太为人注意的小诗.它像一朵洁白的茉莉,即便折离枝头,仍馨香沁人,诱人怜惜.惜春四小姐“乃宁府珍爷之胞妹”.(《红楼梦》第二回)她的出身,比之二小姐迎春、三小姐探春都要高贵,她是和元春一样的正派小姐.可是,她和元春的处境又不     

《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

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学术专论《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的表征。她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时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评点和考据《红楼梦》作为间接诉情文本,消解其时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给了我们一个解构其人其文的新视觉。     

从《红楼梦魇》看《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

《红楼梦魇》是文学家张爱玲情节化操作之外的特例，这部关于《红楼梦》的考据和评点专论，是她穷毕十年精力的后期作品。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这部学术专论的表征，而她与《红楼梦》及其作者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这部专论的非学术隐义。张爱玲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红楼梦魇》作为自己的间接诉情文本。《红楼梦魇》的完成过程，是张爱玲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表达情感最后归宿的过程。同时，《〈红楼梦魇〉自序》为审视张爱玲与《红楼梦》及作者的情感渊源，考察她与曹雪芹在精神特质、审美传达等方面的契合，深入研究张爱玲的创作意识和文本意义，提供新的考察视角。     

论《红楼梦》的多重悲剧性

悲剧性是《红楼梦》的总体审美风貌,其体现在爱情悲剧、青春挽歌、生命祭歌、人生悲剧、文化悲剧、女性悲歌和封建社会悼歌七重悲剧中。它们呈“网”状交织,构成了《红楼梦》丰厚的审美魅力。     

《红楼梦》悲剧说解析

自王国维以来 ,悲剧说一直是红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但悲剧说对《红楼梦》的解说并不充分。文章对红楼悲剧建构轨迹的检索 ,揭示了红楼悲剧意识形成的内在线索。这一线索表明 ,悲剧说与作为文化大书的《红楼梦》之间 ,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红楼悲剧的裂隙由此而生。     

王国维眼中的《桃花扇》的悲剧性

王国维在《桃花扇》与《红楼梦》的悲剧比较中,指出了《桃花扇》的悲剧特征,认为《桃花扇》虽与《红楼梦》同为悲剧,但其悲剧性则大异其趣。如果说《红楼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而必然的人生哲学悲剧,那么《桃花扇》只能属于借“风花雪月”及“人生之事”以写“故国之戚”的、偶然而“例外”的、“他律的”社会政治历史悲剧。《桃花扇》的悲剧性亦体现于此。     

溯悲探美：解读《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思想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他是运用西方美学理论评论《红楼梦》的第一人,其悲剧理论的基础来源于叔本华的哲学美学观。王国维通过“解脱说”,“优美、壮美说”,“三种悲剧说”,深刻剖析了《红楼梦》的关学价值。     

论《三国演义》的悲剧特质

近代以来的学者们,有意无意地,每以“打破大团圆模式”的《红楼梦》作为我国悲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以为自《红楼梦》起,我国才有了置于世界名著之林亦无愧色的伟大悲剧。然而,一个长期被忽略了的事实是;早在《红楼梦》产生几个世纪前的十四世纪初,我国文坛就出现了堪与世界上最伟大的悲剧媲美争奇的悲剧杰作,达就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论司马迁的悲剧意识

悲剧在西方的文化语用中至少包含 3层基本含义。对悲剧性进行文化把握的悲剧意识 ,是对现实悲剧性的反映和文化认识。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考察 ,司马迁的悲剧意识包括人道悲剧意识和天道悲剧意识两大基本层面。由强烈的悲剧意识所驱动 ,司马迁以悲剧人物的身份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 ,使《史记》全书充满了浓郁的悲剧色彩     

典籍外译“走出去”的思考与对策——以《红楼梦》为例

中国的外译典籍是中国文化复兴和“文化走出去”的一面旗帜,外译可以使中华典籍不朽生命在异邦文化中得以延伸和继续.《红楼梦》具有丰富充盈的文化包容量,从中几乎可以看到整个中国文化,特别是我们民族的人文意识和人文传统.然而,《红楼梦》在世界各国的传播、译介和译文研究现状并不能令人满意,诸如译道渐芜、外译传播范围有限等问题制约着《红楼梦》外译的成效.基于这一现状和问题的思考,《红楼梦》外译“走出去”的真正实现需要新设想予以支持,以期推动《红楼梦》对外译介、传播及研究事业的发展.     

风流神女秦可卿简论

秦可卿是《红楼梦》中少有的几个“全始全终”的人物。她的一生扑朔迷离 ,令人难解。传统评论认为她是一个道德沦丧的人。《红楼梦》是揭示大清王朝社会生活的 ,《红楼梦》的正文多侧面地揭示了满族的历史文化 ,人物设置也往往体现着满族文化意蕴。如果把秦可卿看作萨满女神下凡 ,把她与公公贾珍、叔叔宝玉暖昧关系纳入萨满文化中民风古俗里去考察便不足为怪。秦可卿在书中有预示作用 ,是《红楼梦》悲剧序幕的预演     

博引渊源显 类次比较深——谈《管锥编》对《红楼梦》的引述

博大精深的《管锥编》中引述《红楼梦》的例证有30多条,这对红学比较研究颇多教益。首先,这些材料置于中国历代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中,使我们能深入探窥《红楼梦》所包涵的深厚意蕴和人物内心世界。如对“意淫”的梳理,对“君子儒”宝钗矛盾心态的评说,对黛玉悲剧情绪的揭示,都能启发我们影响比较的纵向思维。其次,这些材料置于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封建社会早期文化与晚期文化的融通之中,拓宽我们共同比较的发散思维。钱先生指出《红楼梦》中不少心态、意象和美感,如“蛇腰”、宫怨、“泪河漂尸”等中西文化相通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特色鲜明的《红楼梦》与此相异之处。     

吴宓与王国维《红楼梦》悲剧研究之比较

对《红楼梦》悲剧的研究从王国维开始跳出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借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其悲剧意义,丰富了这部古典小说新的内涵,吴宓的《〈红楼梦〉新谈》同样采取了中西比较的批评手法。他们的研究不仅属于那个时代的一流水平,在今天也依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两人不约而同地将《红楼梦》评为一部伟大的悲剧小说,本文试从二者对《红楼梦》悲剧的评论中,对他们的中西比较观、批评视角和批评方法进行比较。     

吴宓与王国维《红楼梦》悲剧研究之比较

对《红楼梦》悲剧的研究从王国维开始跳出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借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其悲剧意义,丰富了这部古典小说新的内涵,吴宓的《红楼梦新谈》同样采取了中西比较的批评手法。他们的研究不仅属于那个时代的一流水平,在今天也依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两人不约而同地将《红楼梦》评为一部伟大的悲剧小说,本文试从二者对《红楼梦》悲剧的评论中,对他们的中西比较观、批评视角和批评方法进行比较。     

一部富有特色的力作

唐富龄先生的新著《〈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与旋律美》,2 0 0 0年 3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致力于《红楼梦》文本的解读 ,精雕细琢 ,分量厚重 ,值得红学界和古典文学研究界予以关注。在对《红楼梦》文本的解读中 ,注意从中国世情小说的传统出发来立论是该书的一个特色。《红楼梦》之前的世情小说 ,从宏观格局来看 ,基本呈现为两种倾向 :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严格写实和才子佳人小说等对诗意的追求。写实与诗意自成系统 ,大有“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 :《金瓶梅》的风格和市井生活完全打成一片 ,但庞杂却不丰富 (丰富指内…     

世纪末的悲哀——谈《红楼梦》的空间意识和悲剧性

本文认为,《红楼梦》艺术结构存在着两种互为对应的艺术空间:描写荣宁二府的“凡世”与展示大观园的“乐园”.作者有意安排这两种艺术空间的对应,以表现自己的人生“心史”.“大观园”作为作者的理想人生境界,杂揉着东方文士风雅情趣和乡间田园韵致的文化品性.《红楼梦》两重艺术空间的崩塌与幻灭的悲剧是一种处于封建时代晚期的智者与诗人所感受到的世纪末悲哀——现世已经弃绝,理想却正在迷失的,“梦醒了无路可走”的人生悲剧、社会悲剧、时代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