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文化再生产与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自布劳-邓肯模型建立以后,教育一直被当做获取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变量.文章采用2011年CSS的相关调查数据,着重讨论了教育对人们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作用力大小.通过考察教育对人们经济地位、职业地位和城乡地位的影响,发现受教育水平与个人收入无太大的相关性,决定个人经济地位的首要因素还是勤奋与个人的努力状况;与职业地位密切相关的中高级别技术工作却与教育密切相关,只有接受了较高层次的教育,从事技术性工作的概率才会高一些;从城乡角度来看,国家较为公平的高考制度使更多的农村学生有机会通过个人努力考上大学从而流向城市.在目前我国社会阶层还未固化的前提下,教育仍然是个人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影响综述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会影响儿童的发展,这一现象已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概念包含多个因素。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和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对儿童的发展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会导致青少年大脑发育的危险,以及导致他们的学业成绩、认知、情感等方面的发展风险。从目前来看,人们忽视了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所面临的发展风险。有研究表明,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的儿童,也会产生焦虑和抑郁水平较高、社会适应不良的发展风险。因此,从国家政策、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等层面上,重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青少年发展的不利影响,是今后学界研究工作的努力方向。     

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的社会适应路径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工程之一,女性移民是维护家庭和谐稳定的纽带,其在安置地良好的社会适应水平,对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稳得住,能致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女性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务工经历和参照群体等因素会对自身社会适应状况产生影响,其社会适应水平的提高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且并非同步增长。其中,生活适应水平的提升是最快的,而经济适应水平的提高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同时,女性移民社会适应的路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点,经济适应状况在搬迁初期会显著影响心理适应状况,而随着时间的延长,生活适应状况会对女性移民的心理适应状况产生滞后但持续的影响。另外,女性移民的无酬照料被忽视,也是限制其社会适应水平提高的因素。应从落实安置政策、完善就业技能培训、开展社区活动和加大对女性移民无酬照料的扶持等方面入手,提升女性移民社会适应水平。     

社会分层背景下大学生个体择业观差异分析

择业观是影响大学生进行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不同的择业观对职业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社会分层背景下大学生个体择业观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究其原因,除社会文化大环境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大学生先赋地位即大学生家庭所在的社会阶层的影响。由于社会各阶层自身拥有的资源程度不等,使得大学生在社会资本存量上有着不少差异,其中家长的受教育水平、职业和经济收入水平,对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获得和教育过程存在着较大的影响,这也进一步影响着他们个人价值观的形成,从而决定着他们职业选择的价值判断。     

家庭背景对人们教育和社会阶层地位获得的影响

对2008年全国性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以父母亲为表征的家庭背景不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教育获得,而且还影响了人们初次就业职业的阶层地位和现就业职业的阶层地位。这预示着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越高,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也会越高;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越低,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也会越低。由此可见,1999年之后高等教育的扩张,给社会上层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社会下层的收益,使中国社会增加了封闭性特征而非开放性特征。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社会的公平性,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强烈关注。     

市场化进程中我国城镇劳动力的健康梯度——基于不同劳动力部门的考察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11年的截面数据,将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置于市场化进程之中,考察了我国城镇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部门间健康梯度的差异。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劳动力存在明显的健康梯度,个体健康状况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较高的个体健康状况更好,但教育水平对健康状况的影响还存在非线性效应,大致呈倒"U"型;同时,不同劳动力部门的健康梯度也存在差异,在非国有部门,社会经济地位能够强有力的预测劳动力的健康状况,而国有部门劳动力的健康梯度却不明显,显示出市场化水平对健康梯度的调节效应。     

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与不平等再生产——基于CGSS2011的数据分析

依据CGSS2011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分析当今中国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及其再生产,研究发现:性别、户籍和教育程度是影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我国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存在代际传递现象,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家庭背景等因素来影响个人人力资本的获取,进而影响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尤其是拥有党员父亲和高教育程度的父亲可以显著提高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代表着一种深刻的社会不平等,要削弱代际传递效应对个人的影响、营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需要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安排。     

教育与村落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的关系研究

教育是影响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村落中村民的受教育程度决定着他们的社会职业地位,而职业地位则代表着相应的社会阶层地位.落后的农村教育使得村民们只能达到低下的教育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向上流动的距离.教育对村落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的作用巨大,但也有一定的限度.     

消费者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通过问卷调查,从消费者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标准的了解程度及概念的认识状况两方面测度我国消费者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水平,探究影响我国消费者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认知水平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消费者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水平较低,对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标准的了解程度低于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本身的知悉程度;消费者的家庭情况、收入状况、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统计特征因素和非政府组织发育程度、政府监管行为、社会法制环境等市场环境状况因素显著地影响了我国消费者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水平。     

家庭经济状况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家庭经济状况和儿童身体的健康状况、认知和社会情感的发展都存在着一系列广泛的联系。它对儿童的影响从出生开始,一直到进入成年。心理学家提出各种各样的潜在联系机制,用来解释家庭经济状况和儿童成长的关系,但大部分都涉及到父母和儿童自身可接近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对儿童来说,家庭经济状况在多种水平上影响儿童的成长,包括家庭环境和社区的影响,但是家庭经济状况对儿童的影响受儿童自身特征、家庭特征、外部支持系统的制约。     

国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与国民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国外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开展了大量研究.笔者通过对相关研究的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显著地强于发达国家样本的相关.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样本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最强,高收入样本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最弱.样本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越低;受教育程度最低的样本,其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最强.主观幸福感与经济状况的构成以及样本的性别分布会影响二者之间的相关.为此,文章对研究结果进行了需要理论解释.     

妇女社会经济特征对子女数影响的泊松回归分析——基于对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妇女的调查

利用随机抽取的乌鲁木齐市800户维吾尔族家庭状况数据,使用专用统计模型泊松回归分析了维吾尔族妇女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家庭子女数的影响,同时考察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作用。分析发现,维吾尔族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子女数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显著意义。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

中国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利用对大连市1011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比较了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研究发现,两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整体偏低,他们的社会融入过程呈现出一定的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以经济融入为重点,而由于自身定位问题,经济融入未必能带动其他层面的融入;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融入程度要好于第一代农民工,然而相当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身份认同模糊、未来发展不明的边缘化倾向。针对这些研究发现,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相关建议。     

社会经济地位与城乡居民健康差异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探讨了基于城乡不同制度安排下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回报。回归分析发现：尽管总体上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要好于农村居民,但在控制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后,农村居民要强于城市居民;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地位对城乡居民健康的影响机制是存在差异的,教育、收入对农村居民的回报大于对城市居民。进而,添加年龄组后,发现经济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健康影响在不同人群中也会有所不同。为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健康差异,应着力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及其变迁

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是反映社会性别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采用CSS2019调查数据,分析男性和女性在教育地位获得、经济地位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上的性别差异,并与之前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2001年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女性和男性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同样受到社会制度、家庭背景、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竞争上越来越多地拥有同等的机会,与男性共同竞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与社会距离——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研究

社会距离是衡量群际关系状况的重要指标,依据2014年“南京市城乡居民调查问卷”数据,从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的角度分析了市民与农民工间的社会距离。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社会距离影响更为显著,农民工受教育年限越长,主观阶层地位越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而市民主观阶层地位越高,对农民工施予的社会距离大;群际接触也有助于消减二者之间的隔离,促进相互融合,其中,社区参与程度、他群的生活经历与体验对于两类群体的距离感影响均显著,居住环境只对农民工影响显著。如果具体到通婚意愿,社会经济地位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相比农民工,群际接触对于改善市民对农民工通婚意愿影响有限。     

社会经济地位对学前儿童绘本阅读的影响及教育建议

绘本阅读对儿童早期认知和语言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对234 名儿童家长进行调查,重点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对父母绘 本阅读认知和学前儿童的绘本阅读风格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在哪些方面存在影响。结果发现高、低社会经济地位家长绘本了解 程度、购买绘本的风格和内容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此外,高、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绘本讲述、喜欢绘本画风与类型和阅读方式 上存在显著差异。针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在绘本阅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教育建议。     

走路慢可能是抑郁

英国学者在一项新研究中发现：与未患抑郁症的老年人相比。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行走速度较为缓慢。步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体能、关节活动度、肌肉骨骼健康程度和心理健康状况等。英国学者选取了4581名年龄在60岁以上的参与者，     

上海市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现状研究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制度、经济、文化、社会/心理四个维度因素在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了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研究。研究认为,父母教育程度、教育资源的分配状况等因素对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影响最大;户籍门槛、家庭收入等也直接左右融入度指标的提高。     

主客观社会地位对社会信任心态的影响

采用对北京、上海、广州、郑州、重庆、西安、武汉七个地区城市居民信任状况调查数据,从个体微观层面探究个体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及其维度之一人际信任的关系。研究发现,(1)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不存在相关,与主观社会地位存在显著正相关。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月收入和文化程度两个指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此外,男生和女生的主观社会地位和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均不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和女生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显著高于女性。另外,年龄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呈显著正相关,与社会普遍信任水平不存在相关关系。(2)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均与人际信任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就主客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的关系而言,与客观社会地位相比,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的关系更敏感。主客观社会地位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不同于社会信任水平,这表明更为细致地探究主客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不同维度的关系有其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