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屈原法治思想的来源

屈原思想中存在儒家、法家、道家思想成分,这已为大多数学者承认,但是屈原法治思想部分却最被忽视,研究最不深入,据于此,讨论屈原法治思想将从屈原时代的法治思想特点出发,以屈原辞为依据,探索屈原法治思想的来源应是齐法家学派。     

屈原法家思想质疑──兼与任国瑞先生商榷

屈原法家思想质疑──兼与任国瑞先生商榷李金善屈原的思想一向被认为属于儒家体系，自刘安、王逸、朱熹到戴震都无异辞。近世学者游国恩先生也坚持这个观点。但到郭沫若先生便有些明显地变比，他在１９４２年撰写的《屈原研究》中说：“屈原的思想很明显地带有儒家的风貌...     

屈原不是儒家

《四川大学学报》今年第一期刊登了一篇《屈原是法家吗?》(以下简称《法家吗?》)的讨论文章。该文在经过了一番论证后,得出了“屈原的思想和儒家的思想是大致一致的”这个结论。对于这个结论,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将自己的看法提出以与之商榷。一、关于屈原的统一思想我国春秋战国本是社会大变革时期。由于奴隶的起义和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化,由于生产关系的变化引起了上层建筑的逐步变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人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和壮大而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因之,研究     

屈原不是法家

《西川大学学报》在一九七五年第一期上,对屈原的评价问题展开的讨论,引起了广大工农兵读者和专业理论工作者的充分注意。这个讨论是极其必要的和认真负责的。本文试图就这期《学报》刊载的对屈原评价问题的两种不同意见,在商榷中涉及的几个突出问题,提出几点肤浅的意见: 在屈原诗承中表现的究竟是法家思想还是儒家思想? 屈原是“想让楚国担任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还是企图让楚国阻挡泰国对中国的统一? 屈原的《天问》一诗是否是对儒家传统观念的“怀疑和否定”?     

论屈原的文质观

本文拟从属于审美范畴的一个侧面——文质观入手,对屈原的审美观作初步探讨,并用比较的方法对屈原的文质观同北方儒家的审美观作出对比分析。当然,比较的结果,不是用以说明屈原的审美观和儒家审美观有什么高下优劣之分,但二者之间是同步还是有一定差距,是相同还是相异,这是要作出实事求是的回答     

论屈原的死亡意识

屈原在他的作品中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其死亡意识:一是描述死亡,一是描写对死亡的超越。诗人的死亡观既受孔子、孟子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又有庄子死亡观的渗透。作品所表现的死亡意识,是诗人死亡观的艺术体现,是诗人人格境界的艺术转化,它蕴含着诗人对死亡的独特理解与阐释。屈原对于以死殉节的坚定选择是儒家"内圣外王"、道家"无待而游"人格境界的双重体现。     

屈原婚姻考——兼评女媭为屈原贱妾说及其他

有的论者认为屈原曾有过妻子儿女。本文认为屈原一生中并未结过婚,并从四个方面对此作了论证:(1)屈原全部辞赋,只字未提妻子;(2)屈原一生的行踪,在任何地方都是孤身一个。在郢都、姊归、汉北、沅湘、陵阳、溆浦、汩罗,都没有妻子的影子;(3)屈姊说他独身离居。屈原自己说没有配偶,“独无匹兮”。汉人也说屈原“无偶”、“独枪形影”。屈原未曾婚配,是他一生的不幸遭遇使然,也是屈原孤独性格形成的原因之一,由此也证明了将女媭说成是屈原的贱妾、女伴、女儿的谬误。     

屈原社会理想与儒法两家的关系

本文从屈原“美政”社会理想与儒、法两家思想关系入手,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屈原社会理想的性质、内容和意义,指出“美政”的主旨在于以先王盛世为蓝本,恢复领主贵族制度的秩序之“礼”。这种思想具有鲜明的儒家色彩,而与法家则是基本对立的。文中还揭示了这一主旨与其社会批判精神的内在联系,及其倡导廉洁政治、主张举贤授能的历史意义。     

屈原“九死未悔”的革新精神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是战国时代末期楚国的杰出法家和大诗人,他一生为了坚持和实现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政治主张,同奴隶主贵族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两千多年来,屈原这种“九死未悔”的斗争精神一直受到反动统治阶级和儒家的攻击和歪曲。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屈原及宋玉”中,一反千百年来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充分肯定了屈原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倾向,赞扬他具有“九死未悔”的反潮流斗争精神,高度评价他的诗歌作品,给了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今天,学习鲁迅对屈原的正确评价,对于我们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慎到应是黄老思想家——兼论黄老思想与老子、韩非的区别

以前读《慎子》时感觉:扑面而来的是法家气息,但字里行间也闪耀着道家思想的光辉。实际上,学界对慎到学派的归属的确是莫衷一是、见仁见智:有列慎到于法家,如《汉书·艺文志》和《荀子》。郭沫若也说:“严格地说,只有这一派或慎到一人,才真正是法家”(《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说他是道家。治思想史的大家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里,虽将慎到列入“前期法家”的题目下,但又同意说:“慎子的确是《天下篇》所描写的那样的道家的慎子”。吳光在1985年新出的黄老专著《黄老之学通论》也列慎到于“前期道家”;有人说:“从哲学上看,慎子属于道家,从政治思想上看,则为法家的重要     

屈原形象的历史诠释及其演变

两千多年来,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笔下有着不同的屈原形象。两汉人心目中悲剧的屈原,宋代以后逐渐被塑造成为忠君爱国的圣贤,明清之际遗民学者笔下的屈原则是富有民族气节、满怀孤愤的爱国志士。20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整合与融汇,传统的屈原形象发生深刻的裂变,屈原被分别描写为一个纵横家、巫官、有洁癖的殉情者、法家诗人,还有人认为屈原是一个“病态狂人”。屈原形象的接受史既反映了接受者的个人心史,也折射出历史群体的政治及文化心态。     

先秦道家论礼之起源

道家的理想社会是以母系氏族社会遗风为蓝本而构建成的,比儒家的更远古,其对礼起源时间的追溯,也就更加遥远,《鹖冠子》关于礼的起源时间追溯到了天地初立的泰上成鸠时期。与儒家的礼本于人情和本于历史说不同,道家认为礼产生于对人类各种欲望的节制,这与法家的看法相似,但其本质区别在于道家从对人性的破坏这一点出发,认为礼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堕落的标志,具有消极作用;而法家从现实功利性出发,认为礼的出现有效遏制了纷争,具有正面的、积极的作用。     

道儒法渊源初探

重新疏理中国的学术源流是当今中国学人的重任,道儒法的关系是其中绕不开的主题。从老子与孔子、严君平与扬子云这两对师生来看,道家似乎可以完全并入儒家的范畴,道家更像位于儒家学问三阶段中的第二阶段,或者是儒家不得其时时所选择的隐退生活方式。法家则是从道家脱胎,为道家的一种衰败形式,儒家在返回道术未裂时的整全学问之后,或许可以从道家或者说儒家的进深学问中得到更完备的法学。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汉代人的文学批评思想

汉代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反映了汉人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人品定文品,肯定屈原及其作品者目之为“忠贞之臣”,而贬之者则说他是“狂狷之士;司马迁透过屈原的作品发现了一个“怨”字,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创作动因论;以儒家诗教原则和儒家经典为标准对屈原作品进行评判,反映出汉代以政教为中心的实用批评思想。     

屈原美学思想概述

屈原是我国最早的伟大诗人,也是杰出的思想家、美学家。尽管他没有理论形态的美学著作,但是他的美学思想则明显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本文拟就屈原的美学思想作简要地探讨,以求教于海内外方家。一、屈原美学思想与其哲学、政治、伦理等思想的关系。屈原美学思想是与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融汇在一起的,这恰恰也是先秦美学思想的一个特点。从哲学思想来说,屈原吸取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精华,既是一个朴素的唯物论者,又是一个大胆的怀疑论者。他既承认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南阳屈原传说中屈原形象概说

在河南南阳,至今流传着很多关于屈原的故事传说,反映了屈原文化对该地区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南阳屈原故事传说主要塑造了屈原忧国忧君、忠言直谏、同奸佞作坚决斗争的忠臣形象、爱民如子的官员形象、为民除害的英雄形象、民众的保护神形象和伟大的爱国诗人的形象。有些形象是历史上的屈原应该有和可能有的,有些形象则是民间理想化的形象,是民间根据自己的理想演绎出来的形象。但这些形象无一例外地表现了作为楚人后裔和楚文化发祥地的南阳民间对屈原的敬仰与爱戴。     

论法家的德育思想

表面上看，法家曾猛烈地抨击和否定儒家的德教思想，明确宣布“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似乎法家绝意于道德教育。其实不然，中国古代儒家、道家、法家都有一大套开展道德教育以治国安民的主张，所不同的是儒家着眼于“导”人心，道家着眼于“顺”人心，而法家自有其独到的见解，着眼于“制”人心。法家主张以法教代替德教，以法治代替德治，通过法制的宣传教育和实行，重新组建社会规范，以控制人心，稳定社会，发展生产，其德育思想独树一帜：其德育内容是强化法制意识；其德育目标是维护君权，崇尚法术；其德育方法是因人之…     

论儒道墨法四家在汉民族文化心理构建中的作用

文化心理结构由本能无意识、文化无意识、社会文化意识三个层面构成。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构建了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其思想又嵌入到三个层面中内化、积淀成丰富的内容。儒家、道家、法家对本能无意识进行了控制 ,墨家要发展本能无意识 ,但作用不大 ;儒家、道家、墨家思想内化、积淀到了文化无意识系统中 ,法家思想却没有嵌入进去 ;这四大家对社会文化意识层面的构建都起了重要作用 ,从而使社会文化意识性内容极为丰富 ,也使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座金字塔“颠倒”了 ,文化的转型就是要再颠倒这座颠倒了的金字塔     

屈原诗歌是“史诗”吗?——兼与美国汉学家柯马丁商榷

屈原诗歌属于抒情诗,不是叙事诗。史诗是叙事诗的一种。将屈原诗歌为主体的楚辞说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史诗”,肯定不正确。把屈原、屈原诗歌以及到两汉时代人们对屈原及其诗歌的历史记载与综合评论,概括为“屈原史诗”,不符合“史诗”的概念,而从“文化记忆”角度看,这实际上属于一种综合的屈原文化现象。     

屈原北行考

屈原北行,是指屈原被楚怀王疏绌后的汉北之行。屈原北行的事迹,史籍并没有记载,是后代学者发觉的。 《史记·届原列传》说:“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既绌。”屈原被疏绌后他在何处,本传就没有说了。《新序·节士篇》说:“屈原遂放于外。”屈原放逐到哪里去了,《节士篇》也没有下文。厢原被怀王疏绌(或初放)后的踪迹是一个问题。 经过古代学者的探索、研究,终于发觉了屈原被疏绌后的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