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堡聚落空间形态与建筑景观研究

独具特色的"屯堡文化"是汉族文化的"活化石",屯堡民居的建筑、服饰以及生活方式沿袭着明代文化习俗,历经六百多年的历史变迁,基本完整保持着世代传承的文化习俗和服饰特色,既保留了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先祖的文化传统,又在贵州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中创造了独特的地域文明,造就了屯堡聚落景观.本文将屯堡聚落空间形态及建筑特色景观作为案例开展研究,以期为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地域文化提供借鉴与参考.     

屯堡聚落空间形态与建筑景观研究

独具特色的"屯堡文化"是汉族文化的"活化石",屯堡民居的建筑、服饰以及生活方式沿袭着明代文化习俗,历经六百多年的历史变迁,基本完整保持着世代传承的文化习俗和服饰特色,既保留了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先祖的文化传统,又在贵州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中创造了独特的地域文明,造就了屯堡聚落景观。本文将屯堡聚落空间形态及建筑特色景观作为案例开展研究,以期为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地域文化提供借鉴与参考。     

民族旅游中的文化中心主义与族群认同研究——基于大理双廊白族村的田野调查与研究

民族旅游中文化中心主义夹带着经济利益侵入族群社区,引致族群文化急剧变迁,从而影响族群认同.文化中心主义首先是一个经济现象,通过经济诉求来实现文化影响,其中旅游舞台文化展演是文化中心主义的集中体现,常常沦为旅游开发商取悦游客的工具.族群旅游社区只有提振经济,掌握经济话语权,复兴传统文化,取得文化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克服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提升族群认同,使族群文化健康、生态地传承与发展.     

从贺州族群结构看中国民族关系模式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族群结构复杂,分布有汉族、瑶族和壮族等15个民族,而居住在贺州的汉族和瑶族都分别包含有至少两个支系.贺州各个族群在国家认同和汉文化的基础上,一直保持着各自的文化传统与特色.经过不断地磨合,在1949年之后真正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族群关系乃至民族关系模式.贺州市族群结构的状况及其形成过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民族关系模式的类型和特征.     

汉族民系的文化变迁与融入——以海南疍民为例

疍民是汉族的一个特殊民系,其文化既深受汉民乡土文化影响,又因千百年的水上生产生活而形成了独特的水文化。本文采用问卷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对海南疍民进行研究,以了解他们的文化变迁和文化融入等情况。研究发现,随着疍民逐渐离船登陆上岸,他们对水的依赖慢慢减少,水文化符号逐渐减弱。延续几千年的封闭独立族群也出现了与岸上陆地居民的融合,族群界线越来越淡化,尤其是新生代疍民的族群意识和身份认同越来越模糊。传统的海洋、港湾和海岸生存生活空间因旅游开发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挤压和侵占,导致他们的社会认同度偏低。     

多重的认同,共赢的汇融──壮汉族群互动模式及其对消解民族矛盾的启示

中国第一大民族汉族和第二大民族壮族之间,千百年来相互间发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经历了由对立冲突到和谐共生的复杂演化历程,形成了多重的文化认同和共赢的族群汇融的独特模式。南迁西徙的中原人、湖广人、广府人、客家人、闽南人等汉族族群在壮族居住地寻见了新的生活空间,而壮族在同上述诸族群的交融过程中,吸收了汉民族的先进文化,提升了壮族文化的层位,推动了壮族社会文化的发展。在许多地方的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纷争此伏彼起的当今时势,深入阐发壮汉两大民族之间互补互利,共生共赢的族群互动模式的深层蕴涵,将对减缓民族冲突,促进各族群和睦相处,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和现实意义。     

现代消费视角下贵州民族传统村落旅游开发思考

自2012年起,国家开始传统村落保护工程,贵州在已公布的三批保护村落中列全国第二位,保护好名录的传统村落不仅仅是保持其原样,更应该考虑在保护的基础上如何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本文在分析贵州民族传统村落的旅游价值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旅游消费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提出在保护基础上如何进行旅游开发的思考。为贵州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开发提供可参考的意见。     

民俗学视野下瓯南地区非典型古村落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

关注乡土就是关注中国,中国文化的根基在乡村,复兴中国文化首先要复兴乡村文化。村落是由社会、经济、人文及自然构成的生态网络,传统村落更是在长期农耕文明的延续下逐步形成的。它所承载的是历史的印痕和社会发展轨迹,它们被视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高速发展,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风貌逐渐改变,农村人口特别是年轻人不断向城市聚集,村落的人口结构出现严重失衡,从而导致大量的传统村落空置或消失,延续了上千年的有形的、无形的农耕文化和乡野民俗也逐渐远去。本文从民俗学的视角,分析瓯南地区非典型古村落风貌特征和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研究如何更好地保护、传承与发展非典型古村落,探索保护与传承非典型古村落文化在当下对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从宗祠到文化礼堂:村落传统建筑遗产功能研究

村落建筑文化遗产的开发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在政府管理者自上而下的建设下,作为公共生活空间的村落传统建筑遗产在功能上呈现历史性的转变。本文以浙江省金华市澧浦镇琐园村个案为探究对象,对比了该村村落公共建筑从传统的"祠堂"到现代的"文化礼堂"的功能变迁,并在"乡村旅游"和"遗产运动"的大环境下,反思村落建筑遗产的主体性,从而为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提供借鉴意义。     

贵州苗族山地民居的建筑布局与文化空间——以控拜“银匠村”为例

贵州苗族山地民居的建筑选址与族群历史记忆、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其村落格局是苗族社会文化空间的景观性呈现;在大众旅游时代,应注意对苗族文化空间的保护.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铜鼓文化圈的演变过程

铜鼓文化圈是南中国与东南亚特有的文化现象,但不等同于铜鼓的分布区域,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时空概念,中心与边缘的分布区域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各时期铜鼓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变化,经历了形成、发展、兴盛、散播与传承的演变过程.     

节庆文化及其传承逻辑——基于贵州清水江苗族独木龙舟节的分析

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实践是民间文化的源头活水,任何民俗文化事象与当地民众的社会文化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本文具体呈现了贵州清水江上游苗族独木龙舟节的丰富内容,分析了独木龙舟节的性质和功能,揭示了独木龙舟节与苗族社会文化的逻辑联系,指出独木龙舟节对于理解文化整合性、文化活力内源性和文化形式变化性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