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

随着RCEP正式生效,贸易便利化成为核心议题,也为成员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带来了新的平台和契机。构建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再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RCEP成员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选取2011-2020年的样本数据,拓展引力模型检验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RCEP整体上贸易便利化平均值为0.637,处于一般便利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其中新加坡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最高,菲律宾的最低;中国及RCEP其他成员国的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标的系数在进口和出口两个模型中均显著为正,且一方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都更有利于促进其出口;中国及RCEP其他成员国的贸易便利化四个一级指标的系数在进口和出口两个模型中均显著为正,但两个模型中的系数存在一定差异。未来RCEP各成员国应以自身贸易便利化发展为出发点,致力于提高国内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各项指标,通过改善政府及规制环境、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海关与边境管理效率、促进金融与电子商务发展,提高各成员国农产品贸易便利化水平。     

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潜力的实证研究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RCEP的签订为推进区域合作和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提供了良好契机.基于1999-2018年中国与RCEP伙伴国的数据,通过分析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现状、贸易品种结构以及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运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实证研究影响中国对RCEP国家开展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因素及出口贸易潜力.结果表明,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呈现逐年增长之势,中国与伙伴国的经济规模、双方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两个因素对中国贸易出口额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国对14个伙伴国开展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潜力较大,未来经贸合作空间广阔.为促进中国农产品的出口贸易,中国应加快做好RCEP生效实施有关工作,完善与RCEP实施相关的法律制度,加强对RCEP中与农业相关的内容培训,同时探索农业生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产品高质量发展,在不断深化与RCEP伙伴国进行农产品贸易的同时,针对各国的资源禀赋特点,有选择地与伙伴国开展农产品贸易.     

中国对RCEP其他成员国的贸易增长动力研究——基于创新驱动视角

坚持创新驱动,构建具有强劲内生动力的贸易发展核心优势是当前及未来更长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创新驱动的中国对RCEP其他成员国的贸易增长引力模型实证发现,创新能力对中国国际贸易增长具有明显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市场环境、交通物流等综合条件的改善将有助于中国和RCEP其他成员国双边贸易的共同繁荣;东盟十国在RCEP框架内占据中心地位,创新发展与贸易环境改善能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双边贸易增长;创新驱动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进口、出口及贸易总额等不同方面的影响结果有所差别。基于此,中国应持续深化全面创新,构建基于创新驱动的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优势与内生动力;在坚持高质量开放基本原则的同时兼顾RCEP成员国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针对性地发展各具特色的国际经贸合作,推动产业链、价值链、技术链及供应链在RCEP不同国家实现相应的延展与互补;同时主动积极推动RCEP的深入落实,进一步营造更大范围与更高水准的贸易环境,加快培育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RCEP机遇下福建自贸区数字贸易发展机遇与推进模式研究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以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对数字贸易发展更加开放包容和鼓励支持。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国务院第二批批准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之一,依托本省外贸特点与产业特征所体现出的生产要素基础,同时借助RCEP签署生效所带来的数字化、数据流动自由化、数字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区域枢纽性质的发展新机遇,可迎来数字贸易发展的大好时机。因此,福建省应珍惜百年一遇的国内外大势,着力探索数字贸易新模式、引导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监管与治理体系,以实现数字贸易的新发展。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路径研究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联系农民的最后一公里、是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保障.随着"两个责任"的提出落实,农村党组织政治生态焕然一新.但是部分地区也存在着凝聚力缺失、政治权威弱化、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巩固农村经济基础、重塑党组织政治威信、强化党员素养作风建设,才能突破困境、勇立潮头,以舍我其谁的魄力勇担时代责任.     

法治乡村建设视域下的乡村组织振兴研究

依法推进组织振兴是法治乡村建设的题中之义,包含着以乡村基层组织法治化的再造路径,因应调适“法治乡村”和“乡村法治”的双重建构目标。当代乡村在因社会转型压力面临基层“去组织化”倾向的现实阻碍状况下,应遵循制度化、法治化的路径,推进治理方式变革,构建治理体系闭环,充分发挥国法党规有机协调的“双轨法治”实践功能,并通过人才选拔培养、权力运行监督、法治保障供给、绩效考核评估、公众有效参与等层面的一系列实践创新策略,进一步依法继承并弘扬“党管农村工作”的优良传统,确保党群关系转型和重塑。     

乡村振兴视域下时代新人培育的困境与路径

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完成,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而时代新人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力军,其内涵体现在信念、素质、品德三大方面。但是,当前乡村振兴视域下对时代新人的培育还面临着基层党组织建设不健全、文化建设不到位、教育水平不高、政策制度不全面等问题。为此,推进时代新人培育需从党建领航、文化护航、教育导航、制度助航四方面进行精准引导,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     

乡村振兴视域下工业型特色小镇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乡村振兴视域下构建了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政府支持、创新动能、宣传效能、服务设施、特色产业发展、促进"三农"8个方面的工业型特色小镇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CRITIC-灰色关联法组合赋权的TOPSIS评价模型,对河北省邯郸市3个工业型特色小镇的发展水平进行实证研究,根据评价结果发现邯郸市工业型特色小镇普遍存在创新动能较低、特色产业发展动能不足、宣传效能较低、服务设施不够全面与便捷、促进"三农"问题的缓解程度不够等问题,提出创新动能、宣传效能、服务设施、特色产业发展以及促进"三农"方面的对策与建议。     

乡村振兴视域下培育农民生态意识的重要意义与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生态先行。意识是行动的先导,农民是乡村生产生活的主体,其生产生活行为将直接影响到农村生态环境。因此,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培育农民的生态意识,以农民良好的生态意识助推乡村的全面振兴。当前,培育农民生态意识还存在诸多的现实问题,为了助力乡村振兴,必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加强农村生态文明教育;开展农村生态实践活动,引导农村生产生活新方式;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范农民生产生活行为;方能有效提高农民生态意识,以农民生态化的生产生活行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和沿线国家农业交流合作营造了良好的环境,而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农业上互有优势,相互合作潜力巨大.选取2000~2015年面板数据,建立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以及贸易非效率模型,分析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逐年增加但总体贸易效率极低,且对东盟各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和东盟各国经济规模、东盟各国人口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具有显著拉动作用,而中国人口,中国与进口国首都距离则产生负向效应;进口国关税水平、进口清关时间、农产品出口占比阻碍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的提升,而物流绩效指数、同时期同为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促进对其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的提升.最后就如何提高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主体制度创新研究——基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的资源价值和财产价值凸显,对其盘活利用社会共识逐渐达成。向社会主体适度开放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现象在我国地方实践中逐渐增多,引起了学术界关注。经过前期政策探索,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现已进入试点政策完善及总结阶段。“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试点探索实践表明,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必须突破乡村内部主体范围,引入社会主体,因此主体制度创新必不可少。基于公平与效率视角,创新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主体制度,需坚守公平价值优先的基本逻辑,恪守农民作为宅基地使用权基本主体的地位,树立底线思维。同时,遵循兼顾效率的基本逻辑,审慎推进宅基地利用主体范围的放活,促进宅基地土地资源有效利用,形成主体对资源的和谐利用关系,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与培育路径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支撑,农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进度。当前农民的有限主体性不能够满足乡村振兴要求,农民主体性发挥不足受到主观认知因素、组织因素和体制因素的制约。为此,要构建与乡村振兴要求相匹配的农民主体性,唯有破除制约农民主体性发挥的障碍,构筑乡村情感共同体,加强农民主体性培育的乡村文化建设;打造农民利益共同体,强化农民主体性培育的组织保障;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增强农民主体性培育的政策嵌入,从而促进农民主体性意识的激发、主体能力的提升、主体作用的发挥,以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要求。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土地经营权改革：爱尔兰案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农业的现代化需要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土地经营权制度。中国土地经营权改革要充分体现国情农情,同时在权能结构和改革路径等方面参考他国经验。为改造传统农业和提高生产效率,人地关系紧张和推崇人文关怀的爱尔兰,通过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改革,最终建立了以双重所有权为核心的现代土地经营权制度。作为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通过经营权改革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先行国家,爱尔兰案例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中国土地经营权改革有诸多借鉴：基于国情建立中国特色的土地经营权;通过试点改革,探索经营权的权能内容及改革次序;在推进路径上,以地方试验总结普遍规律,把政策创新上升为制度安排。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旅游生计转型对生计能力的影响研究

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是解决农户生计问题的重要途径。基于可行能力和可持续生计理论,本文构建了乡村旅游视角下农户生计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以陕西省497份农户调查数据为例,运用分位数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研究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旅游生计转型对生计能力的影响效应及不同组群农户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生计转型对于不同分位点农户生计能力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U型”趋势。(2)相较于未参与旅游生计转型农户,参与旅游生计转型农户生计能力显著提高,且发展能力、社交能力和经济能力均受到显著正向影响。(3)基于农户异质性视角分析可知,农户旅游生计转型后,60岁以上老年农户的生计能力提升幅度较其他年龄阶段明显;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农户,其旅游生计转型对生计能力的正向影响效应最显著;关中地区农户旅游生计转型对生计能力的影响效应最高且最显著,陕北、陕南地区均不显著。为有效提高农户生计能力,政府应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户参与旅游生计转型,并结合农户的异质性特征制定差异化政策和措施,切实提升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公务员心理契约对职业倦怠影响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基层公务员面临着新的压力和挑战。通过对A省1338名基层公务员的职业倦怠状况进行描述性统计、主成分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研究结果：男性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感显著高于女性;随着工作年限增加,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感呈现波浪式上升;45岁以上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感最高;心理契约交易责任维度、关系责任维度、发展责任维度对职业倦怠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关系责任维度为主要影响因素。可以从优化队伍结构、学习培训、工作反馈、心理关怀等方面提出缓解职业倦怠的对策。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土文化的价值传承与重构——基于江苏省H镇的思考

乡土文化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反映乡村振兴的时代价值,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乡土文化的时代意蕴体现于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更好地实现和谐人际关系的建构、良善民俗风尚的传承、厚重民间历史的承载、多样地方特色的彰显等。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土文化的现阶段发展存在着乡土文化主体缺失、老旧观念偏离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乡土记忆欠缺造成创新性的匮乏等诸多问题。因此,我们应充分吸收乡土文化的时代价值,从打造人才回流机制、促进乡民观念的转变、融合发展乡土文化等方面对乡土文化实现传承与重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视域中的农民主体作用、制约因素及路径选择——基于湖南岳阳乡村的调查与思考

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因素,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当前农民对乡村振兴关注度和支持度较高,农民的主体作用发挥成为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但现实中,农民主体作用也受到诸如农业综合效益较低、农民自身思想文化和能力素质不高、管理机制滞后及基础条件薄弱等多方面的因素制约,需要党委、政府综合施策,采取完善乡村治理、健全政策扶持、建立引导机制、补齐短板缺陷、加强培育培训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尊重、引导、激励和支持农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激发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